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和罗荣桓的良师益友情

水新营

萧华和罗荣桓，一个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帅，他们最初相识在中央苏区的红土地上。虽然在年龄上相差14岁，但在30多年的并肩战斗生活中，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可以说既是良师益友，又亲如兄弟手足。萧华对于罗荣桓怀有深厚的感情，生前常常说他是在罗荣桓同志亲自教育下长大的，罗荣桓同志手把手地教会他怎样做政治工作。罗荣桓也非常赏识萧华，一直对他热情帮助、关怀有加、严格要求。

相识在中央苏区

1916年1月，萧华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1928年12月，正在读初中的萧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2月，萧华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年3月，毛泽东来到兴国，听取萧华汇报县青年团的工作，对他的组织才能十分欣赏。不久，萧华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委青年委员。

在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期间，时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给了萧华许多指导和帮助。那时萧华才14岁，而组织将在红四军组建共青团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当罗荣桓找萧华谈话时，萧华对他说：“我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怎样开展工作。”罗荣桓鼓励萧华说：“萧华同志，前一阶段你在兴国县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工作得不错嘛！”接着，他又对萧华谈了到部队的具体工作：“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这可同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进行参战‘扩红工作，而部队团的工作却要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服从战争需要，为党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发挥助手作用。这是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打基础中很重要的一环，可不简单呀！”罗荣桓非常具体地嘱咐萧华，首先把各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以一部分青年党员为骨干，组织好连队团的支部、小组，建立和健全团的生活。他又嘱咐萧华，工作要结合青年特点，要生龙活虎，不能死气沉沉，通过多样化的方法开展文化活动，同时要动员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在战斗中发挥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在罗荣桓的亲切鼓励和大力支持下，萧华在行军作战的繁忙日子里，仅仅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团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各师、团也都配备了青年委员。

罗荣桓不仅手把手地教萧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还耐心地教萧华军事常识、行军技巧等。有一次夜行军，萧华第一次碰到敌人尸体，不免有点害怕，罗荣桓便鼓励他往前走，不要害怕。萧华在樟树镇第一次听到枪响，罗荣桓又教授萧华通过子弹的声音判断敌人的方位。罗荣桓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也就有意给萧华下基层锻炼的机会。在攻占吉安以后，因为有更多的地方青年加入红军，红四军组建了4个连建制的特务营，罗荣桓特地要萧华兼任第三连政治委员。这期间，罗荣桓对萧华的工作抓得很细致，经常指导他如何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如何开展调查研究、如何与比他年长的连长搞好团结工作。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萧华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斗，后又乘胜向东追击，参加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由于萧华在平时特别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所以第三连上了战场士气高昂，像小老虎一样冲入敌营，深受罗荣桓的称赞。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前，萧华被任命为特务营政治委员。萧华所在部队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离敌人只有40里地。每天清晨，罗荣桓亲自领着他们爬山，练习如何抢占山头。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部队无油无盐，粮食短缺，罗荣桓就带着萧华等人利用练兵间隙找野笋野菜、捉泥鳅来充饥。

1931年春，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有些部队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到处抓“AB团”，搞得人人自危。萧华当时也在被怀疑之列。罗荣桓对这些无端的怀疑非常气愤，他说：“萧华从小就在兴国闹革命，到红四军工作后，也工作得不错嘛，又经过战争的考验，凭什么对他怀疑呢？”就这样，萧华被保护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1932年2月，萧华被调任红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委员。同年3月，罗荣桓被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经他提议，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在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出色表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红军领袖的赏识，1933年年初出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罗荣桓依依不舍地送别萧华。不久，17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后担任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第二师政治委员。萧华和罗荣桓一起参加长征，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参加了直罗镇、东征等重大战役。

战斗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政治委员，萧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训处副主任、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38年6月，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9月底率部抵达山东乐陵。萧华虽然离开师部，但他的工作仍然得到罗荣桓的关怀和支持。在敌人对冀鲁边平原根据地加紧“扫荡”封锁时，大部队活动困难，师部报请上级批准，将冀鲁边之主力一部转移到鲁西，萧华也被调到鲁西军区任政治委员，后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兼鲁西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

1940年6月，蕭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在萧华就任师政治部主任之前，政治部没有主任，后来连副主任也没有了，工作是由已经被任命为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兼管，他忙得不可开交。萧华到职后，罗荣桓便松了一口气。1941年和1942年是山东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日子里，当时山东党的领导中有人对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有些不同意见，罗荣桓为此焦虑，而萧华坚决支持罗荣桓的正确意见。1943年3月，中央决定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保留第一一五师番号），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萧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此时，罗荣桓因操劳过度，病情加重了。刚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回到山东的萧华，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罗荣桓的健康操心，又为罗荣桓勇担重任而高兴，立即去看望罗荣桓。他兴奋地对老首长说：“政委，你只管大政方针，工作上的事只要有一句话就行。多保重身体，这是同志们的心愿。”看着风尘仆仆的萧华，罗荣桓宽厚地说：“有我这个重病号做领导，大家可要受许多的累呀！”

对罗荣桓的病情，萧华一直十分关心。在罗荣桓病重時，萧华几乎挑起了政治工作的全部担子，尽可能让罗荣桓休息一下，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只要罗荣桓出个主意，萧华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平时向下发文件和指示，也常常是罗荣桓定个基调，萧华便组织实施。对非罗荣桓亲手办不可的事情，萧华也是尽最大努力为他创造方便条件，尽可能节省他的精力。

1943年9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回延安，中共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至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在实行一元化领导之后，罗荣桓肩负山东党政军领导的重担。而在这时，罗荣桓的肾病进一步加重，对山东那样一个集中统一的大局面，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处理，他便把大量具体工作放手交给助手们去办。那时山东分局的核心成员只有罗荣桓和黎玉、萧华三个人，被称为山东党政军的“三驾马车”。萧华是罗荣桓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积极协助罗荣桓，军事上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坚持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日伪军，逐步扭转受日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随后一个时期，山东的形势发展很快。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五个战略区已在胶济路南北连成一片。大反攻以后，山东除济南、青岛等主要城市外，已全部解放，山东的八路军发展到27万余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为以后我军进军东北和为解放战争建立坚强的山东战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党中央正确领导和山东3000万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和罗荣桓、萧华等山东分局领导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萧华的婚事，也是在罗荣桓的关心下促成的。那是1937年8月，红军主力在陕西三原改编为八路军时，萧华和红四方面军宣传员王新兰相识并心生爱慕。当得知王新兰即将和其余女同志一道回延安，他自己不好意思去讲，又怕错过机会，便对罗荣桓吐露了心曲。于是，由罗荣桓作伐，这对有情人得以在一起互诉衷肠。随后，王新兰到了延安。1938年年底，组织上安排她到冀鲁边找萧华。由于敌人封锁，未通过封锁线，王新兰便来到位于晋东南的第一一五师师部。当时，罗荣桓嘱咐夫人林月琴要把她当成自己妹妹看待。不久，罗荣桓又指定当地最可靠的向导，选择最安全的交通线，把王新兰护送到萧华处。不久，他们在冀鲁边区的一个农村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来，萧华来到师部工作，罗荣桓夫妇和萧华夫妇大部分时间是比邻而居，两家亲如一家，在生活中互相照应，谁家做点什么好吃的东西，都要一起分享。

投身在东北解放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抢占东北，罗荣桓收到中央的电报：“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人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他立即给正在济南前线的萧华发电报，要他火速赶回军区接受任务。

萧华日夜兼程赶到军区，来到了罗荣桓的住处。当时，罗荣桓正因病卧床休息。“你一路辛苦了，我正在盼你，你就到了。”罗荣桓立即起身下床，简短地询问了前线的情况，然后告知中央指派他立即去东北的命令。萧华深感事关全局，责任重大。

即将离开老首长，萧华激动地说：“就要分别了，关于到东北后的工作，请您作些指示。”“谈点个人意见吧。”罗荣桓一边思索一边说。随后他对东北情况进行了分析，叮嘱萧华要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并提出为了便于同中央和山东联络，要带一部电台，由王新兰当台长。

当时，萧华的女儿小雨刚满周岁，还离不开母亲，如带上孩子去东北，又比较麻烦，该怎么办呢？“至于那个小雨嘛，我和月琴已经商量好了，就暂且留给我们吧。”罗荣桓望着萧华说。萧华十分感激老首长为他解除后顾之忧。罗荣桓好像看透了萧华的心思，笑着说：“下决心把他留给我们吧，不要多想了……你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萧华的眼睛湿润了。出发前一天晚上，罗荣桓和林月琴特地为萧华夫妇饯行。罗荣桓风趣地说：“你们下一步可要过艰苦生活了，今天特地为你们炖一只鸡，好好吃一顿！”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罗荣桓又强支病体进军东北，一个时期住在本溪休养。1946年1月，萧华被任命为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省委书记。军区机关设在本溪。萧华一到本溪，便匆匆地去看望罗荣桓，这是他们在东北第一次见面。萧华和王新兰到罗荣桓家里的时候，罗荣桓很高兴，在床上欠起身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离开山东的时候，我真没有想到我们会东北见面。”林月琴给他们沏了茶，又给他们削苹果。接下来，萧华向罗荣桓汇报了南满的部队状况和政权建设情况，罗荣桓听了很满意。当萧华谈到如何同其他解放区来南满的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团结战斗时，罗荣桓显得尤其关注。他语重心长地对萧华说：“我们山东来的人多，是个大山头，一定要警惕山头主义。”最后，萧华详细向罗荣桓汇报了南满的战场形势，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

为加强对南满地区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成立南满军区，萧华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任南满分局副书记。此后，他积极协助萧劲光指挥四次保卫临江的作战，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改变了东北战场的态势。

1948年5月，萧华改任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政治委员。下旬，他参加指挥了解放长春的战斗。6月15日，长春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会上，罗荣桓传达了中央军委和东北局的指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后来，在东北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长春和平解放。随后，萧华担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萧华任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萧华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率领第一个友好使节团到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会。萧华领受任务之后，立即赶回天津，向司令部移交工作，然后向正在天津养病的罗荣桓告别。罗荣桓是在到天津视察部队时病倒的，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心力交瘁，在一次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了。罗荣桓已得知萧华即将率代表团出国的消息，见到萧华很高兴。虽然他自己正在重病中，还是关心着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和他的孩子们。罗荣桓对萧华说：“你放心出国去，王新兰和孩子们有我和月琴照顾。”当时，萧华的第四个孩子萧露刚刚出生，王新兰还在月子里，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要远走异国他乡，难免有些牵挂。听到病中的罗荣桓这样说，他感动得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几天后，萧华匆匆赶到了北平，开始了紧张的组团工作。

搭档在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建之前，罗荣桓已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在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同时，中央还指定他筹建独立于总政治部之外的总干部管理部，并由他兼任部长。身兼数职的罗荣桓考虑自己在总政治部的副职时，第一个就想到了他所了解的时任空军政治委员萧华。

罗荣桓打电话把萧华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召到自己家中，宣布了军委对萧华的新任命。萧华和刘亚楼同时一怔，对于军委的这项决定，他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罗荣桓从萧华和刘亚楼的脸上看出了他们各自的心事，诚恳地说：“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体一向不大好，眼下我当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检察长，这是一副繁重的担子，工作千头万绪，现在又要我负责总政治部的工作，还要把即将成立的总干部部管起来，力不从心哟。萧华年轻，要你来总政，多管点事，帮我挑挑担子;眼下，亚楼只好一个人先把空军的担子挑起来。”刘亚楼笑着说：“木已成舟，只好如此。”萧华也表示：“协助罗主任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责任重大，只是不胜重负。好在年轻，能跑腿，争取在罗主任领导下，把总政治部的事情办好。”

在罗荣桓主持下，当时把全军各方面的人才选调到总政治部，搞五湖四海，搞大团结，萧华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起了积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的总政治部几位副主任中，萧华年纪最轻，始终处在第一线。当时，总政机关新建，百废待兴，接着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总政的工作十分繁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经常直接找萧华交代任务、了解情况;同时，他还要向各位老帅请示报告，同总参、总后的领导同志配合工作。这一时期，萧华几乎天天都向罗荣桓家跑，有时带着文件来讨论修改，有时谈至深夜。但他又非常关心罗荣桓的健康，对于总政的一些具体工作，萧华总是能机断专行地处理好。他说这类小事不要去打扰罗主任，并嘱托大家：凡是带有很大刺激性的坏消息，暂时不要向罗主任通报，以免使他精神上受到过分震动，不利于健康。

由于身体原因，1956年9月，罗荣桓请求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12月，谭政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接任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并继续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0年年底，由于被批判搞宗派集团，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就空缺了下来。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请到中南海，商量由谁来接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事宜。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由罗荣桓复出，毛泽东立即同意。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又一次在罗荣桓直接领导下主持总政治部的全面工作。这一时期，尽管军队的政治工作难以完全摆脱“左”的影响和林彪的干扰破坏，但在罗荣桓、萧华等总政治部领导的主持下，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艰难推进中依然有声有色。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于北京。1964年9月，萧华继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逝世后，萧华对罗荣桓全家十分关心，请他们全家到自己家做客，嘱咐林月琴和孩子们继承罗荣桓的遗志，劝慰林月琴，让夫人王新兰陪伴林月琴，安排林月琴到外地休养，以后又经常嘘寒问暖，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萧华十分关心罗荣桓传记的撰写工作，曾审阅部分书稿，四次找撰写传记的同志谈话。

1985年8月12日，萧华于北京病逝。生前，他一直念念不忘罗荣桓对自己的关心厚爱。在1982年3月，为纪念罗荣桓诞辰80周年，萧华撰写纪念文章《尊敬的良师 可亲的长者》，文章谈到“作为我的上级，我的老师”“我和罗荣桓同志一块生活、战斗30多年，他那魁梧的身材，慈祥的面容，他那亲切的教诲，风趣的谈笑，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题图 1943年，罗荣桓（左三）、萧华（左四）等在山东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