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革命的贤妻良母』

□王 琳

邓颖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还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周恩来的贤内助，是孩子们的邓妈妈，将家里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抗日战争期间，当女同志们问到该如何处理好革命工作与学习生活的关系时，邓颖超坚定地回答：“妇女干部首先应该是好党员好干部，同时又应该是革命的贤妻良母。”有些女同志对“贤妻良母”有些抵触情绪，邓颖超敏锐地觉察到后，笑着说：“那就改为‘革命的好妻子、好母亲’。”

志同道合，伉俪情深

周恩来与邓颖超自1925年结婚后相依相伴五十余载，在工作上风雨同舟，他们是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在生活中相濡以沫，他们是羡煞旁人的恩爱夫妻。

周恩来一生崇尚真理、追求进步，为中华振兴、人民幸福的崇高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邓颖超有着与周恩来同样的革命追求，这是他们能走到一起并且陪伴一生的根基和保证。1919年风起云涌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年轻的邓颖超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每天组织并带领大家上街演说、唱文明戏，人群中她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慷慨激昂的演讲十分惹人注目。就在一次爱国讲演中，邓颖超与周恩来相逢相识了，但当时他们之间只是纯洁的革命友谊。1920年，周恩来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远渡重洋赴法留学，邓颖超则留在北京成为一名小学教员。他们虽相隔千里，但出于对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一封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明信片背面写着热情澎湃的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就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由此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炽热的爱情与革命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人的心也越走越近。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对自己的侄女回忆起自己对伴侣的选择，再次印证了两人的革命爱情：“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对革命的信仰、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让他们不计生死、无畏艰险，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邓颖超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着丈夫周恩来的革命事业，从未动摇过。1955年4月，周恩来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夕，台湾特务组织蠢蠢欲动，企图制造意外事件谋害周恩来一行以阻止中国外交事业的进步。周恩来知道万隆一行危机重重，但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出席万隆会议。邓颖超虽然无比挂念丈夫的安危，但还是从大局出发，在信中以“最亲爱的人”开头，“你的知己兼好妻”落款，对周恩来的事业表现出坚定的支持：“请你放心，我不会因为这些致引我的悬念不安。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的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此番关怀与体贴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与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信虽不长，对邓颖超来说却是极大的心灵慰藉。

邓颖超不仅在革命事业上一如既往地支持周恩来，在家庭生活中也无微不至地关怀周恩来的衣食起居。和邓颖超一起工作的女外交干部朱霖回忆道：“有时和邓大姐一起吃饭时，我看到邓大姐总是坐在总理旁边，不时夹些蔬菜给总理吃。有人敬酒，她说服总理少喝或不喝，向别人解释总理过去患过肝病。有时她让服务员送几个玉米饼来，让总理吃点粗粮。”邓颖超的母亲曾靠行医为生，因此邓颖超也略懂些中医理论，饮食上尤其注意食物寒热属性的搭配。生活中她会嘱咐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些食物性燥，不宜给总理多吃。”对于周恩来每天午饭、晚饭的菜单，无论多晚邓颖超也要一一过目，亲自审阅，以保证周恩来能均衡饮食，摄入丰富的营养。甚至邓颖超会要求护士会看舌苔，根据舌苔的变化来判断周恩来身体是否健康，以确定每日的饮食搭配和保健药品。

周恩来工作忙起来总是废寝忘食，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做好的饭菜送厨房热了一遍又一遍，再吃起来口感就不是很好。邓颖超想了一个法子，她让工作人员把饭盒改装成两层，上层放饭菜，下层放开水，这样既保证周恩来能吃上可口的热饭热菜，还能帮助工作人员减轻压力。周恩来睡觉前还习惯在床上批阅文件或看看材料，以往他就顺手拿两本书或者三合板凑合垫一下，工作时间久了难免会腰酸腿麻，十分劳累。邓颖超看到后摇了摇头说：“这样不行啊，得想个办法让恩来能方便工作。”第二天，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坐姿习惯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方便他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周恩来用了小床桌后连声称赞：“还是小超办法多。”有时候夜深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往往邓颖超早晨起床了，周恩来才刚要上床休息。这时邓颖超总是去看望他，提醒他早些休息，他们还会相互问候“你早！”“你好！”有一次，周恩来患了严重的感冒，毛泽东要求周恩来休息三天，不准工作。周恩来格外珍惜闲暇的时光，来到邓颖超的办公室想多陪陪爱妻，他们一起翻开了过去的照片集，两个人看着彼此青涩的照片不禁欢笑起来。邓颖超心疼周恩来感冒未愈不宜劳累，就强迫他卧床休息，又给他找来京剧、越剧放给他听，小而温馨的房间里两人安静地依偎在一起，静静地听着优美的唱腔和旋律。不一会儿，周恩来的困意上涌，邓颖超马上关掉唱机，轻手轻脚地关上房门走出房间，让周恩来能更好地休息。

敬老养老，至善至美

邓颖超不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还是周恩来的贤内助，是周家的“后勤部长”。在生活中，邓颖超和大多数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样，孝敬长辈、照料亲属，忙活着一大家子的琐事。周恩来曾对侄儿女们说：“你们的七妈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而我们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她这一辈子，全都为我们周家服务了。”言外之意充满对邓颖超的感激之情。可以说，周恩来能心无旁骛地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创辉煌璀璨的革命建设事业，有邓颖超一半的功劳。

1939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在日机轰炸后的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前留影

邓颖超第一次见周恩来的长辈时，她的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就给周家长辈留下了深刻印象。1928年5月上旬，周恩来与邓颖超准备从哈尔滨去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被“尾巴”盯上，随即转去长春的四伯父家暂住，凑巧成了邓颖超作为周家媳妇与周家长辈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跟女儿周秉德回忆说：“你七妈与你爷爷、四爷爷、四奶奶说话，她一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回答老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邓颖超与周家长辈相处得十分融洽，长辈们也十分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的贤惠媳妇。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四伯父家里短住了两天就要离去，长辈们十分不舍地念叨着：“恩来、小超好不容易来一趟，多住两天嘛。”邓颖超体贴地说：“我是作为媳妇第一次见到周家的长辈，理应多陪侍长辈们一两天。”就这样，周恩来因革命任务在身先行离开，邓颖超在周家又多待了两天，陪伴老人拉家常、照顾老人的衣食起居，慰藉了老人对子女的思念之情。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贴身携带的小黑皮夹，内装机密文件、给邓颖超的信件，还有其父亲周劭纲的照片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也被接到重庆与他们一起生活。这两位老人追求进步，十分理解和支持儿女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不是很习惯在重庆的生活，经常吃不下，睡不好。邓颖超放心不下，平日里经常抽空看望两位老人，不仅悉心照料他们的身体健康，还重点关注精神状态。有时候邓颖超忙得实在抽不开身，就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多去照看。有一次，因为党组织的调动，周恩来与邓颖超不得不离开两位老人一段时间。临行前，邓颖超一再地叮嘱留在重庆工作的张颖同志：“恩来同志的父亲恐怕难以习惯这么单调乏味的革命生活，拜托你平日里多照顾着点老爷子，有空常陪他散散步、下下棋，心情舒畅了，身体也自然硬朗了。”另一边，周恩来想到的也是邓颖超的母亲，他仔细地嘱咐张颖同志：“邓老太太是一位革命老太太，不爱总麻烦别人，她眼睛不太好，出门路难走，你们要多多照料她啊。”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患小肠疝气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周恩来手术过后身体十分虚弱还未能下床，这时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竟突发疟疾，高烧不退，真所谓祸不单行。夹在中间的邓颖超两边为难，她深知周恩来向来恪守孝道，与父亲感情颇深，帮周恩来照顾好他的父亲便能免去他的后顾之忧。因此，邓颖超并没有选择去陪护生病的周恩来，而是决定留在山上小心地照料周恩来的父亲，并通过信笺日日与周恩来沟通老人的病情发展及治疗情况。在68岁高龄的周劭纲患病期间，邓颖超不敢大意，每天上山陪护在老人左右，从日常进食到病情诊断再到治疗情况一一记录下来，时间精确到清晨、午间、晚间，邓颖超在信中也写道：“对爹爹病中一切，自当较你在家更当心负责。”虽有宽慰周恩来之意，但更多表达的是邓颖超对待长辈的至孝情怀。

周家是个大家族，除了周恩来的父亲一辈的长辈，还有十几个从周恩来曾祖父传下来的“恩”字辈的堂兄弟。自从周恩来住进中南海，隔三岔五就有人往西花厅自报家门称是周家亲戚，成元功等几位工作人员粗略地统计过，新中国成立后一两年间到西花厅登门认亲的不少。周总理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为了减轻周总理的后顾之忧，招待照顾周家亲戚的责任就落到了邓颖超身上，而邓颖超也将周家的亲戚当作自家人，不管是来京就医看病的，还是其他事情的，邓颖超总能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960年，周恩来的侄儿周保昌的3岁女儿因食道被异物卡住，转送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周保昌人生地不熟，正因寻不到合适的住处，“打算住在医院病房里凑合”。邓颖超说：“那不行，得找个地方住下。”旁边的秘书有建议去招待所的，有建议去旅馆的。邓颖超皱了皱眉头说：“都不行，他身体不好就住妇联吧，出门就是医院，这样最方便。”

严慈相济，宽严有度

虽然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有孙维世等烈士子女以及周恩来的侄儿女们，西花厅的院子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在教育后代方面，邓颖超与周恩来配合默契，但因为周恩来政务繁忙，大多数时候还是由邓颖超担负教育后代的责任，她把一颗母亲的心完全无私地奉献给了许许多多的孩子。从小在西花厅长大的周秉德说：“我接触七妈的时间比伯伯多得多，我心目中七妈对爸爸妈妈及我们姐弟六人生活学习关心的具体和周到，远远超过了伯伯，因为伯伯更多属于‘公家’的、‘大家’的。”

生活中的邓颖超十分爱孩子，她会关心每个孩子的健康、婚恋、发展等，即便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邓颖超也会几十载如一日地写信关怀每个孩子的情况，邓颖超对孩子们的爱就像一只风筝线，即使孩子们飞得再高再远，关怀和温暖一直在她心中。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收养的儿女之一。孙维世热情活泼、聪明上进，周恩来夫妇对其十分疼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1958年4月下旬，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的一颗心总是悬着，去医院看过还是不放心，又连写几封信关心孙维世的身体状况，一封信帮助孙维世正确认识疾病：“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的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另一封信又从治愈的角度叮嘱孙维世要配合治疗，注意休息：“亲爱的维世，你要注意得到充分的休息，不要因为病有好转又松动了。你越能积蓄力量，力量越大时你就能更快更好地战胜疾病，缩短时间，早日出院。”1961年严冬到来之前，周恩来的侄儿周保章在单位的衣服、被褥丢失一空，只身在外的他惊慌失措，只得向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求助。邓颖超知晓后，收拾整理了12件衣物寄给周保章御寒救急，并在信中满是担忧地写道：“你的衣服等物被窃事，我知道后心感不安，为添补你目前急用，怕你受凉生病，特从七伯穿的衣物中找一套新的毛衣、毛裤。”1962年，29岁的周保章寻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向七伯七妈禀告情况，征求意见。邓颖超很快复信给出建议：“你们的婚姻大事，按婚姻法和我们的家规，都主要由你们双方自愿、自主、自决，相互负责处理。”

1949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在中南海

关于家庭中的子女教育，邓颖超曾经说：“我们赞成伟大的、丰富的父母的慈爱，但反对无原则的溺爱……对子女应有贤明的态度，该严则严，该慈则慈，反对打骂等有碍儿童身心发育的处分。”邓颖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邓颖超对孩子从来不是娇惯溺爱，而是严正有原则的爱，她经常教导孩子们要公私分清、不能有特权意识，要努力为国为党增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小名“小咪”，她进中南海的时候还在上幼儿园。一次周末晚饭过后，周总理有短暂的休息时间，邓颖超提议小咪来表演个节目娱乐一下。小咪模仿了一个老头抽烟，又模仿了一个老太太洗衣服，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了句：“这个舞蹈没有什么意思嘛。”小咪觉得备受打击，后来再让她表演节目，任大家怎么劝都不行，有时干脆坐到地上委屈地哭起来。周恩来的工作人员成元功要去哄小咪，邓颖超一把拦住，语气严肃地说：“大家都不用理她，让她哭，等哭够了，苦累了，她自然就不哭了！”邓颖超说完就先回屋子了。果然，不到五分钟，小咪见没有人理会她就不再哭了，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后来邓颖超跟小咪的姐姐周秉德提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不是对我不理秉宜心里有疑问啊，孩子不可能像大人一样成熟，所以会固执发脾气，这个时候，就要弄清楚是正当理由发脾气还是无理取闹，像小咪就是无理取闹，这时候不能惯她，相反要制约她，让她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无理取闹是坚决不允许的。”有一年，秉宜和二哥秉钧放寒假，要把被褥带回去拆洗，就写了一封信给七妈邓颖超：“七妈：学校放假了，请派个车来接，因为有行李。”邓颖超收到信后，让一位叔叔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这两兄妹，并雇了两个三轮车帮忙拉行李。回到西花厅后，邓颖超拉着两兄妹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哎呀！孩子们，让你们多等了两天。不过，你的口气还挺大，要派车。我可不能给你们派汽车，汽车是国家给你们伯伯工作用的，你们小孩子不该享受，懂不懂？”从那以后，孩子们对于“公私分明”有了更深的体会，懂得了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更加注意从严治家，教导后代们要立志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在西花厅后院的一次家庭聚会中，邓颖超说道：“你们做了伯伯的亲属，要为党为国家增光，为伯伯增光，以后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工作、生活。党员要有党性。”她再三强调：“你们千万别打着你们伯伯的关系，让人家照顾。”孩子们将邓颖超的话铭记在心，时时刻刻勉励自己脚踏实地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在天津的姐弟四人，右起：秉德、秉钧、秉宜、秉华

几十年的生死与共，半个多世纪的心心相印。作为妻子，邓颖超给予周恩来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情的关怀；作为晚辈，邓颖超孝敬长辈、关爱亲属，免去周恩来的后顾之忧；作为“母亲”，邓颖超倾尽无私的母爱又不乏严格严正的教育。无疑，邓颖超是人民心中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妇女领袖，但她更是周恩来心中贤惠的“爱妻小超”，是孩子们口中亲切的“邓妈妈”、侄儿女们眼中“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七妈”，她将贤妻良母、大爱无私的深刻内涵演绎至人生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