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探析

马洪超

摘 要：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既需要重视内容也要考虑传播主体和受众的作用，进而利用传播媒介推进语言的海外传播。首先探讨了语言传播的基本特征及其动因、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传播学视角从汉语传播意识、汉语传播主体、汉语传播媒介、孔子学院平台建设等不同方面探寻汉语国际传播形式。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迀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情色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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