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与现代化的演进※

刘 刚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当前学界无论是对制度建设的研究，还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讨，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联系问题，则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逐渐成熟、定型的?在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中，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怎样逐渐展开的?同时，制度建设的推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拓展发挥了什么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对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有着何种要求?围绕这些问题，从宏观的历史视域角度进行尝试性回答。

一、邓小平心系制度的定型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是内在一致的。邓小平没有使用过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其对制度建设与现代化事业的艰辛探索，为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支撑。

（一）邓小平对制度建设与现代化事业的艰辛探索

1.制度的完善与创新要循序渐进，坚持整体性原则。制度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使之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把制度建设提高到关乎党和国家颜色是否改变的高度，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首先，邓小平强调，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同时要兼顾党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其次，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并且指出具体制度是实现根本制度的手段，具体制度可以根据时代需要加以改变。最后，制度建设要有整体性和全局性。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它不仅涉及基本制度，而且还包括了一般的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只有在关注基本制度的同时，对一般的制度和具体规章制度加以配套，才能使原则性制度、工作内容性制度与操作性制度、工作程序性制度统一起来，有效运转。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基本制度建设，同时也注重相应的规章、制度的配套，力求打造一种“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良好局面。

2.关于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目标和动力。首先，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这一部署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次，现代化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现代化，目的就是要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当然在邓小平时期还未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更没有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系统性阐述，但是在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已经初见端倪。最后，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是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机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而是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为此，我们就要改变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改变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以此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此外，邓小平还指出，长期的闭关锁国使我国处于落后的局面，我们应该抓住发展的机遇，打开国门，走对外开放之路。在对外开放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且，无论改革还是开放，四项基本原则都要贯穿始终。

（二）邓小平晚年心系制度的定型化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问题

1.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需要 30年。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武昌等地的南巡谈话。其中，他明确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才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成熟的、定型的制度下的具体方针、政策与机制，也将更加完善、更加定型化。有学者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键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上看，邓小平晚年关于制度定型化的思想是当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渊源。

2.分配问题与发展问题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晚年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一个是分配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把蛋糕做大和如何把蛋糕分好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不但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满足人民的生存需求，还要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满足人民的发展需求，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外，发展问题列入日程后，引起我们关注的应该就是分配问题。邓小平于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3]他还指出，要用各种手段、方法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既然两极分化迟早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就要求在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同时，把蛋糕分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我们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也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富裕起来以后，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又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分配问题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分配不公不但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江泽民治国理政的方略与对现代化建设战略步骤的构想

（一）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发展的实践，吸收中华民族传统的治国理政理念，借鉴国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整合出的新的治国方案。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保证。另外，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实施依法治国提供法制保障；必须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实现以德治国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还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二）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目标和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两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根据党情、世情、国情的新变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纲领主要涉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标志着“三位一体”总布局的正式形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理论。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同时，还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要求，其中有关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为“四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所设计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三步”进行了细化，即“新三步走”。其中，从2000年至2010年是“第一小步”，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10年到2020年是“第二小步”，奋斗目标就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问题。从2020年到2050年是“第三小步”，目标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4]。 新“三步走”是对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补充和扩展，有利于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展望

（一）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发展可持续性不强，以及干群关系、贫富差距、道德失范、腐败多发、价值观念多元等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胡锦涛同志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指出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社会管理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并举，使人民群众的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同时，改革政府运行机制，推进简政放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通过社会组织这一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此外，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为社会的有效管理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和奋斗目标

胡锦涛同志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基础上，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列入日程，由“三位一体”发展到“四位一体”，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结果，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弥补社会领域的“短板”。发展一般是指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但要有量的积累，还要有质的提高，质量的提升需要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建设的和谐。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事关民生领域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党中央针对新阶段社会矛盾凸显的实际，加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筑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方面，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时隔15年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梦），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现代化梦）。从而顺应了当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美好期盼，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90多年来党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集中概括。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

同时，胡锦涛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主要表现在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创新上。他强调，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体系的总体目标就是要 “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6]。具体来讲，要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创新党内民主决策和民主选举机制，逐步实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也非常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明确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要运用制度来约束权力，为***同志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的新进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一）关于***对制度建设的新推进

一是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7]同时，要深化财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深化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逐渐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快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三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逐渐“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8]，还要推进党内法规机制的完善。四是关于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打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五是关于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法的基础上，“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纵向有机结合”，“自外而内”的法治与“自内而外”的德治“横向有机结合”[9]。***同志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与问题的体制。六是关于社会事业改革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逐步促进就业与创业体制的改革，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7]等。

（二）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进行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为什么要进行国家治理，如何进行国家治理”等，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从强调“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到强调“国家治理”的转变，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发展，也彰显了我们党执政能力的增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立法、行政、司法等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加强预算和监督制度的改革力度。国家治理需要规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行为，规范这三种主体的行为规则、制度和程序构成了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效的国家治理需要的是国家治理主体的集体参与、积极互动，从而达到一种互利共赢的局面。“现代国家治理是符合理性精神的治理，是科学的治理，强调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特点。”[10]国家治理的最佳状态就是善治，它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府，需要有好的社会秩序，达到的是政府和社会良性共治的局面。而这种善治也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在政府发挥主导的作用下，力求把公共利益最大化。

就推进国家治理问题，***同志主张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这里主要提及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应该畅通公民合理有序参与的渠道，为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在实践中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同时，他也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道路，忽视了加强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导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更需要国家发挥宏观指导的作用，需要更加优化的顶层设计，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此外，他要求把具体的改革举措和创新行为提升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国家制度层面。我们应该不断总结治理改革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将具有创新意义的基层治理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加以推广。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只有将好的具体治理行为和治理能力提升到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层面才能充分显示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否则这种好的治理举措，只能成为一种短期的创新行为，根本没有推广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客观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制度的完善创新与现代化的推进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互动过程；二是通过制度建设推进现代化是历代领导集体重要的治国理政理念；三是制度建设与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内在组成部分。

[1]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2]许海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4]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2008：338.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1）.

[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74-75.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6-37.

[9]殷昭举.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J].社会学评论，2014（3）.

[10]祝灵君.从理性国家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的几个特征[J].党政干部学刊，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