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红军中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对闽西新泉红四军整训的理论概括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3－0025－06

［作者简介］齐　苗（1989－），女，吉林长春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2级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工作。

宋毅军（1957－），男，山东威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原副

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实践研究工作。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闽西新泉等地领导了红四军整训工作，其重要成果就是“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古田决议的制定和通过。为了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切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总结红四军新泉整训的历史经验，彰显红四军新泉整训在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地位、作用和理论贡献，进一步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联系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重新回顾新泉红四军整训工作，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

1929年，在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为军长的红四军内部，在新泉等地发生了关于如何建设人民军队根本原则的争论。针对这次争论，毛泽东撰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真理光芒，无论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以后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乃至于今天我们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都熠熠生辉。鉴于以往研究状况，本文仅就新泉红四军整训和该文的关系作一粗浅探讨，此为抛砖引玉。

一、毛泽东的批注和讲话，指明了反对红军中“本本主义”的根本目的

通过梳理《反对本本主义》从成文到31年后在全党全国公开发表的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毛泽东对这次红四军整训理论概括重视情况。

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为迎接十年大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在福建龙岩地委（现市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专门写了批语，并且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作了说明和解释。批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335该文后来印发时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

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说：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

毛泽东的上述批注和讲话指出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在解释第三个问题“反对本本主义”时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或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第二，在解释第六个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说：第六段我看现在还用处不少，将来也用得着。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

《调查工作》在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时被毛泽东发现，但他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不赞成公开发表，建议只在内部传阅。这篇文章“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毛泽东这些话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紧接着，他就在《调查工作》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社会调查研究。1961年1月20日，他信告田家英：《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把文章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了批语：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在江西寻乌县写了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毛泽东在定稿时亲笔加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作者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增补。但是纵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的，只是没有这样概括性的表述。毛泽东后定时间为1930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有重大意义；它又是一篇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有了。

二、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

毛泽东为《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注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他还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因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十分之必要。”［1］182－183可见，无论是毛泽东当时的《调查工作》、《兴国调查》，还是1931年后的讲话，都认为：一是红四军内部当时确实发生了大争论，其主要原因是存在教条主义思想；二是本文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三是必须进行详细科学实际调查，才能使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无论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各种错误思想是怎样表现的，其发展结果为，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做地方工作。他不仅屈受“严重警告”，落选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的职务，而且在离开红四军党的八大后，又受到“警告”处分。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病亡“讣告”。

红四军内部原有分歧是引发争论的基础。红四军自1929年1月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在党如何领导军队，怎样对待错误思想等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领导，坚持红军执行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和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而有些指挥员则侧重军事工作，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等等。这个内在条件，通过外因而引发了大争论。直接诱发了大争论发生并推波助澜的因素，即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和特派员刘安恭的派来。

1．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教条式地照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情况。1929 年4月，毛泽东集中前委讨论的意见，复二月来信。复信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说明不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理由。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朱、毛不同意。中共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复信，于6月12日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二月指示信中分散红军、朱毛离开部队的意见，“是有些毛病的”总之，“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比如，信中要调走朱毛的消息，很快就在红四军中传开。来信要求红军分散游击，这又给部分主张分兵行动的人以作争论的借口。这些都加深了红四军党内原有的矛盾，造成了思想混乱。

2．刘安恭的派来。正当红四军党内思想纷争时，党中央指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指导工作。他从远方带来了“形式主义理论”，挑起了建军原则的争论，使争论更加复杂化，迫使前委无法继续工作，毛泽东不得不提出辞去前委书记。刘既为中央所派，又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红四军多数指战员都敬重他。他也俨然以中央代表自居。他教条式地贯彻执行连中央都已不再坚持的二月来信精神和布哈林的指示。从而激化了党内矛盾，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大争论。

1929年5月下旬，刘安恭等竭力主张恢复军委，前委又以多数人意见决定恢复成立军委，指定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到处宣传中央“二月来信”精神，要调“朱毛离开部队”等。5月23日红四军攻克龙岩城，刘安恭、朱德联名签署向中央写《红军第四军报告》，6月中旬，军委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竟未有军党代表毛泽东参加。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军权，军队就落到他们手里”。“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 ［2］

刘安恭等又迫切要求恢复正式红四军军委来治军，前委只管地方。6月8日晚上，毛泽东在白砂镇继续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要不要恢复正式军委。会场发生激烈争论。诚如陈毅向中央汇报所说：这次会议刘等完全攻击毛，毛则好些，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前委扩大会议还就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问题作出决定，前委书记暂由陈毅代理，主持筹备七大有关事宜。前委还根据某些人要求，把争论问题发下去讨论，并“特指定毛泽东、朱德、刘安恭三位同志各做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随后，把这三篇文章和林彪的急信集中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发至各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刘安恭到处游说，坚持要成立军委，用“形式主义理论”，故意制造红四军领导人分“两派”；“以中央的决议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根据”，“主张遵照执行不加修改”的为“拥护中央派”；“以红四军党的革命须要为决定我们一切最高原则”，“对于党内各最高原则加以修改”的为“反对中央派”。据江华回忆：“他们这种‘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就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起了很坏的作用，造成了军内官兵思想混乱，助长了党内领导者思想上的分歧，而且使争论复杂化了。后来，陈毅向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刘安恭来红军后的一些言行，是造成党内和领导间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3］

6月14日，毛泽东根据前委指定，以给林彪回信形式认真地写这篇文章，用实事求是思想批判了从远方带来的形式主义理论，以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水平，分清是非，增强政治素质。信中最后深刻地指出，形式主义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反映。它的阶级根源和严重危害是：“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因此，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陈毅主持在龙岩城召开。会议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刘安恭等人不仅自己指责毛泽东，还煽动曾经受过毛泽东严厉批评的一些同志起来反对毛泽东。陈毅在大会报告中也对毛泽东进行口头批评。主要有四条：第一，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革命具体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间来创造；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来领导就要失败；第三，领导方式是家长式领导；第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故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朱德是“警告”处分）。大会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红四军七大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停止了公开争论，但却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特别是在两个主要问题上没有分清是非：一是领导人之间的纠纷仍在延续，矛盾在加深，问题更加复杂化；二是使红四军内部不良倾向更趋严重。

为改变这种状况，前委决定在9月下旬召开红四军八大。前委又给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是同从前一样，而且更甚的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中心”［4］。这时，共产国际误发毛泽东“病逝”“讣告”。这也说明了地处远方的共产国际对中国事情的一知半解。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共的重要地位也为共产国际所承认。

三、中共中央“八月来信”、“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军中的某些教条主义思想

关于中共中央“八月指示”。以前对此信提及少，故此处略为展开。红四军七大之后，陈毅于1929年7月9日，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如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的有关文章和信等。中共中央收到后，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说：刘有一封信将他们分成两派，是在故意造成派别。刘无论如何要调回。按刘信中讲，朱、毛他们两方面都有不可确立的意见，中心意见是，朱说毛是书记专政，不是群众路线，即是妨碍司令部的工作，故他们主张恢复军委，朱以此为中心要服从中央而成立军委。与会者指出：现今党内纠纷应绝对禁止，尤其不应在下面发展；调刘安恭回中央。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于8月21日发出，即“八月来信”。

中央指示信对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你们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信中批评了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的错误，严厉地批评了“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四军党内的派别斗争”的错误。还指出：“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而“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指示信强调，不能把党的书记的责任看成是“书记专政”、“家长制”。“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4］

中央八月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前委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很有帮助。但是这封信没有完整的送到前委，在当时未能起到应有的重要作用。因为从前委没有对中央“八月来信”作出反应的事实判断，红四军前委当时很可能没有收到此信，或者收到时已经搞混了。上世纪80年代才考证出此信和中央给河南的指示信内容张冠李戴、相互混淆了。

关于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时隔一个月，中央指示信又一次对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提出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由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5］中共中央对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两次集中批评是中肯的，它对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是很有指导作用的。

中共中央八月来信、九月来信指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为统一党内认识、纠正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11月，红四军转向闽西根据地腹地连城县新泉（龙岩、上杭、长汀、连城的交通枢纽，红四军曾先后两次来到这里。当地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积极拥护红军，为红四军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和基础）。12月初，红四军到达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驻在“望云草室”筹划整训。朱德负责军事训练，毛泽东、陈毅等负责政治训练。从白天到黑夜，各种干部会议、调查会、座谈会连续不断的举行。“开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各种座谈会，开展对军队内部情况的调查工作。参加会的大多是支队大队的基层干部和士兵代表。毛泽东在调查会上采取讨论式的方法，提出各种问题。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有时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也同大家一起讨论，或者为解决某一问题列举一些事例，或者为解释某个观点多方面加以说明，并且不断地在纸上记下指战员们发表的各种意见。

经过座谈会反复讨论、辨析，大家提高了认识，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正确的建军原则。毛泽东、陈毅等在新泉从部队到地方农村作了大量调查，开了很多的座谈会、讨论会，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把握了红四军的基本情况和细致问题，掌握了解决问题办法，从而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这场大争论的总结，并不满足于古田会议制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决议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而是进一步思考着引起争论背后的两条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是从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出发。从这两条不同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还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是从批评形式主义开始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反对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需要，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三月失败”，尤其是“八月失败”后，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严厉地批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湖南两方面的失败，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他指出，引起这场争论的重要原因，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有些同志既不注重调查研究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又不注重研究中国历史，喜欢盲目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有些同志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中共“六大”决议案，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种思想和态度，同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来贯彻中共“六大”决议的求实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毛泽东决心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入手，从思想理论上分清这个问题的是非。

在进行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结合自身多年调查工作和倡导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决议、指示开创新局面的经验，以及几次被批判而受到党纪处分的深刻教训，经过反复思考，写就富有战斗性、说理性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关于这方面内容已有多文论述，此不重复。

四、《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克服红军中教条主义思想乃至于解决中国革命所做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探索

毛泽东特别强调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号召党员干部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6］古田会议圆满结束后，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和毛泽东写于1930年5月的《调查工作》指出，从中央负责领导到基层党员干部，都因为错误认识和判断研究中国国情而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并因主观主义而在党内军内诱发了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根结底，主要原因就是对调查研究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反对本本主义》当时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一是解决了六大没解决的问题，批判了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二是为古田会议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1．历史贡献之一，在于它是“毛泽东向党内阐明他所主张的思想路线的第一篇完整的代表作”，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促使一部分党员干部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指导自己的斗争实践。据陈云回忆，他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最为信服的就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阐述的调查研究思想，正是从这一点，他开始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可以看出：一部分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反对本本主义》，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与理论素养。

2．历史贡献之二，是它为中央苏区的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推动了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7］

3．历史贡献之三，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困难之时，毛泽东主张以清廉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党思想工作向正确方向转变的思想先导，也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文献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