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联大时期的管理模式及其历史意义

伍小东 姚聪莉

[摘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我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在抗战大后方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这些成绩的背后以其独特的管理模式作为支撑。常委负责制的学校管理、基于训导制的学生管理和以服务激励为核心的教师管理从三个主要方面促进了学校的综合发展，以此为切入点讨论和分析这些管理体制的特征和历史贡献，对于目前高校的“双一流”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常委负责制;训导制;休假进修;服务奖状;部聘教授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20）02-0188-03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使抗战期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国民政府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在西安成立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下称西安临大），后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下称西北联大）。在这种特殊时期成立的大学联合体，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火种，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实施的管理模式.则成为各项事业发展和取得突出成绩的“根”与“魂”。从学校、学生和教师三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分析这些独特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对目前积极推进“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常委负责制的学校综合管理模式

常委负责制的提出最早见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纲要规定各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设秘书主任一人，常务委员三人，常务委员合组常务委员会，依照委员会决定之计划纲领商决一切具体方案。西安临大成立时，时任常委分别是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翛，“由常委会代行校长职权，校事应由常务会议商决，保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从此，常委负责制成为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一直执行的校务管理模式。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学校不设校长，校内一切重大事项由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常委会下设总务、秘书、教务三大处。从1937年9月30日西安临大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39年7月19日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二次会议，除个别开会时间不规律外，常务委员会几乎每周进行一次工作例会。会议内容涉及学校发展、教师和学生管理、机构设置、人事任免、校舍建筑、图书仪器设备购置等方方面面，会议时间也是有长有短，讨论事项最多的是第二十六次会议，其中报告事项11项，讨论事项33项，临时动议事项5项，会议内容总计达49项[1]。由此可见，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基于训导制的学生管理模式

训导制的学生管理模式，最早源于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学生的思想行为、课外作业、团体生活和个性与心身之发展，德行人格之训导，以及战区学生申请贷金之审查等。在此基础上训导制应运而生。1938年第四十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决议增设訓导处并设立主任导师会，各学院均分设导师会并指定主任导师一人。随后，在第四十二次常务委员会上将“主任导师会”更名为“导师会”，并设常务委员会协助训导处主任计划办理学生训导事宜，进一步修正通过了导师会组织章程。导师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成为此后西北联大学生管理的指导性文件。

导师会中的常务委员会由大学常务委员会推定五至七人担任，他们负责办理日常事务并指定一人为主席，第一届导师会主席由杨立奎担任，由李季谷、袁教礼、黄国璋、刘拓、张北海、蹇先器七位先生担任常务委员，吕明市担任干事。导师会的职责是协助训导处办理全校学生的训导事宜，具体包括：关于指导学生思想、行为、学业、课外活动及社会服务之实施办法和学生违反相关规定的奖惩，还涉及学生团体核准、学生刊物审核和课外活动规定等事宜;其目标在于注重人格之熏陶、学校之指导及身心之修养，养成良好学风及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养成纪律的理性及奋斗的集团生活;职责范围较之前的生活指导委员会更为宽泛，基本涵盖了学生在校期间发展的方方面面[2]。

这种“系导师分会一导师会一学校训导处”的三级管理模式已经有了目前各高校实施的“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一学生工作部（处）一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管理模式的雏形。由于它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制度一经推出，便开始向全国高校推广。1939年，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在全国高校实施推广西北联大创设的训导制。胡庶华在会后指出“在大学教育方面，全国各大学实施训导制度，采用西北联大设立训导处办法”[3]。《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同样记载了：“由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改设训导处，这是由西北联大开始，国民党政府义推行全国”[4]。由此看出，由西北联大所开创和发展起来的这种训导制模式，不仅为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也为战时高校的学生管理模式提供了范本。

三、以服务和激励为核心的教师管理模式

西北联大地处偏远的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生活较苦，除非与原先合组三校有历史关系的学者，大多教师不愿来此工作或在此长久工作。因而，如何管理现有的著名教授和学者，也是西北联大面临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联大因地制宜，积极实施和推广休假进修、服务奖状和部聘教授等教师管理制度，不仅体现了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而且在稳定教师队伍和激励高水平师资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休假进修 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休假进修办法》中规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对于连续在校专任教授满七年以上、成绩卓越者，应予以离校考察或研究半年或一年之机会。每年核选休假进修之教授名单，由教育部根据年度经费数目和学术需要而定。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教授休假进修经费中增列美金数额并选派教授出国进修。从1940至1944年，全国共有106位教授休假进修，其中，在10人的出国进修名单中包括国立西北农学院虞宏正教授和国立西北工学院萧连波教授，在96人的国内进修名单中国立西北大学及其相关学校每年均有4人参加15】。这项制度的实施，其意义不只是让教授在连续工作后有较长的时间休息，更重要的在于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离校进行实地考察或利用校外学术设备做进一步的研究或成果的整理，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原有的研究成果得以提升，同时学术新资料的吸收也可以使课堂教学内容进一步更新。

（二）服务奖状 为奖励在大学长期坚守教师岗位的教育者，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并实施的《教员服务奖励规则》规定，凡各级公立及立案之私立学校连续服务十年以上成绩优良之校长及专任教员，分别授予一、二、三等服务奖状。标准如下：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二十年以上者授予一等服务奖状（后更名为智字服务奖状），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十五年以上二十年未满者授予二等服务奖状（后更名为仁字服务奖状），在同一学校连续服务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满者授予三等服务奖状（后更名为勇字服务奖状）。这一奖励的实施对于稳定高校教师队伍起到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处于偏远地区的西北联大，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创举，因为许多教师在合组以前的高校工作多年，合组后继续在该校工作就很有可能获此奖状，从而激励了更多的著名学者留在了西北联大，坚定了他们开发西北的决心和意志。这种奖励不仅可以避免教师的频繁流动，保障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延续开展，更是体现了对教师工作的认可，是对教师长期工作和辛勤付出的肯定。对于目前教师队伍中的频繁流动，除了待遇因素以外，类似这种温暖人心的鼓励措施，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留住人才。

（三）部聘教授 为了提高学术研究水平，造就全国各学科拔尖创新人才，1941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并实施《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部聘教授被认定为全国范围内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要求在每五年的聘期内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负全局之责任。前后两次各学科共选举出45位部聘教授。1941年第一次推选部聘教授30位（两位因政治原因未对外公示），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占4位，他们分别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黎锦熙（国文学科），国立西北大学的萧一山（历史学科）和胡元义（法律学科），国立西北工学院的余谦六（电机学科）。1943年推选第二批部聘教授15人。每一位部聘教授都是在大学中任教授十年以上，在所从事学科rrI教学科研成绩突出的特殊贡献者，他们个个声誉卓越，给予他们这种荣誉，也是对其工作的充分肯定。复杂而严密的遴选程序，保证了部聘教授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促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与“最优秀教授党员”和“院士”并称为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6]。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选的第一批81位院士中，部聘教授中有15位人选，也进一步彰显出这项制度具备很高的公认度。

四、西北联大时期治校管理模式的历史意义

虽然生于战乱、地处偏远，但西北联大的办学成绩令人瞩目，在民国期间，西北联大仅次于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位列全国第三[7]。究其根源，除却当时环境所激发的个人“科学救国”的普世理念，学校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管理模式也是其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因而，分析和探讨这些管理制度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常委负责制确保了合组大学的稳定和发展

“临时大学”“临时大学的战时管理”等术语展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不寻常的一段经历，常委制的实施是抗战时期一种特殊的高校管理体制，也是一种合组大学理想的行政管理模式，平津各地的著名高校西迁来陕西，哪一个大学的校长来担任联合大学的校长，对其他高校的校长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校务委员的常委制，由组合大学的校长来担任常委，共同决定学校的各项重大决策，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它不仅提供了大家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也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也为战时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辉煌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基础。今天，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联盟、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澳大利亚的“G8集团”，以及陕西的“边家村联盟”等，虽然在管理模式和机制等方面与前者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開放办学的思想理念却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是危机时期谋求生存的被迫联合，后者是谋求更好发展的主动联合。

（二）训导制确保战时学生的思想学业健康发展

虽然大学训导制随着实施和演变，逐渐成为国民党派控制青年学生的途径，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学生综合管理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这种讥导制要求洲导主任由著名教授兼任，因为“大家一致相信，在学问上不能得学生信仰的人，不易收训导之实效”。这种做法很值得当前的高校学习，如果仅仅把这一岗位定位为行政管理岗而忽视业务的话，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只有身体力行，用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辅助以管理技巧，才能产生直抵人心的训导效果。因为，人的行为的改变必须先由内心和思想的改变才能触发，只有思想改变了，才能真正促进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发展。

（三）科学全面的教师管理确保了师资队伍的持续发展

教师的休假进修，不仅是学校对教师在丁.作岗位长期付出的肯定，也为教师潜心钻研学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对于信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这一制度的实施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长时间的休整，不仅把教授从日常的工作任务中解放出来，而且进修访问期间与其他专家的面对面交流，其效果也优于邮件的沟通。目前，我国实施的访问学者制度与此有相似之处，但它更多的似乎已经成为职称评定和经历镀金的一种手段，而且需要各种必备条件和复杂的申请程序，与当时的这种休假进修完全不同。学者们需要的是一种身心放松的修养，同时能够结合白己的学术兴趣开展研究，它不需要申请，所有符合条件的教授由所在大学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政府教育部则根据经费和学术需要来统一安排。“若在较长期内使有以全部时间从事专门研究的机会，成效当格外宏大”，这当然是最理想的修养状态。服务奖状的实施，更是表达了来自国家层面对教师的关心，由最初纯粹的精神奖励发展到后期配套一定数额的奖金，例如对于服务年满10年、20年者，除发给奖状外分别给予1500元和3000元的奖金，这些政策对于战乱环境下，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和稳定教师队伍都起到了极好作用。部聘教授更是教师行业的无限荣耀，而且也是后期中央研究院院士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严格的遴选程序也可为当今教育部“特聘教授”“讲座教授”的选拔提供一定的参考。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研究和分析西北联大时期的教育管理模式，其目的是为当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在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搏击中，唯有将历史足迹刻人时代发展的年轮中，对历史的研究才不会是一片枉然。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档案局（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266-270.

[2]编者.本校训导大纲[B].西北联大校刊，1939（8）：32-36.

[3]编者.本大学校本部本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纪念周纪录[B].西北联大校刊，1939（14）：3-5.

[4]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13.

[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521.

[6]沈卫威.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J].民国研究，2014（25）：25-29.

[7]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简章（1948） [B].清华大学档案馆，2011.

[责任编辑：钟岚]

[收稿时间] 2019-03-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西迁与陕西科教文化发展研究”（2018H09）

[作者简介]伍小东（1982-），男，陕西宝鸡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