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学研究：前沿观点与未来发展

Paul+E+Tracy?+宋虹

内容摘要：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学研究的文章进行文献综述，介绍这类文章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观点，并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恐怖主义犯罪学研究的关注。同时，本文着重介绍面向公众的恐怖主义数据库以及数据库的特点与数据内容，并结合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信息对未来恐怖主义犯罪学研究方向进行分析。

关键词：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数据库；恐怖主义研究观点

2011年9月11日，一群组织严密、信仰狂热的恐怖分子，号称与乌萨马·本·拉登的伊斯兰极端基地组织有所联系，劫持四架坐满无辜的、不知情公民的客机并将其撞毁，制造了一起惨不忍睹的人类大屠杀，远远超过美国1941年的珍珠港轰炸事件。上午08时46分，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向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北塔。上午09时02分，美国航空175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塔。上午9时37分，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入五角大楼。第四架航班美国航空93号班机乘客的勇敢行为避免了其他摩天大厦遭遇如世贸中心与五角大楼的命运。

美国对此震惊、悲痛欲绝。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未在自己的领土内遭遇过如此惨绝人寰的袭击。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的深刻教训是我们亟需更大力度的公共政策来保护国家，并就反恐和紧急情况的战略应对提供专门的政府决策。政府在9/11事件之后最值得关注的行动如下：首先，就在恐怖袭击后的数周内，国会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实际上是《使用适当手段阻止或避免恐怖主义以团结并强化美国的法律》的缩写（PL107-56）。从本质上来说，《爱国者法案》强化法律的执行与调查，阻止或惩罚在美国或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行为。随后，国会依据2002年《国土安全法》（PL107-296）设立国土安全部。这一新设立的内阁级机构整合了22家联邦部门。原则上来说，这一新设、综合的国土安全机构可以改善不同功能领域（包括针对恐怖主义）的交流与情报收集工作。

恐怖主义，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已经占据很多国家对内和对外政府决策的核心地位，对军事活动、经济和区域发展，甚至是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同样的影响。这点在美国尤甚。近来，各类学术机构呈现出诸多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成果 。西奈（2012）曾撰文回顾排名居前150名的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书籍。然而，相比其他研究领域的累累硕果，恐怖主义刑法与刑事审判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引起刑法与刑事审判学者对恐怖主义问题和相关数据库的关注。

一、恐怖主义研究文献综述

德罗格、金、阿瑟三人发表的文章解决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即仇恨犯罪与恐怖主义研究之间的联系。该文指出，过去的研究大多忽视了两者行为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本文分析仇恨犯罪与恐怖主义联系的研究背景。该文对早期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研究的贡献是强调与研究两者之间的时间联系与相互影响。

德罗格、金、阿瑟以时间为序对两大数据库资源进行分析。首先，仇恨犯罪的数据来自每年联邦调查局仇恨犯罪事故等级资料，由《1990年仇恨犯罪统计法》（P.L. 101-275）授权收集，该法案要求美国司法部部长收集有关种族、宗教、性取向等带有明显偏见的犯罪数据。该数据资料涵盖了1992年到2008年之间，囊括131286起仇恨犯罪的信息，根据日和周的方式分类。其次，恐怖主义的数据来自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GTD是一个关于全球恐怖主义袭击的开放式数据库 。德罗格、金、阿瑟三人截取1992年到2008年之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数据，以此来匹配仇恨犯罪的可用信息。尽管GTD包括国内外的信息，但研究只采用了国内部分。（例如，505起恐怖袭击发生在美国）。

德罗格、金、阿瑟就仇恨犯罪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提出如下三点重要结论：第一，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仇恨犯罪能够诱发恐怖主义。第二，仇恨犯罪往往表现为恐怖主义行为。最后一点联系尤为突出，即在非右翼恐怖主义袭击后，争对少数群体采取的仇恨犯罪，特别是对核心美国理想的攻击，表明一些仇恨犯罪基本上可以构成报复行为。

拉费和莫里斯的文章解决了另一相当重要的问题，即恐怖主义对美国政府合法性的态度。研究发现，根据近期对穆斯林国家民众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政府和政策的支持率正在下滑，而对于反美穆斯林组织的支持率则正在上升。在文章中，拉费和莫里斯研究分析美国政府合法性与支持反美跨国恐怖主义袭击的联系。他们与来自三个穆斯林国家（埃及、印度尼西亚、摩洛哥）、超过3600名受访者面对面的交谈来获取相关重要数据。这三个国家是全球穆斯林的高聚集地，但各具迥然有异的历史、政治与文化。拉费和莫里斯两位作者首先分别分析支持美国政府、人民与文化和支持反美穆斯林组织的影响，其次分析政府机构合法性对那些支持反美穆斯组织的影响。

拉费和莫里斯的研究成果不仅惠及自身，也为在穆斯林国家中培育反恐怖主义者提供大力支持。首先，他们研究发现对美国公民与文化持青睐态度的人不会支持反美穆斯林组织。其次，包括政府、警察和刑事司法系统在内的一国政治机构的合法性与降低反美组织支持率有关。上述学术成果对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均会有很大影响。

罗伯特和莱德卡的文章侧重于9/11恐怖袭击后必然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周围组织与环境特征的结构性影响着美国警方对恐怖主义采取防备措施的程度。具体来说，上述特征 是指反恐特殊部队的出现、精英反恐人员的部署、反恐社区教育推广、信息化的情报档案的运用、部门间无线电频率共享。罗伯特和莱德卡运用“司法统计执法管理与行政统计”（LEMAS）自2007年起的数据资料以及2003年LEMAS防备恐怖主义措施基准。他们主要调研374家中型或大型公司（工作人员达10万人以上），因为小型机构在危机时刻可能回避需要临时社区资源支撑的正式计划与反恐特殊部队。

该文对现有恐怖主义防备的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进行拓展，分别是（1）继9/11后对新一轮恐怖主义防备影响的检验有充分时间；（2）多元分析全国范围的数据；（3）逐个分析恐怖主义防备的要件，而非整体分析；（4）客观衡量恐怖主义的脆弱性并以此进行防备。现有研究对上述四点能够涉及一二，但难以全部囊括。

罗伯特和莱德卡一文的另一重要成果是2007年防备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措施与防备要件之间的一致性与一定差异。另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公司的脆弱与恐怖主义防备没有联系。这些结论奠定了未来研究的关注点。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获得重视，后续研究需要拓展本研究内容，思考波及公司预算的经济萧条对公司反恐防备程度的影响。

萨维奇和瑞斯运用调查方法研究恐怖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媒体对于提升恐怖主义危险认识和恐怖主义恐惧的影响。作者借鉴过去对犯罪恐惧方面的研究，通常这些研究分析（1）媒介消费总量；（2）新闻报道的共鸣度；（3）个人对于新闻的关注度；（4）个人对于新闻的信任度。本研究主要分析上述内容对恐怖主义的关联度。研究者对纽约和华盛顿居民进行电话访谈，分析恐怖主义危险认识和恐怖主义恐惧与媒体的关联性。总532位受访者是居住在纽约市与华盛顿特区的成年人（18周岁以上），而选择这片区域进行研究是因为这些区域在9/11期间受到过攻击。

调查结果表明恐怖主义恐惧与犯罪文学恐惧相一致，但与典型犯罪恐惧有所不同。首先，女性较之男性对恐怖主义更为惧怕，对恐怖主义的危险判断也更为敏感。其次，与犯罪恐惧研究结论相同，老年人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较少（仅就其自身、并非就其家人），但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对恐怖主义危险的感知低于年轻人。第三，种族与恐怖主义恐惧与危险有很大联系。白人相比有色人种而言，遭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更低，对袭击的惧怕也更少。最后，受害者对恐怖主义危险反应敏感，并害怕恐怖主义。

同时，作者也对媒体与恐怖主义认识的关系做出一定假设。研究发现电视新闻的整体曝光与四个因变量中的三个有关。频繁的媒体曝光会导致人们对恐怖主义更为恐惧、对个人和他人的恐怖主义危险认识更为敏感。作者提及下述两个相并列的问题。第一，如果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做出正确的描述，个人能够运用理性思维分析恐怖主义袭击的危险，那么电视新闻曝光与恐怖主义危险认识与恐惧之间是积极的关系。第二，如果媒体炒作或夸大恐怖主义事件，就会加深群体的对危险的认识和恐惧。对此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媒体大肆夸大宣传客观情况，公众的恐惧度上升，过于严厉的惩罚性政策受到支持。该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将媒体曝光、恐怖主义恐惧和恐怖主义危险认识等重要关系结合起来。

弗兰斯特主要研究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否对其绑架行为有重要影响。1970年至2010年的数据表明，恐怖组织的绑架数量不断攀升，穆斯林极端主义已经取代左翼或马克思主义改革者成为世界头号绑匪。这一事实促使作者进行此项研究。

弗兰斯特综合运用数据库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他使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GTD的事故数据表明恐怖组织参与绑架与其意识形态有关。GTD属于事件数据库，只能从中获得特定恐怖组织行为的推论。然而，由于弗兰斯特还需分析在意识形态分类下恐怖组织绑架的倾向与恐怖组织其他属性下意识形态的相对重要性，其必然需要其他不同类型的数据。阿塞和瑞斯梅尔开发的BAAD数据库提供大量所需数据。该数据库包括395个恐怖组织的规模、意识形态倾向和能力（包括其他属性）的数据，是恐怖组织数据先驱MIPT数据库的数字版本。弗兰斯特结合上述两大数据库分析绑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弗兰斯特通过分析，得出一些重要结论。首先，他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一开始提出的假说，即在统计学上意识形态倾向对恐怖组织的绑架有重要影响。相反，弗兰斯特发现一个恐怖组织的规模是绑架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恐怖组织制定策略、战术与决策的核心。其次，恐怖组织的联盟范围也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这可能是由于像绑架这类复杂的恐怖行为需要不同范围的知识与后勤保证能力。总体上，弗兰斯特的文章表明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决策决定的驱动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被过分夸大。研究表明，在绑架倾向上，一个恐怖组织的经济状况、领导力、组织结构等其他情况比起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霍尔特和基尔格的文章主要研究在真实或虚拟世界下影响个人攻击基础设施意愿的因素。作者认为，在真实或虚拟世界中政治行为存在潜在联系，这些行为范围从非暴力抵制活动到针对民众和政府的极端暴力行为。因此，作者分析可能会影响个人参与政治暴力活动的因素以及这些情况的相似之处。文章试图区分实际与虚拟情况下暴力与非暴力行为的关系，并研究国内或国外目标的选择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本项研究的数据来于2010年春季一所大型中西部大学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线上调查。

霍尔特和基尔格发现很少有人愿意参与现实世界下的暴力行为或在网络世界中攻击基础设施，无论该恐怖行为是针对本国或外国。研究结果表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个人进行网络或现实恐怖袭击意愿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实世界中爱国主义更多反映在书信交流中。相反，那些反对打压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群众更容易参与针对本国的非暴力抗议活动。研究还表明人们对暴力恐怖文学作品的态度在虚拟和真实世界中有很大差异。文章也讨论了虚拟或真实世界中基础设施攻击对立法部门、政府以及执法部门的影响。

二、恐怖主义研究

本文的另一目的是帮助读者了解未来恐怖主义研究的动向。这部分首先介绍并比较面向公众的恐怖主义数据库。其次，运用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来分析今后恐怖主义研究的方向。

（一）恐怖主义数据库

许多公共数据库提供恐怖主义研究的有用数据。读者可以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大量资料佐证9/11事件前后的恐怖主义实证研究。

1.世界恐怖主义事件RAND数据库（RDWTI）

RAND公司的国家安全研究部在9/11袭击事件前就已对恐怖主义研究长达四十多年。RAND自1972年开始涉及恐怖主义领域，即在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袭击与以色列卢德机场红军袭击事件之后。为应对这些袭击，尼克斯总统在1972年成立第一处官方政府组织与恐怖主义做抗衡。该官方组织为“打击恐怖组织内阁委员会”，并邀请RAND公司对恐怖主义近期趋势作出分析，这促使RAND对数据库的研发，最早形成的数据库是RAND公司恐怖主义年表 。

RAND公司表示：“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引入RAND数据库。RAND基于原始系统不断发展、使用，对详细的案例研究进行并行编辑，全面描述恐怖主义以使其能够得到系统分析。随着数据库不断发展与革新，其以成为极具价值的预测恐怖主义策略、目标与其他发展的工具。这个数据库能够告诉政府决策决定者恐怖分子会如何做出决定、制定他们的恐怖袭击、制造恐惧气氛；恐怖分子如何看待人质并利用他们讨价还价；他们如何看待核武器，有什么资源能够调配。RAND分析师帮助美国下达美国官员进入高风险地区的第一条指令，告知海外外交机构的设计与建造以及美国核安全措施的制定。

RDWTI包括自1972年到2009年间的36000起恐怖事件。该数据库运用RAND员工的专业知识、语言能力与国内实地调查对恐怖主义进行广泛研究。RDWTI提供关于恐怖主义事件的下述信息：（1）日期；（2）区域；（3）国家；（4）参与人；（5）恐怖主义策略；（6）武器；（7）目标，（8）自杀式袭击；（9）国内针对国外的恐怖袭击；（10）死亡率；（11）伤亡率。

毫无疑问，RAND公司在9/11事件大幅刺激对此类问题研究之前的长达40年内对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研究占据领先地位。RAND公司表示旗下RDWTI数据库是“国内外恐怖主义综合信息的黄金标准”。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RDWTI数据库有如下局限性：1998年以前，该数据库只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请参阅数据库范围）。自1998年开始，数据库包括国内外恐怖主义事件，并在近几年内收录事件数量不断增长。在研究恐怖主义年代表时要考虑到这一收录范围的变化，即1998年后恐怖主义事件大幅增加。如果需要获得恐怖主义事件数据上更为直观的趋势，可以先进行类型筛选，例如，仅选择国际恐怖事件。

2.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

GTD由马里兰大学的恐怖主义研究与应对国家委员会（START）维护。GTD起源于2001年，该年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从平克顿全球情报服务（PGIS）处获得大量数据库。GTD的网站以及编辑的两本出版物 已经详细介绍GTD的历史与数据库的发展，因此本文着重介绍GTD的几大亮点。

GTD数据库最初由PGIS专业研究人员研发，覆盖1970年至1997年的恐怖主义事件。这些研究人员的任务是从通讯社、政府报告以及主要国际报纸识别并记录恐怖主义事件，为PGIS评估恐怖主义的风险。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获得国家司法研究所资助，并于2005年12月完成原PGIS数据库的电脑化，并对所需处进行更正、增加新信息。在此之后，START不断与各家机构合作，更新GTD下数据。这些机构包括有恐怖主义与情报研究中心（CETIS）、暴力组织研究所（ISVG）和纽黑文大学。GTD是自1970年至今不同数据库来源汇编的集合。

GTD是一个开放的数据库，包括了全球从1970年到2010年之间的恐怖活动信息，但由于PGIS的数据遗失，其未能包括1993年的恐怖活动。不像其他数据库，GTD系统收入了国内外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高达98000件。对于每起GTD录入的恐怖活动，可以查询的信息有恐怖活动发生日期、地点、武器使用、目标、伤亡人数与负责人或集团。

GTD能够成为极具价值的恐怖主义研究资源是因为：

· 超过98000起恐怖袭击数据；

· 全球对恐怖事件收录最全面的公开数据库；

· 收录自1970年起超过43000起爆炸案件、14000起暗杀事件和4700起绑架事件；

· 每个恐怖袭击案件都包括至少45项信息，对近期发生的事件则包括超过120项信息；

· 由12名恐怖主义研究专家组成咨询小组进行数据监督；

· 仅1998年到2010年间就收集超过3，500，000篇新闻报道和25，000新闻资源。

3.全球恐怖主义事件追踪系统（WITS）

第三个主要的恐怖主义数据库是WITS。WITS由国家反恐中心（NCTC）赞助。NCTC是在9/11事件后成立的联邦机构，于2004年8月根据“13354号行政令”建立，随后便出台《2004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防范法》（P.L.108-458）。NCTC的设立贯彻9/11委员会的核心思想，即“打破传统国家政府工作模式，成立各机构间合作计划、共享情报的中心，由各机构的员工供职”。

WITS数据库包括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73866起恐怖主义事件，并向数据库使用者提供下述关于恐怖主义事件的信息：（1）区域与国家；（2）日期；（3）恐怖袭击参与人特点；（4）恐怖袭击被害人类型与特点；（5）武器类型与伤亡情况。

（二）恐怖主义研究动向

本刊非常感谢弗兰斯特在众多研究人员中编写恐怖主义领域的文章，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在各研究者的文章中受益，并进一步深入研究恐怖主义。文末，我们提供一些来自GTD的数据，并对未来的研究动向做出一定预测。

1.全球恐怖主义趋势

图1：全球恐怖主义事件：1970—2010

来源：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

图1是GTD下全球每年的恐怖主义事件发生量，并清楚地显示恐怖主义事件自1970年到1992年间逐年递增（除少数非典型下降），自1992年到1998年有所下降。在一段时间（1999年—2004年）的数据起伏不稳定后，2004年到2008年的恐怖主义事件量稳健递增。由于GTD可以将恐怖主义活动按区域或国家划分，大量研究调查需要分析世界不同范围内恐怖活动的趋势。我们认为如果研究者结合GTD与其他全球数据库，可以根据区域或国家的划分大幅扩大研究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并获得一定成果。

这里有一个推荐数据库，即瑞士KOF经济研究所维护的KOF全球指数。该指数衡量三大领域，分别是经济、社会与政治。除上述三大指数外，KOF也对全球化做整体的指数分析，分为实际经济流动、经济限制、数据流动、人口流动、文化传播。KOF指数收集自1970年到2009年间208个国家的历年指数。另外一个可以用于补充恐怖主义信息的数据库是由透明国际组织（TI）编译的廉政指数。该指数衡量全球183个国家地区的公共职能部门的腐败情况，从1995年开始每年更新。

2.恐怖主义特征

如上文所述，GTD包含了诸多变量用以分析恐怖主义下的各个课题。下文的表1至表4包含了分析恐怖主义特征的几项重要变量。我们希望犯罪学研究人员能够将GTD与全球指数联系起来，增强对数据信息的理解。

表1：区域恐怖主义事件：1970—2010

例如，表1描述的是全球大部分区域的恐怖主义事件，研究者可以根据区域或国家为范围进行分析，这样可以分析不同时期下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以时间或区域为划分进行深入研究。同样，表2至表4提供了GTD下进一步分析恐怖主义特征的几大重要数据，分别是使用武器类型、袭击对象、目标类型。如上所述，研究组可以根据时间、区域、国家、甚至恐怖组织为划分来研究恐怖主义的特征。显然易见，GTD蕴含丰富的数据信息，包括了大量案例与各类变量来支持恐怖主义研究，希望能够就此提供一些问题来加深对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