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半真话”的老油子

伊溪云

说真话，往往会有风险，因为“忠言逆耳”的教训，会让很多人“话到嘴边留半句”。但说假话也未必安全，因为聪明的听者，很容易辨识出话语的成色。于是，说“半真话”成为很多人的处世之道，“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俗语道尽了个中的无奈与机巧。

有谚语说，“半真话，便是全谎言”。但是，古往今来的不少官场中人，硬是把说“半真话”的技巧玩得炉火纯青。选择性说真话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话术的特征是，说的都是真问题，但往往避重就轻、不痛不痒，在关键性、迫切性、根本性问题上知而不言。别以为就像“领导注意身体、多休息”之类批评建议很初级，那些官场“老油子”玩起来远比这高明。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反而认为他们是忠良之士。其实质，却不过是官场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西汉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这个人就是贡禹。

此公是汉元帝刘奭（音同士）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班固在《汉书》中为其立传，可谓名标青史。称其“以明经洁行著闻”，也就是通晓儒家经学，品行端正，任职也很“尽心尽责”。但对他选择性说真话的特点，班固则不着一字。千年后，司马光在叙述贡禹的长篇奏言后，忍不住来了一段“臣光曰”，直指贡禹的这一问题。

公元前49年，刘奭即位，因素来听说王吉、贡禹都是大儒，所以在前一年便征召二人来见。当时，两人年事已高，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虚岁80，到长安后被任命为谏大夫。拜官贡禹以高位，问政贡禹以虚心，刘奭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功夫，还真不是做在面上的。然而，他得到的却是贡禹的选择性说真话，真是令人嗟叹。

那么，贡禹选择地提出了什么建议呢？他建议元帝恭谨节俭。

不能说贡禹说的不是真问题。在他看来，古代的君王都注重节俭，高祖、孝文帝、孝景帝的宫女不过十余人，御马不过百来匹。但后世就奢侈成风了。现在宫殿已经建成了，无可奈何了，但其余开支还是可以尽量减少的。

然后，贡禹列举了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比如三座皇家织造厂，工人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资数亿;御马将近一万匹。诸如此类。然后提出建议，御用车子、衣服、器物，三分去其二;后宫留下贤德者20人，其余都送回家去吧;御马可以，但不要超过数十匹。如此这般。最后感慨一句：“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于是，刘奭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

诚可谓摆事实、讲道理、顺民心，今人都觉得他讲得好，非常在理。

但问题是，恭谨节俭本来就是刘奭的品质，一即位他就采取了好几项节俭措施，这一点贡禹怎么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贡禹说的这个真问题，以刘奭的品性，不说也会做。所以，司马光感慨地说：“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那什么是当时的急事、紧要的事呢？在司马光看来，“优游不断（优柔寡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如果贡禹连这些都不知道，怎么能称得上贤能呢？“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如果知道却不说，那真是罪过就大了。贡禹就这么被司马光揭穿了。

那么贡禹为何要如此煞费苦心地避重就轻呢？主要还在刘奭那里。

作为当时的贤能之士，贡禹不可能不知道刘奭有优柔寡断的毛病，不可能不知道奸佞正在当权。但作为明哲保身的圆融之辈，他内心里想必知道说了没用，反而可能惹来祸患，不如不说。又为了有尽心尽力之名，他便选择性地说出真建议，使自己既能安其位，又能全其终。

历史的演绎，往往令人遗憾地证明，贡禹们选择性说真话的决断至少是明智的。

比如大患之一的“优游不断”。这一点，刘奭在当太子时就显露出来了。后来也证明，这种性格导致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失当失断，是西汉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汉宣帝刘询曾在公元前53年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居最高位的皇帝，臣子想要改变他的性格，可能往往如鸡蛋碰石头。所以，贡禹选择不拿他的性格特点开刀，至少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再比如“谗佞用权”。当时的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代起就长期执掌中枢机要。刘奭即位后，常常生病，就想找个人托付大政。他觉得石显长期担任要职，又是宦官，无外戚党羽，又精明能干，可以信任。这一信任不要紧，朝廷大小事宜居然都通过石显来转奏，再由皇帝裁断。石显就在无形中成了事实上的二皇帝了。事实也一再表明，权力有了这种中转站，往往就被驾空了。石显即权倾朝野。问题是，石显这个人虽然“巧慧习事”，却心肠歹毒，睚眦必报。于是，朝中形成忠奸两派，相互斗法。

忠奸斗法，倘若居上位者聰慧明达、神目如电，也未必能伤筋动骨。但世间几人能有如此聪慧神目？而刘奭本人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就导致忠奸斗法的天平迅速向奸佞一边倾斜。没两个回合，忠臣们便不是奸臣们的对手了。

当时，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向几位重臣结党营私，建议把他们全部移交廷尉。刘奭即位不久，不知道移交廷尉就是送进监狱，居然同意了。等到刘奭要召唤周堪、刘向时，才知道他们已被逮捕。刘奭大惊道，不是说廷尉仅仅问个话吗？于是便责备弘恭、石显，两人叩头请罪。刘奭居然不问责，只说快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人拿准了刘奭优柔寡断的毛病，唆使史高对刘奭说：皇上您刚即位，还没有以德化闻于天下，就用法律处理了重臣，既然已经把他们下狱了，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算了。

这简直就是“混蛋逻辑”，更不可思议的是，刘奭居然同意了。说萧望之做过他8年的师傅，没有其他罪，免罪而撤销其职务。周堪、刘向一律贬为庶人。看看，优柔寡断的性格，关键时刻真是要人命。最后，还真是要了萧望之的命。

当时忠奸再次斗法，弘恭、石显知道萧望之平素气节就很高，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于是就向刘奭进谗言：萧望之自以为是您的师傅，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让他受点监狱之苦来打击一下自信，恐怕以后您再也没有办法对臣子施恩典了。刘奭说，萧太傅平素就很刚烈，怎么肯去坐牢呢？石显等人说：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是语言上的轻罪，不会出什么意外的。刘奭居然又同意了。

结果，石显等人作势缉拿萧望之，萧望之便自杀了。刘奭接到报告，大为震惊，拍手叫道：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然后，他便拒不进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然后，召石显等人来责问，石显等人就承认当初判断错了，都脱帽请罪，居然就不了了之。然后，就剩刘奭追思哀悼，每年四季派人去萧望之坟上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时方止。

刘奭这优柔寡断的毛病，真是令人扼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叙述完这一段史实后，忍不住又来了一段“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在司马光看来，刘奭真是令人搞不懂，居然这么容易受欺骗而又难以醒悟。他认为，即便是只有中等智商的君主，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然后给奸佞之辈以惩罚。刘奭却没有，他这优柔寡断的毛病，正是奸佞之臣肆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由此看来，80岁的贡禹，曾经沧海，怎么能看不出当时的大患，又怎么能不知道这大患其实无法改变？倘若他真犯颜直谏，虽不会被刘奭惩处，也会被奸佞如石显者借用刘奭之手玩死。于是，选择性地说真话，便成了贡禹的现实选择。

在漢元帝面前，谏大夫贡禹总是选择性说真话。（李云中/绘）

然而，即便是用中国士大夫所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念来看，无论是“文死谏，武死战”的信念，还是“为人臣，止于忠”的守则，贡禹都不符合传统士大夫担负治平大任的标准，只能算是一个苟且偷生的圆滑之徒。

事实上，石显害死萧望之后，担心天下学人讥谤自己，便对贡禹“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后来又把贡禹推荐给元帝，越过九卿，直接当上了御史大夫，对贡禹“礼事之甚备”。此事对石显而言，是处心积虑玩阴谋诡计，以取信于刘奭，同时也想以此改变天下学人对自己的印象。对贡禹而言，却是与奸佞达成一种默契，失了忠良本分，这倒与其选择性说真话的圆滑一脉相承。

贡禹的故事令人嗟叹。倘若贡禹当初能“先其所急，后其所缓”，向刘奭直陈所急，历史也许就会产生正向的“蝴蝶效应”，他或以其言其行而名标青史。历史自然不容假设，贡禹也成了一个反面教员，警示人们，凡事明哲保身，看似明智之举，实为担不起重任，也注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禄蠹之辈。相反，恪守忠诚，恪尽职守，敢说真话，敢陈直言，历史或许就会发生改变。即便担心说真话有危险，但在大义与大道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贡禹的故事从另一个方面也警示我们，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有没有说真话的氛围，也取决于这个地方、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有胸襟，真的想听真话，而不是当叶公，则什么样的逆耳忠言不能听到？倘若心胸不宽广，一旦下属某句真言，刺痛了领导干部心里的脓包，局面可能很尴尬，甚至后果会很严重。只有那些忠诚的诤友，才无惧风险，敢于说出真话。

除了胸襟之外，领导干部还得有智慧，方能明察秋毫，不会被各种所谓的真话忠言所绑架。有雄心，有胸襟，有智慧，又虚心纳谏，如此才能营造说真话的良好氛围，同时更能对各种意见建议择善而从，又何愁一地不能得到善治？

贡禹也成了一个反面教员，警示人们，凡事明哲保身，看似明智之举，实为担不起重任，也注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禄蠹之辈。相反，恪守忠诚，恪尽职守，敢说真话，敢陈直言，历史或许就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