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朱旭东
1930年8月初,以湘鄂赣边独立师和红五军第一纵队为主,吸收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岳阳等县赤卫队共3000余人,组建红十六军(1933年6月缩编为红十六师),不久归红三军团建制。因战功卓著,1931年11月“一苏大会”授予红十六军“坚强苦战”锦旗,此后,《坚强苦战》成为红十六军军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十六师成为红军在长江以南留守的唯一正规师,转战湘鄂赣,坚持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革命胜利付出巨大牺牲,高咏生、徐彦刚两任师长等一大批红军将领牺牲,一度战斗到仅剩70余人。“用我们热血,凝成革命的鲜花!”在湘鄂赣修水台庄苏区留下的革命标语,书写了红军战士的碧血丹心,见证了红军战士的铁血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唱响时代主旋律,红军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吴海贤(1894—1934),江西省修水县仁乡大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朱溪农会会长。1928年8月初,吴凯旋(化名)、樊万祥等组织仁乡、西乡上万名农民配合红五军攻占修水县城,9月又与王铁猛一道组织赤卫武装万余人攻打“东皋”民团。“吴海贤好大胆,三根破枪就造反”在当地传颂,民谚“修水老表好大胆,捶直啄钓就造反”源于此。同年秋,吴海贤担任新成立的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两次攻打长沙后,修水武装力量被编入正规红军。为发展地方武装,1930年10月,中共修水县委决定重建以吴维坚为大队长、吴海贤为政委的游击大队,这支200余人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红军行动。1931年春,吴海贤调任红十六军第七师第一团政委。1931年5月,红七师与进犯塘城坳苏区的敌第十师展开战斗。吴海贤在战斗中负伤,留在地方治疗,伤愈后转任修水独立团政委等职。
1932年4月,修水苏区与鄂东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了修水第十区(卢坊区)。不久,红十六军离开卢坊、港口,地主武装反攻倒算,杀害区乡干部。为打击反革命嚣张气焰,县委成立以吴海贤为队长、朱北球为政委的武装工作队赴卢坊区开展工作。吴海贤化名伍子金,带领武装工作队恢复乡苏政权,重组赤卫武装,狠狠地打击敌人,击毙大源反动民团团总夏守中,处决极其凶恶的反动首领,稳定了卢坊苏区的局势。1933年8月,吴海贤担任路口区委书记。路口区是县委、县苏驻地画坪苏区的咽喉前哨与物资转运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带领游击队监视敌军动向,多次击败国民党路口、东皋团匪的骚扰“清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为苏区的安全和粮食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敌人对吴海贤恨之入骨,到处悬赏捉拿吴海贤。妻子樊氏被迫害致死,小儿子被活活饿死,寄养在亲戚家年仅8岁的儿子也被残忍杀害。国民党大桥保卫团团总樊益吾恶狠狠地说:“对‘积匪’就要斩草除根。”吴海贤没有被吓倒和压垮,强忍悲愤继续忘我地工作。1934年5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画坪,苏区危在旦夕,湘鄂赣省委号召红十六师老兵归队,年届40岁的吴海贤与吴宗山等一批原部队骨干义无反顾回到了红四十六团。
湘鄂赣省委计划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转移,为摆脱敌人,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六师先向鄂东南突围,尔后再折回修铜宜奉边。6月9日,师长高咏生在突围时负伤被捕,壮烈牺牲。当月下旬,红十六师主力掩护省委经古源到达武宁醴溪。部队到达修河边时,发现当地渔民早被敌人赶走,船只被烧毁,加之连日暴雨,水位猛涨,无法渡河。这时,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尾随而来,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师长徐彦刚命令部队抓紧砍伐竹子,赶做竹筏渡河,同时决定组成一支20人的“决死队”,断后阻击穷追不舍的来敌,为部队渡河赢得时间。关键时刻,吴海贤挺身而出,向师长请战:“我熟悉这一带地形,请把阻击任务交给我!”徐彦刚果断决定:由吴海贤带领“决死队”抢占醴溪杨柳尖阻击追敌。“必须守住两个小时,保证省委和大部队安全渡河!”徐师长脸色严峻,命令一字一顿。“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吴海贤斩钉截铁地回答。
杨柳尖,距修河两公里左右,有一条羊肠小径易守难攻,是敌人围追我红十六师的必经之地。能否守住杨柳尖隘口,关系大部队能否安全渡河转移。吴海贤带领20名队员迅速赶到杨柳尖,刚刚抢先一步占据隘口,尾随追来的敌人就顺着山路疯狂般地冲了上来。吴海贤高喊一声“给我打”,端起“曲尺”快慢机“突突突”就是几连发,打倒了几个白军,战士们也一同开枪,白军纷纷后退。“他妈的!给我冲,这是共匪的小股部队。”敌指挥官挥舞着手枪狂叫。敌人疯狂地又冲了上来。十几颗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死伤一片。“给我冲,活捉共匪重重有赏!”敌指挥官又玩弄起老把戏。敌人又拼命地往前冲,并在一个山坡上架起好几挺重机枪,子弹雨点似的落在我方阵地上,几名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同志们,人在阵地在!我们就是全部死在这里,也要保证省委的安全,保证部队安全渡河转移,坚决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红军战士越战越勇,冲到前面的敌人被一个个打倒,战斗从中午12点多打到下午4点,“决死队”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敌人在我杨柳尖阵地前丢下一片尸体,始终没有前进半步。“飕、飕、飕",天空升起3发耀眼的红色信号弹,吴海贤脸上掠过一丝欣慰,省委与大部队已安全渡河。这时,子弹已经打光,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敌人似潮水般又冲了上来。“同志们,拔刀!”吴海贤一跃而起:“杀!”6名红军战士挥舞着马刀,如猛虎般冲下山去,与敌人厮杀在一起。最后,吴海贤与“决死队”队员全部壮烈牺牲。
仙源位于万载县西北部,这里青山苍翠,嘉木环绕,古桥壑谷,流水淙淙。株木桥大战就发生在这里,它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规模最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战斗。此次战斗,敌我双方投入4万多兵力,红军取得大捷,毙伤敌军600多人,缴获步枪1750多支,重机枪13挺,子弹7000多发。但红军和苏区人民也付出巨大牺牲,红军伤亡400人余人,革命烈士朱益生就牺牲在这次战斗中。
朱益生,1896年出生在仁乡水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农会小组长,1930年任三区五乡三村苏维埃主席兼村赤卫队中队长,后任三区游击队队长。1930年冬,朱益生带领朱世福、朱世栋、朱世梅等三区20名游击队员补充到红十六军第九师第七团三连,历任班长、排长、连长。1932年3月,红九师攻打咸宁城,城内守敌早有防备,拆除了护城河隽水上的木桥。密集的子弹封锁了河对岸的红军,多一分钟就多一分伤亡。河水冰冷刺骨,管不了那么多,排长朱益生“扑通”一声纵身跳进水中,战士们也跟着跳了下去,肩扛门板,搭成人桥。一队队战士踩着他们的肩膀冲进敌阵,一举攻下咸宁城。同年6月,在铜鼓排埠同敌第七十七师战斗中,朱益生一马当先带领全排抢占制高点,与敌激战3个多小时,全歼丰田方向逃敌,立下战功。
1933年3月底,湘鄂赣红军主力奉中革军委命令向南昌挺进,小源根据地空虚。4月7日,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成铁侠旅伙同浏阳保安团3000余人从浏阳张坊越过界岭,进入万载县境,侵占了小源西大门株木桥。为保卫湘鄂赣省心脏小源,红十六军、红十八军与红三师昼夜兼程回师,于7日晚先后到达小源。当晚,省委、省苏和省军区及各部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歼灭株木桥来犯之敌。8日凌晨,天下着毛毛细雨,红十六军、红三师从南北两方向发起冲锋,株木桥大战正式拉开序幕。下午两三点时,在红军猛烈攻击下,外围敌军被全部歼灭,敌人龟缩在株木桥凤竹埚顽抗。为全歼顽敌,打破其待等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的增援,前线指挥部决定由各部选拔300名富有夜战经验的连、排以上干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编成“敢死队”(又称“挺进队”),下分五个分队。敢死队队长由红十六军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高立三担任,第三分队队长由红十六军第七团机枪连连长朱益生担任。
当时正值梅雨季节,细雨蒙蒙,隔三丈远就看不清前方的目标。4月8日深夜11点多,敢死队在前锋桥头集合,放下长枪,轻装上阵,一人一把磨得寒光闪闪的马刀、几个手榴弹,左臂系上棕叶为记号,分成五路向敌人重兵把守的凤竹埚、万寿宫前进。朱益生率领敢死分队60名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敌人营房,大家伏在地上屏住呼吸,等待进攻命令。朱益生摸到离敌人营房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模模糊糊看见哨兵挎着枪在营房门口的田垄上伸着腰打着哈欠。他用手示意了一下旁边的队员朱世更,两人轻手轻脚靠近白匪,朱世更一个“灵鬼拖脚”将白匪拖倒在地,朱益生手起刀落,“咔嚓”一下干掉了哨兵。9日凌晨2点,红军点燃3堆大火为进攻信号。“轰”的一声巨响,红军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打破了夜空的静谧,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阵地上火光冲天,如同白昼。朱益生挥手一招,队员们一跃而起,举起马刀,如天兵而降,杀进敌人营房。此时敌人疲劳至极,正鼾声大作,有的尚未清醒过来就成了刀下之鬼,有机灵点的听到爆炸声后慌忙爬起,四处逃窜。我队员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面对面的厮杀。很快,营房的敌人除少数逃掉外,大部被歼灭。我5名敢死队员却不幸牺牲。
“下一个目标!”朱益生带领队员们奔向敌人的另一个营房。“手榴弹招呼!一,二,三。”队员们瞄准目标,手榴弹一起投向敌营,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乱作一团。
“同志们,冲!”话音未落,一颗流弹击中朱益生的头部,他重重地往前一栽,倒在血泊中。战士们怒吼着:“为连长报仇!为战友们报仇!”排山倒海般冲向敌人阵地……
株木桥大战时红军据守的山头
1930年冬,仁乡一带土地革命开展得红红火火,“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热情高涨,“扩红支前”运动轰轰烈烈。卢德美、卢德香、卢德贵、卢德喜四兄弟一起报名参加红军,相互鼓励:誓死保卫苏维埃!保卫胜利果实!“兄弟四人同参军”一时传为佳话。卢德贵,1904年出生。兄弟四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壮实劳力,却受尽地主压迫,过着穷苦日子。大哥德美、二哥德香先后在对敌作战中牺牲,四弟德喜参军后杳无音信,卢德贵随红十六军转战湘鄂赣。
1934年“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边提前三个月进入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此时,卢德贵任红四十六团班长。1935年1月,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当时全师仅有这个团)在师长徐彦刚率领下,配合鄂东南道委开辟修武崇通苏区,拟向修水的卢坊、港口方向行动。1月30日,部队到达修崇边界大源桥宿营。当晚,国民党军第五十师第三〇〇团与江西保安第四团共2000余人在与大源桥交界的修水卢坊宿营。敌第三〇〇团是一支反动狂妄的部队,是敌第五十师的精锐。红军战士对这股敌人有着刻骨之仇,当时有“开花子留着打三〇〇团”的口号。敌第三〇〇团探知红军夜宿大源桥,第二天凌晨就派出一个先头营经界源准备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先发制人,特务营全力向敌军猛攻,将敌先头营击溃。敌后续的3个营听到枪声,立即抢占界源南面山头,向我军发起猛烈攻击,企图抢夺红军阵地。我第四十六团与敌展开正面争夺,战斗从早上7点一直打到中午12点。战斗中,班长卢德贵带领全班战士,冒着密集的子弹冲入敌阵,马刀横飞,杀声震天。卢德贵连续砍倒两个敌人,又一刀劈伤敌重机枪手后,迅即冲上前,与敌抢夺重机枪。这时几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卢德贵一把夺过重机枪压在身下,满头鲜血倒在地上。这次战斗缴获敌步枪200余支,重机枪2挺,俘敌200余人,敌死伤近300人,狠狠打击了敌第三〇〇团的嚣张气焰,是红十六师恢复以来,也是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首次大捷。卢德贵带领全班,抢夺敌重机枪2挺,杀敌10余人,为战斗胜利立下战功。在激战中,卢德贵被炸成重伤,治疗时从面颊中钳出大小弹片达16块之多。
1935年6月,红十六师发展到5000多人,恢复3个团的建制,以平江黄金洞为中心的根据地得到巩固,恢复了包括药姑山等边县游击根据地。卢德贵伤愈后,辗转到达药姑山,担任湘鄂边县政治保卫队队长。药姑山(又名龙窖山),系幕阜山系支脉,绵亘起伏,跨湘鄂两省四县(临湘、崇阳、通城、赤壁),方圆200余平方公里,海拔1360米。1937年4月,群众帮药姑山游击队买了两担米、一担肉,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的卢德贵奉命下山接运。当卢德贵同一名队员与三名送粮群众交接时,遇到敌“寂捕队”的伏击。关键时刻,卢德贵与一名队员挑着米和肉迅速向山中撤退,“寂捕队”发疯似的在后面追,子弹呼啸着从耳过穿过,卢德贵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护粮食安全!卢德贵和队员左弯右拐,躲避敌人的子弹。突然,卢德贵只觉耳旁一热,鲜血破面直流,一颗子弹从左边颊骨进,从右眼角出。他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继续挑着担子向密林深处跑去,凭着地形熟悉终于摆脱了“寂捕队”,将粮食安全送到游击根据地。1937年10月,国共合作,停止内战,药姑山游击队下山集结整编,卢德贵加入傅秋涛领导的“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任班长。
1938年11月,卢德贵因身体伤残,经组织批准,支队司令员傅秋涛、副司令员刘玉堂颁发《军用证明书》《退伍证明书》,从部队退伍回乡。当年冬天,湘鄂赣特委指示成立修水工作团,指派原修铜宜奉白区工作团主任朱庆隆任团长,朱晃富、樊水荣、卢德贵三人为成员。卢德贵任劳任怨,在朱庆隆的领导下,联系和审查原苏区失散的党员,做好建立党组织的准备,打好成立中心县委的基础,同时做好抗日救亡宣传与扩军工作,输送青年到嘉义参加新四军。中共修水中心县委成立后,国民党修水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暗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九死一生的卢德贵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肃清异党”的暗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德贵坚持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高望重的卢德贵在群众要求下,担任过中塅公社中塅大队大队长、公社敬老院院长,他拖着伤残的身体满怀干劲,带领群众修水库、抓生产、办企业、关爱“五保”老人,一步步改变着乡村面貌。他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向组织伸手,儿子卢洪剑师范毕业后回乡当老师,直到退休都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提起老红军卢德贵,干部群众无不由衷赞誉:“老革命卢德贵非常低调,受人尊敬,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厚德可贵。”
全苏大会赐我旗:“坚强苦战”。
鲜红旗帜招展兮,光荣灿烂。
几年艰苦血战兮,精神不灭。
今后如何贯彻兮,工农利益。
坚强苦战,光荣灿烂,万岁,万万岁!
弥留之际,卢德贵用游丝不清的声音,断断续续哼唱这首红十六军军歌,安详地闭上眼睛,走完了他84年的光辉一生,时针停摆在1988年6月15日巳时。
硝烟散尽英魂存,精神不朽铭在心。湘鄂赣红十六师的先辈先烈们以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长卷上镌刻了一座红色丰碑,“坚强苦战”精神是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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