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之科学观探析

徐亮　李祥祥

摘 要：现代新儒家方东美先生在其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集中阐述了其科学观：科学起源于境的认识，由神话经常识而来；科学具有二元对立的本质属性，包括抽象性与具体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真实性与武断性、实利性与弊端性等；科学须贯穿着六条思想原则，即科学求简欲、忽略人生情趣、是生命跃进的符号、以创进的生命为最终依归、科学路向由物向人回归、易滑入科学主义的陷阱。探讨方东美科学观，对于我们在新时期了解新儒家的科学观具有参考价值，对发展科学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方东美；科学观；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2-0001-05

作者简介：徐亮（1984-），男，湖北孝感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

Abstract： The new Confucian philosopher Fang Dongmei elaborates on his outlook on science in his book Science， Philosophy， and Life. First， he thinks that science originated from the thinking about the surroundings and it w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mythology and the stage of common sense. Second， science embodies binary opposition： it is both abstract and concrete； science is moving forward， but the journey isnt a smooth one； it is objective yet subject to arbitrary judgment； it is profit-oriented and thus has side effects. Finally， six ideological principles are embedded in science， namely， science curbing desires， science curbing personal hobbies， science being the symbols of the leaping of life， innovative life be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science， the focus of science shifting from matters to humans， science being prone to scientism. Fang Dongmeis outlook on science may shed some light on the outlook on science in New Confucianism in new times and i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Key words： Fang Dongmei； outlook on science； science； philosophy

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爆发了历时近两年的“科玄论战”，对科学与玄学的各自性质与相互关系阐幽发微相互辩难。这场论战影响深远，泽流之一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本质、影响等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次。论战余绪不绝，方东美先生作为新儒家的代表，在其第一本经典性著作《科学哲学与人生》中亦对此做出回应和总结。他积极吸收科玄论战的成果，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握科学，阐述科学规律，处处显露卓见，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未失去其启发意义和思想价值。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虽成书于30年代第一代新儒家体用论的活跃时期，但其科学观却另成一路，迥异于诸家。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对方东美的科学思想进行独立式的专题研究，只是在一些论著中附带涉及。笔者试对此作专门探讨，通过梳理和归纳，以图呈现出方东美科学观的理论框架与思想特征，庶几对于当前中国新儒家科学观的研究和科学哲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一、方东美论科学的源流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以“理性为体，理智为用”的体用论来判别玄学与科学的关系，影响深远，方东美则跳出这个窠臼，对科学探本溯源，提出了自己颇具创造性的见解。

（一）科学渊源于境的认识

方东美在《科学哲学与人生》中论科学、哲学之起源是合而述之的，“我们叙述哲学思想的起源，亦即是说明科学思想的起源”，“哲学思想发达的源流，同时亦是科学思想进展的步骤。”[3]17其总的观点即是哲学起因于境的认识和情的蕴发，科学单单起因于境的认识。“境的认识起于感觉的亲验，终于理智的推论。”[1]11我们亲历环境即用人的感官接遇众物，反映对象，取得种种的感觉印象，然后进行理性加工，才能对事物的本质道理获得一种一贯的概括的了解，即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我们主张科学里有哲学，而哲学上关于境的认识一层纯是科学的工作。”[1]17似乎又将科学纳入了哲学的层次结构，科学的工作只是完成了哲学的一部分工作。那么在方东美的逻辑里，科学的范围要小于哲学，科学成了哲学的低级阶段。方东美还认为，科学对物象的分析虽巨细毕举，极尽详密，然局于一隅、偏于一端，“坐是之故，对于创进的宇宙、活跃的人生，每存而不论”[1]14。科学忽略了丰富的人生，所认识的宇宙只是一个冷酷的场所，即不含生命的情蕴。显见此处方东美混淆了科学对象和哲学对象的差异性，两者虽总体上同源于境的认识，但毕竟对象不同，层次有别。科学一般是不关心自己研究对象存在的必然性和所用方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这一片领域交给了哲学去拷问和解答。

（二）科学经由神话、常识的顺序流衍

在科学如何衍化的问题上，方东美的论述是合理的。他说，“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多半由原人的神话及幻术中脱胎出来的”、“星卜之术演为天文学；药石之用演为医学；习惯与宗教演仪文为法律；陶泥术与点金术演为化学，是其明证。”[1]20显然，科学发蒙期是科学与神话、巫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中认为，“有些学科如天文学、医学等甚至存在许多与巫术相混杂的荒诞解释。”[2]2这正是科学演进初期的典型特征。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其《科学史》中有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论述，“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愚昧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地对知识的幼苗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3]29科学与伪科学之根本不相容，是以现代科学成熟期的观点来判断的，然而早期科学却割不断与神话巫术的天然纽带，这是无庸置疑的。随着人类生活的扩展和智力的进步，半科学半巫术的知识应用既久，那些荒诞的、背离客观事实的知识将逐渐被推翻和遗弃，剩下的以及逐渐积累的知识则化为常识；再上一层，使用理性来观察和思考客观世界与主观人生，便达致科学。如是，方东美将人类知识流衍趋势画了一个简单图式：神话 → 常识 → 科学/哲学。

需要强调的是，科学的进步之因要在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去寻找。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其产生的根源和秘密都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4]27。方东美论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虽有合理之处的，但深刻性有待进一步商榷。总体而言，对科学的缘起与演进进行大胆的探究，富有创见，别具特色，是儒家科学观的一种思想突破。

二、方东美论科学的属性

新儒家诸人物不是以科学有“绝对价值”、“普遍价值”的观点而全盘接受西方科学，就是将玄学与科学平列和分离并认为人生观决定科学，二者皆未能充分考辨和把握科学的复杂属性。方东美则在此深入细致地做出一番梳理思辨的工作，努力复归科学的本身面目，辨清科学的二元对立的本质属性。

（一）科学既有抽象性亦有具体性

传统上认为科学是具体的，方东美则认为不可笼统下判断。他首先肯定科学对象的具体性及其运用方法的科学性，并认为促成近代实证科学发展的当首推数学。各门自然科学若离开数学方法的运用就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在此意义上，数学是其他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而数学是极抽象的，其纯粹的演绎完全脱离人生、时间等感性现实，只以探求共相得其真确性。方东美据此反问道：科学家难道会因数学的抽象性而将其摒诸科学的殿堂之外吗？这是科学具有抽象性的一个有力的论据。然后他又进一步提出科学的三个抽象步骤：第一，科学家先对具体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比较，以了解事物的性质；第二，再就事物现象的关联处说明其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最后化繁为简，除去感性方面的偶性，得到事物的规律。姑且不论这种步骤的划分是否科学合理，我们只需了解到，方东美认为科学亦有抽象的一面。他不仅从科学所用的方法出发，而且还从科学的实际思维过程出发来阐明了科学的抽象性。他从自己的逻辑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抽象是科学技术的实质”[1]6。

（二）科学既有前进行亦有曲折性

开普勒发现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规律，瓦特发明蒸汽机，达尔文创出进化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等等，辉煌的科学实例足以说明，科学之光照耀人类，无一不是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科学主义者据此以这种科学结果上的辉煌掩盖了科学发展之路的曲折性，方东美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也并非总是迈向进步的方向，科学界亦是争论不休的场合，科学理论上的对立亦不能幸免。他列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如“同是科学的心理学，一派主用内省法研究内隐的意识；而他派则据外观法研究外显的行为；最近更有所谓‘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ie）异军突起，对于内省、行为两派攻击不遗余力”[1]6。如达尔文、艾默（Eimer）对于物种进化力主渐变说，而德·弗里斯（Vries，de）、贝特森（Bateson）则坚持顿变说；如“光之传布，一则曰是极微之影射，一则曰是电磁之震波；同一电也，一派视作液状的实物，而他派又谓为电子之积流”等等[1]7。以事实力图证明，科学上的进步绝非一帆风顺、水平如镜，也是在反复不断的激烈争论中取得的，不能因科学辉煌的结果而忽略甚至抹杀其过程的激烈性和曲折性。

（三）科学既有真实性亦有武断性

科学处处依实事求是的原则，搜求物事，据实审验，证实或否证理论，具批判的锋芒，故能臻至真理之境。然而，方东美则指出，科学亦有失之武断之处。近代科学关注自然物象，信仰物质现象为实有存在，“这种物质本身是无感觉的，无价值的，无意义的，只在机械的系统中，遵守数量的、因果的定律。”[1]3-4方东美认为，科学中的这种唯物论信仰很少考察物质本身的意义，即没有对科学的对象前提和所依定律展开探讨论证。其实，科学所不关注的自身的对象前提存在与否意义何在等问题正是留给哲学来解答，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决定了自身的性质，它不能超出自身所能，只能关注自身所能关注的，方东美以科学之不关注此类问题而指摘科学失之武断实是冤枉了科学。

（四）科学既具实利性亦有弊端性

科学是有实利的，方东美代举种种科学的发明创造，如蒸汽机、电学、飞机、无线等，以说明科技是如何带给社会以巨大的实利的，人类的切实利益皆拜科技所赐。此外还将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相较而论，一光明一蒙昧，清楚了然，突显科技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伟大力量。方东美则指出，真确的知识都有实践性，科学亦然。此处的实践性，当指物质性或功利性的意思。方东美认为，所有知识的产生都有其因，若放在当时具体的条件下，莫不有切合人生实利的一面，只是后来时过境迁才变得不合时宜。他举例说，宿神论之于原始民族，托勒密的天文学之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科学思想之不见重于传统中国，社会主义之能兴起于欧洲，绝非偶然的，都是因当时社会寻求实利的缘故。此数项事例后来又转向反面，也同样是因社会寻求实利所至。但他随之又举反例来说明科学家所认为的科学具有绝对实利实则为谬，一是蒸汽机发明所产生的资本制度带来工人之普遍贫穷，一是近代应用物理化学有沦为帝国主义制毒凶器的工具。方东美以此警戒人们——科学除了利尚有弊的一面。不可盲目崇信科学之实利。“科学象征人生的离心力。”[1]8理解方东美此话，关键在于把握他认为科学只促进物质享受而舍弃了活跃人性、价值人生等，不足之处甚多。

因此，一切因科学有明显的效用而视科学为万能的观点、态度都是片面的不足取的。方东美究清了科学的性质，区划了科学的界限，还复了科学的本来面目，破除了科学万能之梦，而又绝没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彻底否定科学的价值。总之，方东美所论科学的属性是比较合理的比较全面的，在新儒家的科学观中具有代表性，含有进步意义。

三、方东美论科学的原则

方东美在论科学的基本思想原则中，更深刻地体现着其生命哲学的哲学理趣，将生命哲学作为价值基石和判断标准。

（一）科学具有“求简欲”的趋向

“无穷大的宇宙有千态万象，迷人心眼，然而物质科学一步一步地约之使简，圆成齐絜和谐的系统。”[1]143即谓自然界纷繁复杂，科学以一条或几条定律、规律、公式等极少数的更具概括性的东西来把握万象，是化万端于一理。这种过程是由繁入简，由多到少，由散乱趋向整秩，由非系统的趋向一贯的，变得简易而和谐，更易于人们掌握对象世界，使人们的思想更为明确，内在地显示着生命的欲求。科学“求简欲”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一个明显的表征，体现出一种思维经济的原则。波普尔在其著作《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对科学“求简欲”做出了具体阐述，且论述更为深刻，即“我们不需要假定‘思维经济原理或者任何这类原理。假如知识是我们的目的，简单的陈述就比不那么简单的陈述得到更高的评价，因为它们告诉我们更多东西，因为它们的经验内容更多，因为它们更可检验。”[5]113也就是说，“求简欲”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容纳的知识更多，且更可证伪。

（二）科学排拒人生情趣

1923年春张君劢在其题为“人生观”的演讲中说，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无力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为何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方东美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挥，认为科学不仅无关乎人生情趣，而且还排拒人生情趣。物质科学只偏重抽象与简约，而遗弃具体与生动。生命现象的具体性、生动性、易变性与科学的准确性、严肃性、抽象性显然是不相容的，完全被排斥在物质科学之外。在几条科学的简理中我们难以寻见丰富的人生情趣，生命情调于此隐而不见。如若单举科学而弃哲学，漫不顾人生的情趣，实为人类生命之不幸。方东美这番批评和认识实出于他的哲学归宿，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玄学派人物，是站在玄学的立场上来看待科学的。

（三）科学是生命跃进的符号

“近代欧西民族的生命情调最鲜艳的色彩便是求平等，争自由。近代科学最伟大的成就亦即是尽量发泄这种生命欲。”[1]143方东美断定西方物质科学这种追求少数定律的趋势，体现了万物平等，其动力源在于人生求平等的热望，“这种齐物的宇宙观只是平等人生观的一种有力的表示。”[1]25-26理解此话，就须知道方东美生命哲学的论调，即认为由情生理，由理生情，情理一体，无分先后。科学属道理，人生有情趣。了解到这种理论归趣，无怪于他最终说道：“由此可知人类本求知活动所认识的色法、所领悟的意想，都只是生命情趣的符号了。”[1]26科学也只是体现生命情趣的学科罢了，科学之理成为人生情趣之表征，科学活动正是人类生命欲的显现。

方东美的第三种见解和前面的第二种见解，在其书中都展现得非常明显非常清晰，论说的语句段落也为数不少。看似相互矛盾，但如果把第二种见解视为是从科学与哲学互补或并列的角度来说的，科学从其表面看来冷峻而抽象，确不带半分情趣，而将第三种见解视为是从人类整体知识或生命活动全体现象的高度来看的，科学与哲学具为知识，具是生命欲的一种体现，科学又体现出一种生命情调，那么，这种矛盾的观点则看似不矛盾而合情合理了。角度和层次不同，则结论迥异。这是依照方东美的文意而作的比较可接受的辩护。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个难以彻底辩清的问题，也许连方东美自己也没有查觉到这种很难自圆其说的矛盾。

（四）科学以创进的生命为最终依归

不仅科学所创造的思想体系带有人类生命欲的色彩，而且科学的功效也是为人类生命服务的，是以促进人生之活跃进展为目的因，具有实益。无论是生物学、医学还是数学、物理学等等，都是人类生活本身的要求。科学“对于人生显有两种丰功伟烈：一是帮助人类征服自然，增加我们物质的享受；一是发舒人类生活的情趣，使我们领悟宇宙人生的玄机。”[1]93因此，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根本上也体现了人类生命的活跃与创进，以其为最终依归。

（五）科学之路是由物向人回归

方东美将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及后来的伦理哲学定为“物格化的宇宙观”，所谓物格即是格物，考察具体物象，依据具体物象而提出简单的思想见解，并以此而对世界之本原作出哲学猜测。西方科学发源于希腊，物格化的宇宙观即是这种科学所总结出的智慧结晶，在根本上纯为一种“物格”，格致物象而忽略了人本身。经历中世纪而至近代后，科学转向关注人的问题，研究人本身的各门具体科学纷纷出现。物质科学过渡到生物科学，生物科学之后又诞生了心理科学，对人的关注和研究步步前进，层层深入。方东美由此断定科学的路向是从物的方面逐渐向人的方面回归，似乎在分担着哲学的部分功能，也验证了他生命哲学的取向。

（六）反对科学主义

这在前面已略有涉及，方东美批判了科学的弊端，深刻地指出，科学的僭越必然形成“科学齐物论”式的科学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的极端和陷阱，对生物科学、心理科学及整个人类精神价值等带来危难。在生物科学领域，科学主义“硬将丰富的生命内容约成数量齐等的方式，则必然导致戕害或吞没生命的恶果。”[6]84在心理科学上，机械主义心理学将人作为一具机械来分析，人性就拆为一种机械结构，失去全部的活跃的动性。科学主义又力图剔除人类的精神价值，剥离人文艺术，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机械论等统御人的思想领域，使得人被抽空成一种无价值无意义的平面存在。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偏颇性，就必须坚持正确认识和对待科学本身。

方东美的这六条思想原则总体上符合西方科学发展的实际，也是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展开论述的，处处与哲学相互参照。这些真知灼见代表着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发展规律的一种总结性的认识，对研究新儒家科学观深具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四、余论

方东美还提倡整体主义观，反对二分法，以“融贯说”突破学科界限。不把科学视为与哲学截然不同的东西，“他更多地是从哲学方向来思考科学问题的。”[7]116在哲学的统领和参照下，找出各个学科的共性或通性，力求打破各个学科的森严壁垒，从整体的和融合的角度来看待各门具体学科，并主张以“圆融无碍、体用不二的观点和态度看人类的文明和进步。”[7]122这样，方东美便将不同学科不同理论系统等，统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全部纳入其生命哲学的体系之下，便可最大程度地吸纳西方科技成果。

方东美的科学观深深浸润着生命哲学思想。发端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思想，到柏格森则形成了“生命哲学”，柏格森将“意志”诠释为“生命的冲动”，方东美深受影响，直接取用“生命欲”的说法并贯穿在他的科学观中。作为一个现代大儒，在自觉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慧命的努力下，融贯中西，积极吸纳西方科技，反对科学主义，并提倡科学服务于人生，视野广博，开明求纳，值得我们尊重和钦佩。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宝贵思想。参考文献：

[1]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安家瑗，安家瑶.世界古代前期科技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3] W.C.丹皮尔.科学史[M].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恩格斯.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M].于光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K.R.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6] 李明.方东美论科学与哲学之辩[J].西北人文科学评论，2011（0）：83-95.

[7] 宛小平.方东美与中西哲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