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持中调和政治思想的认知与评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4－0026－04

［作者简介］张富良（1971－），男，辽宁大连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大卫·休谟是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但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休谟的思想经常被忽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休谟思想的价值，还没有认识到休谟作为政治学思想大师在思想传承中的作用，因此，认真研究和解读休谟的政治思想不仅可以丰富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内容，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休谟持中调和的政治主张

休谟政治思想在思想理路和内在逻辑上具有完整性、连贯性和独特性，他从理论的角度，在经验哲学的基础上，为现实政治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从实践的层面，他的政治思想对英美立宪政体的实践及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集中体现在他多元融合的政治立场上。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但由于事物本质的复杂性，使得概念本身就具有了争议性，事实上，每个术语都有一些互不相容的概念，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被接受为该术语的真正含义。然而，“承认一个概念‘本质上有争议’，并不是要放弃理解它的努力，而是要明白：概念的各种相互竞争的版本都同样是有效的。” ［1］休谟的政治主张是在维持现有经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走渐进改良的道路，呈现出了持中调和的思想特征，他的保守倾向为保守党人所接受，他的尖刻批判又让激进派非常欣赏，而他稳健的政治改良主张则易于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具体内容包括：

1．在政府体制上，休谟认为民选的政治领袖并不一定优于世袭君主，究竟是法国式的君主制好还是英国式的“自由”制度优越，休谟对此十分谨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探讨了这两种制度产生的结果，即自由政府能促进贸易，但是有义务控制易于失控的公债；自由政府促进科学，君主制促进艺术；自由政府给予其国民以更多的自由，但存在牺牲他们权力的更大危险等等。休谟研究问题的宗旨在于对已经存在正式政府的地方，无论其形式如何，对政体的选择应当很好地加以权衡，以使现存政体和审慎的政策赢得支持。以此为标准，他认为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政体便是需要捍卫的政府形式。因此，政治治理既要谨防完全君主专制，也要提防“民众政权”，以便在一切政治论争中保持中道适度。显然，休谟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混合制，完全的君主制和共和制都不是最好的，而将君主制和自由适度的混合，政府会变得更加自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他给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提出需要保留传统，保留王室统治，体现了他在政治领域中折衷妥协的态度，而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的政府也确实反映了人性的妥协与调和、制度的继承与修补。

2．在对待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休谟认为应该在尊重传统与习俗的基础上，追求渐进变革。休谟主张积极地寻求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革新，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反对全盘推翻现有的制度，认为所有的改革都必须与传统的体制相协调、相配合。在他看来，“每一种人类的制度必须进行一些革新，如果这些革新是由先觉的哲人指引，延着理性、自由和正义的方向变革，则为莫大幸事。但任何个人均无权作激烈革新，立法机构企图做这种革新则更为危险，指望它们只能弊多于利。”激烈变革“即使前进也长期成为动乱之源，所带来的风险则更多。” ［2］据此有些学者将休谟归为保守主义者。其实休谟的保守主义倾向体现在珍视现在而非眷恋过去。他是政治与经济既有体系的维护者，强调正义规则，重视私有财产的保护，倡导对现存经济政治秩序的保持。从这个角度说，休谟的思想倾向主要表现在他对传统习俗的珍视，和对现状的维护，而对那些自称为政治中的“最终真理”常怀戒惧之心。他认为，在政治中，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没有任何东西是由“不证自明”的理论规范推导出来的，现实政治不过是基于习俗、惯例或是人们的生活需要而形成并逐步完善的。他强调对哲学与政治应用“实验的方法”，根据相对确定的现下经验来从事哲学与政治理论研究得出更合理、更符合现实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看，把休谟归为保守主义者是不恰当的。

3．在党派问题上，休谟反对党派林立，认为“派别损害政体、瘫痪法律，在同一民族的人们中间造成强烈的敌意，” ［3］他分析党派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政见分歧、利益冲突，部分则是相互间的敌对情绪，大多数党派之间并无利益与立场的根本冲突，反而使敌对情绪的渲染造成相互仇视、水火不容，他常以英格兰内战为鉴，将其归因于狂热党争，指出英国政府当时的首要课题不在于如何权力分立，而是诸权如何统合，观念分歧不管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但观念却是造成几乎所有宗教战争和宗教分歧的根源，人们甚至会因为对一篇宗教论文中字句和短语的看法不同而贸然发动一场战争，休谟对此嘲笑说：“有些派别接受这些短语而实不知所谓，有些派别则以同样盲目的方式拒绝接受它们。” ［4］他同时认为，在现有立宪政体下，党派会一直继续存在，取消党派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但要有意识地避开党派冲突，各方要有所节制。他试图说服辉格党和托利党放弃那些与现实政治极少关联的政治教条，希望各党派能以妥协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保持平衡。由此可见，休谟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是一种源于怀疑论而不是源于抽象原则的保守倾向。

4．在对政府的服从和反抗问题上，休谟认为要兼顾权威和自由。人们需要权威、需要政府去维持秩序，保障自身权利，政府管理必然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有所限制，人们具有政治服从的义务。但是如果政府实行的统治侵犯了公众的利益，人们可以起而反抗。在这里，休谟的思想其实暗含了一种思路，国家是必要的，但可能是一种祸害，所以对国家、权力、掌权者要常怀警惕和怀疑之心，对国家给予的应该是有限度的承认和有条件的服从。在人与国家关系上适度保持距离、避免太高的热度是必要的，不要对国家提出过高期望与幻想，这样可以避免在狂热的政治期望下走向大革命、大改造式的政治灾难，使政府机制可以稳健地发展。

二、休谟政治思想的特点和影响

由于休谟哲学思想体系中有很多颠覆传统的观念，因而人们往往会忽略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但实际上休谟是一位思想认识独特、又颇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他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体现在：

1．多样包容思想的继承性与开创性。休谟将牛顿的“实验方法”大胆地应用于人性科学的推理中，承袭经验主义的分析路径，同时借鉴唯理论思想家的部分学说，在批判与质疑中继承与发展了前人的观点，提出了人性哲学的呼吁、应然与实然的区分问题，引领了后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对因果必然性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给康德的哲学思考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康德在对休谟提出的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中，在休谟怀疑论的启发下，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康德也成为哲学史上的思想大师。休谟坚持经验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发展了洛克、贝克莱等人的经验主义哲学在逻辑上结束了西方近代传统经验论，为西方现代各派经验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哲学观点对近代分析学派和实证思潮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对经验论原则的彻底贯彻又促成了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出现和发展。他对宗教神学的质疑与批判，冲击了僵化的神学思想体系，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和宗教愚昧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自然法、契约论的批判开启了功利主义的模式，启迪了后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在利益、需要与快乐层面分析政治问题。他的“无赖假定”理论和制度设计思路直接推动了宪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他因倡导在尊重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渐进变革的政治理念，被哈耶克视为自由主义“英美传统”的主要代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总而言之，休谟在思想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很多思想创见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思想素材，戴维·米勒曾这样评价休谟思想的继承者，“边沁说，阅读《人性论》，‘我感到似乎眼睛更明亮了。’然而，休谟的真正继承者很少是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者，而是像亚当·斯密以及他的伙伴苏格兰启蒙运动参加者那样的研究人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人。” ［3］

2．怀疑与反思精神的助推性。休谟用怀疑主义的哲学思维、反思谨慎的研究态度给哲学、科学界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他质疑人类获得知识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确定性，认为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一旦有所成就，哲学家便会自觉放弃努力，只有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继续探问确定性知识之合理性，科学知识才能不断发展，哲学的追求也在现实的实现当中体现出对无限价值的追求和对本体的关怀。他坚持彻底的经验论立场，批判经院哲学，在这些批判中，休谟将以往哲学中的独断性弱点和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片面性充分揭示出来，休谟的质疑声音与挑战性问题的提出极大地带动了后来者们的思考，推动了后来者在这条路径上探讨知识的真假判定问题，他的思考在给既有哲学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发展，他以一种否定质疑的方式推动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以反思修正的思维践行着近代哲学对知识和真理不断追寻的使命，彰显着近代哲学的追求真实、探寻知识的精神。而近代哲学的求知精神、求真意识不仅影响了未来哲学，也直接催生了近代各门科学的复兴，使自然科学得到长足而高效地发展，也给包括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制度设防思想的引领性。休谟的政治主张是适应时代发展和历史潮流的，他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缺陷，也看到掌权者在权力的作用下有将自身贪欲、弱点放大的倾向，由此提出了无赖假定，希望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在统治者主观利己的作用下客观上达成公众的利益与幸福。通过制度而不是人性之善，使“坏蛋也能为公众的幸福服务。” ［2］28休谟在政治分析上的怀疑谨慎态度主要体现在他对政府、行政长官的怀疑戒备，对当权者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担忧，甚至是革命无边界扩大的忧思上，而这些都使他成为宪政思想的理论先驱。

可以说，休谟的政治思想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政治的观察与反思的结果。他批判重商主义一样都主张自由贸易，对当时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是持支持态度的。他在政治上支持君主立宪制，主张在各阶层合作与协商基础上的混合政府形式，主张政治发展上的渐进变革，提出“无赖假定”，提出对政府权力、官员权力设防的思想，希望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建国者们，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从他的思想里汲取了对权力设防、以制度取胜的制度设计思路。

三、关于休谟政治思想的评价

休谟是一位持多元调和政治立场的思想家，他反对激烈变革和革命，提倡渐进地革新、稳健的政治发展，主张君主立宪制，主张在现有体制下将自由与权威结合起来，反对党派敌对，倡导各党派在妥协和谈判中化解分歧，持中道调和的政治立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休谟或是被定位为具有“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或是被定位为有自由派倾向的英国保守主义者，亦或是无明显倾向的中立主义者。具有“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的定位主要是从哈耶克对休谟思想的定位而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将他视为保守主义者的学者主要是从其学说对传统、常识、习俗的珍视和对权威、秩序和规则的强调中得来的。实际上，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自由主义“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4］从而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就成了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一词是波旁王朝复辟时保王派创造的一个术语，1830年美国的共和派自名为“保守分子”，英国托利党被称为“保守党”。在西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是常用的政治术语，主要来自对传统的延续，在基本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上并无根本性的对立。休谟强调稳定、秩序和权威的重要性，他这方面的强烈态度使他的政治理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因而有的学者将他的思想视为一种具有自由派风格、注重常识的英国保守主义，一种具有自由和改革的倾向，同时以历史地传承、最终以同情心为根基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英国保守主义。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休谟在政治领域表述观点时有点“骑墙”，具有妥协性和调和色彩，是个中立主义者，他的观点总让人捉摸不透他的立场，经常让人感觉“脚踏两只船”，很多对立性的概念似乎都能在他的思想里和谐并存、“兼容并包”。虽然他在政治思想上努力要做到包容、平衡，但他的政治观点却多少显得有些暧昧不明、“模棱两可”，在其思想体系中也有彼此冲突、自相矛盾的地方。

毫无疑问，价值判断与政治主张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也并不尽然。当代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就曾对此有过清晰的论述，他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著作中的观点，我以为应该首先申明立场：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不少人可能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只要某人在一个领域内激进，他在其他方面也必然激进。反过来，某人在一个领域内保守，他在其他方面亦会保守。这种认识在社会学和道德观念上都错误判断了不同领域的性质，我们相信自己的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 ［5］实际上，休谟在政治的发展问题上的看法是平和的、理性的，他尊重人性，懂得妥协，破除在政府权力和人类理性方面的神化思维，从更加审慎和现实的角度看待政府政治和社会发展。在政治发展问题上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制度形式，同意启蒙运动所代表的很多事物，在国家发展问题上也是主张革新进步的，只不过他强调放缓脚步，不急躁、不冒进，尊重传统与习俗，相信走得更稳才能走得更好。其实是给启蒙时代一些比较狂妄的声称加上健康的刹车。“休谟与柏克两人对理性被启蒙运动口号家那般高唱入云，都投以怀疑。两人都认为启蒙运动在人类事务中赋予理性的角色失之夸张。” ［6］休谟与柏克探讨理性在道德哲学、心理学、政治理论及政治生活中的局限，但两人都不能说是在抨击理性，而是在探讨理性适用于生活的最大可能。在变革问题上，他可以说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反对激烈变革和暴力革命，主张点滴改革、渐进成长，认为社会改革应该像阳光一样，一点一点地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持续不断地给人们以光亮和温暖，而不是选择推翻传统、打破既有一切的全盘否定式的革命手段，认为那是如同闪电般虽瞬间照亮一切却又迅速复归黑暗的变革形式，是不可取的。

总之，休谟的政治思想体现多元融合、稳健执中的特点，在政府起源、对官员权力设防、政治演进等问题上的认识都是以现实为基础谋求发展的真知灼见，是对狂热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批判和警醒，体现了一位思想家怀疑精神与求真意识，凸显了政治哲人在大革命结束后对政治命题的思考与现实政治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