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探析

时间：2024-04-23

唐静芳覃月

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政治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传播政治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的总积淀，体现并影响党员、干部政治行为的精神因素，具有价值导向、理想信念和行为约束等功能。中央苏区时期党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预演。为了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切实提高党执政的能力和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军队和地方党组织都特别重视政治文化建设，为锻造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借鉴中央苏区时期有关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理念、经验及做法，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信念、提升政治品质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加强苏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锻造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迫切要求

中央苏区是在四面白色恐怖的条件下，通过党和红军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形成的红色割据区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军事上频繁“围剿”，党内出现了一些理想信念动摇、“左”倾思想蔓延和贪污腐化现象滋生等问题，使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受到污染。这时迫切需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以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以风清气正的党内环境推动革命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1.党内对革命的悲观怀疑情绪影响党和红军的战斗力。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部队在转移过程中军事上一度接连受挫，党和红军内少部分人的革命信念产生动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以及“二月来信”使悲观情绪在革命队伍中迅速泛起，对革命发展极为不利。面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认为，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朱毛坚守的根据地将会被迫撤退，我们能做到的是“尽一切努力不撤离这个地区。我们要集中党的一切力量去完成这项任务”[1]P502，“使红军不至受到白军的打击和被歼灭”[2]P334。无奈、悲观、怀疑情绪在党内开始蔓延，严重影响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加上时局的动荡、斗争的流动致人员大量流失，党在中央苏区各地采用“摆摊子式”方法发展党员，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断被吸纳进来，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挤兑党员的价值理念空间，而此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3]P78。当战局紧张、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这些人容易出现思想动摇，犯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若不及时纠正，党则难以担负起领导伟大的革命斗争任务。这就需要营造信念坚定的党内政治文化，以确保党员对革命方向的坚定性，从而提升党和红军的作战能力。

2.党内严重的“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窒息党的生机和活力。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4]P956“左”倾情绪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环境便会“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1927年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是党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但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和没有适时组织战略上的退却，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李立三接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效仿苏联“城市中心论”模式，提出以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暴动方案，照搬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和口号等，使党内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状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虽指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但并未对其思想实质加以清算和纠正，不久后又形成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明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强调要实现“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种全盘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列“本本”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并在长期政治环境作用下形成不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为消除错误指导和错误路线的影响，挽救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党迫切需要营造正确的党内政治文化新风，激发党的生机与活力。

3.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风气破坏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进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绝不容许党内存在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风气。然而，旧思想、旧风俗、旧势力的土壤为贪污腐化的滋生提供温床，使得在这片土壤诞生和成长的新生政权出现隐瞒、乱用、吞没存款和公款，对所没收的东西随便占为己有的贪污腐化之风，“做一面旗子就花了9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花去了1块2毛4”[5]的铺张浪费现象，以及有的领导干部只知下达命令摊派任务，不解决群众柴米油盐问题，不到基层做实际工作的官僚主义作风等。加之苏维埃法律法规制度和监督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工作要求的不明确、不具体，使得这些不良作风和现象更加严重，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党的形象和威信以及党群干群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给苏维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项英对贪污浪费行径深恶痛绝，指出：“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行为”，“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6]P120-121，如有这些行为仍不悔改，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因此，加强开展反腐败斗争，營造清正廉洁的党内政治文化以纯洁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二、苏区时期厚植党内先进政治文化的有益探索

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苏区广大党员干部仍然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创造，积累了宝贵经验。

1.开展思想教育以营造信念坚定的党内政治文化环境。理想信念坚定是党员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各种错误思想时仍能坚守本心、坚持革命的立场和方向。要从根本上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把好党员入口关，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7]因此，党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提升党员队伍的质量。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新的具体入党条件，强调从“政治观念”“阶级觉悟”“忠诚”“牺牲精神”以及思想作风方面来考察新党员，只有具备以上条件才能介绍其入党。中国共产党在招收党员时严格按照入党条件和标准从严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程序，把严入党“关口”，对一些犯逃跑主义的党员和负责人坚决开除，对投机分子入党坚决阻止，从组织上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同时，党还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党员的马克思理论教育，使他们不仅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入党。对此，中国共产党开展灵活多变的政治教育，根据学员水平差异，开设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三种，并密切结合中央苏区的革命任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事与政策教育、党员的纪律教育、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工作的策略、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等内容为核心”[8]，以创办短期训练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个别谈话等形式展开党内教育。这不仅洗刷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纠正各种脱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错误，使党员干部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而且通过教育有效提升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推动党内生活更加政治化、科学化，党内政治文化更加风清气正。

2.开展纠“左”思想运动以开创实事求是的党内政治文化新风。当正确路线确立并处于全党指导地位时革命就会不断取得胜利，当错误路线处于支配地位时革命就会遭遇挫折，甚至遭受彻底失败的命运。正确路线的形成和执行离不开调查研究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原则的发挥。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了打破“唯书”“唯上”的思想牢笼，纠正“左”倾错误，利用战争间隙在江西的兴国、寻乌等县做了大量农村调查，并根据社会情况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刘少奇也表示，“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与情绪……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大半是因为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9]P11。因此，在毛泽东的亲身实践和党的号召下，党内形成了深入实际调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观察和估量能够避免“左”倾思想的侵蚀，“集体领导、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同时也是防范各种机会主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根本制度策略”[10]。在根据调查材料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党内分歧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11]P320。当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时，党员能够在党内进行深入地讨论和争辩，以少数服从多数，避免因少数人的独断专行、个人包办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的出现，并对制定的正确方针路线实行分工负责以切实贯彻执行。广大党员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原则指导政治实践，且在实践中将其内化为与党的价值理念相一致的思想认知、思想共识，从而形成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党内政治文化。

3.开展反腐倡廉运动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反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革命事业的前进与发展。为了纯洁党性、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腐败现象的滋生首先从思想开始。因此，党通过强化思想教育，推动廉政党风形成，提高领导干部防腐能力。创办多期培训班、建立马克思主义学校，以《国家和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为培训教材，对领导干部针对性地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以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借助《红色中华》发布公告、杂文、漫画等，号召党员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节省一切开支支援前线红军。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党内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廉政党风。反腐思想的形成不仅需要思想教育，还需要制度约束。对此，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工农检查部组织条例》《惩治贪腐浪费办法》《中共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对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犯罪行为的处理作出具体规定。[12]P62此外，党还构建反腐监督机制，在各地方“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建立突击队，加强不时监督;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形成监督网”[13]。同时，利用《红星》《斗争》《青年实话》等报纸对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不良风气进行公开揭露和批评，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形成监督合力。通过教育与制度同向发力，党员的思想认知和政治行为受到影响，清正廉洁的党内政治文化随之形成。

三、苏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践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形成的一些制度、理念、经验及做法，早已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并通过实践把精神层面的党内政治文化转化为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制度规范”[14]，规定着党的建设的前进方向。独有的党内政治文化传承至今，对强化党内意识形态、提升党员政治行为品质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发挥着重要作用。

1.以坚定理想信念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是党内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来源。部分西方国家企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文化的渗透，冲击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挤兑共产党员和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理念空间，使党内意识形态和民众世界观产生混乱。坚定党员思想信念、做好党内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党员需加强思想教育，将苏区时期党内政治文化所倡导的坚定理想信念内化为自身价值理念，提升思想觉悟，从而强化党内意识形态。广大党员干部可通过加强党史学习，整合、汲取苏区精神等优秀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先辈先烈为标杆，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强化“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内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通过政治训练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坚守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与此同时，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品格贯穿党内政治生活全过程，使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谦虚谨慎、修正错误，涤荡思想上的尘埃污垢，增强自我净化的能力。此外，在教育过程中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这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保证。继续加强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毛澤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从而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引导党和人民辨析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危害，从而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积极反对和抵制错误言论与错误思潮，提升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和增强抵御心理屏障的能力，从而坚定理想信念。

2.以求真务实态度优化党内政治行为文化。党内政治行为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规范性要求，是在党内政治文化中实践层面的具体表现，对党员干部从政行为品质有着引领力和约束力。当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与党内所倡导和弘扬的公道正派、实事求是的价值观相违背，严重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这就需要继承苏区时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求真务实态度在实践中提升广大党员的政治行为品质，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大党员干部在行动上做到求真务实，需要以思想教育来提升党员干部的自觉性。因此，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常态化，教育党员、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只有把人民的最高利益放在首位才能从实践中做到求真务实。与此同时，在教育中引导党员树立问题导向意识，把工作调查研究的着力点放到解决民生、党建的紧迫问题上，之后围绕研究的问题关注其事物的发展动态或异常点，探求变化规律，预测发展趋势，并以求真务实精神去抓落实，在实践中提升善于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求真务实精神的落实不是在实践过程中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也不是“作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调研方式，而是力戒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克服不想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深入实际扎扎实实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从而使崇尚实干、务求实效的党内政治行为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优化，人们在文化熏陶下由行为被动转向行为自觉。

3.以切实有效措施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当前跨文化交流交融和多元社会思潮纷繁激荡的背景下，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封建文化残余、“官本位文化”、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等腐朽政治文化正以一种驳杂交织和隐蔽渗透的方式对党的政治肌体进行侵蚀，尤其是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相交织的问题严重影响党的纯潔性和先进性，使党内政治生态不清明。这时，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需要多管齐下、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把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教育管理抓实。党可借助传播媒介开展廉洁教育，强化党员政治教育和正向价值引领。例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两微一端”、“智慧建党”、“时事发布”等新媒介，以多样、平面、互动方式传播清官廉吏人物故事、正反面典型案例，将党的廉洁价值理念、价值原则通过科技和信息技术辐射到党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党内政治文化的渗透性教育，从而夯实价值根本，校正精神坐标，增强政治定力和抵御腐败能力。此外，党的纪律规矩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形态，更是政治行为的标尺。“如果没有坚定的纪律意识和严格的纪律规矩管束，党内政治文化会失范，党内政治价值观会扭曲”[15]，组织会涣散、纪律会松弛。因此，在加强媒介传播教育的同时，也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既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加强纪律教育、做好惩罚治理，使党员、干部做到“心中有戒”，不敢“胡作非为”，也要健全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形成权力监督覆盖、党员干部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让腐败行为无处可藏。以党规党纪的严肃性、监督的透明性抑制不良政治文化的生存空间，从而营造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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