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8
江苏 朱志宏
***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新的重大政治论断,对于《经济生活》模块的教学与复习,具有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意义。就《经济生活》模块而言,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落实在经济发展中的表现有哪些,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充分发展以解决矛盾,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三个方面。以下围绕《经济生活》模块“含金量”最大的七个知识点,逐一作具体阐释。
流通领域的货币,说白一点就是“买”,就是代表持币待购的需求。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要缓解其压力,就必须控制好货币流通,让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量减少下来,保持一个适度的货币规模,这应该是平衡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个有效办法。
要控制好货币流通,首先要控制好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货币流通规律要求纸币的发行量必须以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为限度,纸币的发行量只要不大幅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一般不会引发通胀危机。考虑到生产供应能力的正常增长和促进商品交换的顺畅流通,我国一般每年货币新增发行量控制在18%左右,这样基本上可以保证“手里钱够用了”,同时也能从源头上防范货币滥发。
要控制好货币流通,还要控制好商业银行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当提高存款利率时,利息增加就会吸引存款;提高贷款利率,还贷压力加大就会抑制贷款。这样形成“货币回笼”之势,从而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也能降低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创造信用、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这同样也能形成“收缩银根”的效应。如果需要增加货币供应,反向操作即可。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总需求方面呈现新特点,人们开始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海外代购一时风行,到国际市场“扫货”也一度蔚然成风,这表明我国的社会总供给亟待优化升级,也正因此供给侧改革成为当下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新思路。
收入和支出是家庭生活最突出的矛盾。不管不顾自己的经济状况“疯狂购物”,造成入不敷出,不仅会打乱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根本谈不上真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所以,控制消费心魔,是每个消费者“安稳过日子”应有的理性态度。
所谓从众消费,就是“你买我也买”,这种跟风消费,往往只是为了不被嘲讽落伍或者出于对商品代言偶像的模仿,买了并非自己实际需求的东西。所谓攀比消费,就是“买不起也要买”,这里既有好面子的虚荣心理,也有逞一时之快的炫耀心理。所谓求异消费,就是“你买了我就不买,我就是要买不一样的”,为了避免“撞衫”,当然需要“私人订制”,可这是需要另花本钱的,同时也特别考量消费者的审美个性。
要克服以上消费行为中的“作怪”心理,需要消费者能从自己的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中去考虑。我们提倡求实消费,就是“不买贵的,只买对的”,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较高质量地满足生活需求,才是理智的消费。
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和深化的今天,这已成为经济行为的第一法则。要在投入与产出的落差中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必须控制成本核算。
控制成本核算,一方面要着力于控制物化劳动成本,简单说就是生产原材料的投入。当某些生产原材料之间可以相互替代时,就选择价格低的原材料。这是生产经营者面临产品市场价格压力时,通常采取的应对手段。此外,改善管理,减少生产原材料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也是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功。
控制成本核算,另一方面要着力于控制活劳动成本,简单说就是人的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就可以节约人的劳动凝结。当然,这需要企业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依靠科技的不断进步,走集约式发展道路。
理财理财,功夫在“理”,既需要金融智慧,也需要时间累积。任何投机,都是搏小概率。所以,作为普通居民将手里不多的余钱来“钱生钱”,不仅要考虑资本增值空间,更要首先评估风险承受能力。如果不能控制投机的冲动,迟早要遭受冲动的惩罚。
股票的特点是高收益与高风险同在。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与之关联的股票价格涨落,是股票收益和风险的“暴风眼”。公司的经营往预期好的方向发展,股票持有人就可能得到股息或红利的分配,股票因为受欢迎而股价看涨;若公司经营不善,股东就面临赔本,股票因为市值蒸发而容易被套牢。
政府债券被誉为“金边债券”,这是因为有中央政府的信誉担保、以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保证。政府债券风险小,但同时利率也较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低。企业的经营利润是企业债券还本付息的保证,由于一般企业的经营状况不确定因素太多,这意味着购买企业债券要承担较大风险,所以发债企业也补偿以相对较高的回报。
任何打着“零风险”旗号的投资理财都是“商业欺诈”。中国老百姓喜欢老老实实把钱放在银行里,如此虽安全便捷,但也还存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存款贬值及定期存款提前支取而损失利息的风险。
就收入差距而言,公平和效率各有侧重。注重公平强调要控制差距,不能过于悬殊;追求效率意味承认差距,会产生马太效应。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自此,“兼顾效率与公平”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党对分配原则的科学认识,控制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既要坚持发展,做大蛋糕,也要解决好发展的均衡性,分好蛋糕。显然这是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的基础上,对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作出了新的总体部署。
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一般表现为:一国货币对外贬值,有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不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会减少贸易逆差,增加贸易顺差;一国货币对外升值后,有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不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则将减少贸易顺差,增加贸易逆差。
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国际清偿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储备资产因外币汇率跌落而“缩水”的风险。据有关统计分析,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就使以美元为主要币种的我国外汇储备“蒸发”了约500亿美元。所以,控制汇率波动,发挥其对进口与出口的平衡作用,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水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的“无形手”结合政府的“有形手”,以促使进出口贸易能够稳定发展。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能够正确地运用汇率来扩大一国的经济规模,规避汇率风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波动,并与之相应地制定正确得当的汇率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成功的财政手段,也是一国经济水平以及制度水平的重要体现。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进入SDR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去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
中国经济过去虽然经历了总量扩张的繁荣,但却积累了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不足,看病难、上学难、融资难问题困扰国民福利改善。从质量结构上看,过去的考核机制引发了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赛,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却相对下滑。从地区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严重,而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相对薄弱。面对这样的经济发展局面,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让我们看到了清醒的认识,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成为未来宏观管理的重心,“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成为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新常态”。
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遇到不少两难多难抉择。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立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与质量、结构、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控制GDP增幅,这才是主动把握节奏实现“中国梦”所应具备的大国姿态。“7%左右”考虑了需要和可能,与经济总量扩大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适应,符合发展规律,符合客观实际,以这样的速度保持较长时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就会更加雄厚,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就会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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