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回归还是觉醒？反讽还是同情？

吴娴

摘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对英国短篇小说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她对女性地位、生活、孤独状况的关注使她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对她的小说进行女性主义的分析却起步较晚，短篇小说《启示》更是备受争议。即使有学者指出这部作品显示了曼斯菲尔德对女性幸福和孤独的关注，却没有抓住曼氏向读者传达的重要的潜信息——女性应该重新审视并定位自己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追求真实自我。通过分析《启示》中叙事角度的转变、多重象征意义以及文本置换等叙事手法，揭示出曼斯菲尔德对父权制社会本质的无情揭露，对备受压抑和扭曲的中产阶级妇女的深切同情，并赞美和鼓励女性同胞们追求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人格。尽管她没有为最终解决女性的困境找到有效的途径，但这也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妇女解放道路上所做出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启示；叙事角度；象征；文本置换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6008204

Abstract：Due to her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British short stories and especially her close attention to womens social status， liv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Katherine Mansfield has occupied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However， th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her stories appeared late and her short story of Revelations evoked much controversy in the critics. Despite the few criticism that Revelations revealed Mansfields concern about womens happiness and loneliness， it failed to grasp the potential information which Mansfield intended to convey—women should reexamine and relocate their position in both the society and family to find their true self. The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Mansfields strong feminist thought in Revelations through careful analysis of her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the shifts of point of view， symbolic meanings and text replacement， to bring to light Mansfields merciless exposure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her deep sympathy for the oppressed and distorted middle-class women， as well as her intention to praise and encourage women to pursue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se are， undoubtedly， Mansfields significant explorations on the road of womens liberation.

Key words：Revelations； point of view； symbolization； text replacement

《启示》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短篇小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家一直从较为“中性”的角度分析和诠释这部作品。有的批评家认为主人公莫妮卡是“神经质人物”的“一个极好实例”[1]87。有的批评家对莫妮卡显示出同情的态度，但并未指出莫妮卡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也有批评家认为该作品说明了曼斯菲尔德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向往。2006年，申丹尝试从女性主义这一全新的角度切入这部作品，深入探讨了其与《玩偶之家》的多重互文联系，以及其与《序曲》之间的呼应关系，并阐释其潜文本中反讽对象的置换及其他深层意义。申丹对该作品的分析角度新颖，深入透彻。但笔者认为《启示》的结尾另有玄机——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无可奈何的家庭回归和“真实自我”的再度失去，它并不构成对主人公进行反讽的文学效果，恰恰相反，它是曼斯菲尔德对主人公的一种同情，甚至赞美。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曼氏在《启示》中所运用的叙事手法，包括叙事角

度的转变，多重象征手法的使用以及文本置换，揭示出曼氏在该短篇小说中所注入的浓厚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

在小说的开头，曼氏主要使用的是全知视角，为读者勾勒了一位“神经质的”主人公形象：

从早上8点到11点半左右，莫妮卡·泰瑞都神经紧张，她如坐针毡，这几个小时她真是太难受了。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假如我年轻10岁，也许……”她老爱这样说。因为她已经33岁了，在所有场合提到自己的年龄时，她都有点怪怪的，她会严肃而孩子气地盯着朋友说：“是啊，我还记得20年前……”[2]endprint

而且，她绝不允许女仆玛丽坐在她房间门外，因为坐在她房间门口的女仆玛丽像是管制精神病人的女看守。这部分的全知视角叙述模式拉开了读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使读者对莫妮卡的性格产生反感。因此，表面上看起来作者对这样一位性格怪癖的女主人公将要展开讽刺或者批判性的描写。然而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曼氏却出人意料地转用了莫妮卡的有限视角，让读者走进了莫妮卡的真实世界，并诱导读者用莫妮卡的视角来看待外部世界。因此在小说的后半部，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莫妮卡，反而外部世界却显得不再通情达理：“她冲着生气、表情冷漠的司机灿然微笑着，告诉他带她去理发店……这位气哼哼、态度冷漠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她听任司机把自己颠来颠去。”[2]107

曼斯菲尔德采用这种叙述角度的变化带领读者由远及近、由外至内地走进莫妮卡的世界。许多批评家认为莫妮卡在小说的后半部变得正常起来，是获得第一个启示的结果。但笔者认为曼氏使用了较为隐蔽的对比手法无情地抨击了当时的父权制社会。在当时的社会，作为中产阶级女性，出去工作是很不体面的，唯有嫁为人妇这一个选择。因此像许多同时代的女性一样，莫妮卡没有工作，但她渴望自由，渴望被重视，渴望融入社会。对于她来说，唯一的社会活动就是等待丈夫约她去王子饭店用餐。更糟糕的是她的朋友，包括她的丈夫都无法理解她的想法和渴望：“难道他以为这仅仅是她一时的怪念头，只是女性的小小的胡闹，嘲笑一番就可以置之不理吗……”[2]105相比之下，理发店是莫妮卡觉得自己可以获得理解和尊重的地方：她“觉得理发店里的人比她许多朋友更喜欢和理解她—真实的她。在这里她才是她真实的自我，而且她常常和女主人一起聊天—很奇怪。”[2]109曼斯菲尔德在这里婉转地告诉读者们真实的莫妮卡是像在理发店里一样通情达理的莫妮卡，而不是小说开头那个神经过敏、不可理喻的妇女形象。而她常常和理发店的女主人聊天这个在当时违反社会常规的细节向读者揭示了其中原因：那个有事业、独立自由、已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且同为女性的理发店主才能够理解莫妮卡作为家庭妇女对自由和社会角色的热切向往。曼斯菲尔德借用小说前后叙述角度的变化告诉读者们：如果我们认为外在社会，也就是当时的父权制社会，是正常的，那么主人公莫妮卡的表现就极为不可理喻，也就无法理解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折磨。但是，如果读者站在莫妮卡，即女性的角度看待外在社会，就会发现莫妮卡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而压抑和忽视女性自由追求的父权制社会才是不可理喻的。

莫妮卡这个人物性格的前后对比还体现在她在家和在理发店的不同行为上。如前所述，家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个牢笼，但是为了生活，她只有戴上虚假的面具压抑真实的自己。她在丈夫面前总是假意迎合，即使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也没有表达出来。她在女仆玛丽面前也是一样，扮演一个温顺、优雅的妇女形象。“可是门一关上，愤怒—愤怒突然紧紧地、紧紧地、强暴地控制了她，把她扼个半死。”[2]105这段形象的描写让人不由联想到在卧室里女性不得不面对男性对其肉体上的压迫和摧残。而在理发店里，理发师乔治为她做头发时，她感到不舒服就会很明确地说不，并迅速躲开。通过曼氏所设计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是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权利，可惜的是，在这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都没有她们应有的话语权，甚至没有说“不”的权利。莫妮卡总爱念叨“假如我年轻10岁”、“我还记得20年前”正体现她对话语权的渴望。众所周知，13岁左右的少女享受着父母和家庭的关爱与照顾，她们的愿望和小情绪都可以在家庭获得满足和排解。而20岁左右的女性正是年轻男士追求的对象，这时男性仿佛对其中意的女性充满宽容和理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结婚之后莫妮卡发现丈夫根本不理解，甚至不在意她的想法。因此，小说开头莫妮卡那种神经质的性格正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真实自我压抑和扭曲的结果。

二、多重象征意义

曼斯菲尔德在其作品中常用象征手法。具体到这部短篇小说，对作者所使用的象征意义的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真实的写作意图。之前被学者们讨论最多的就是这部小说中“大风”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莫妮卡追求自由的愿望。但并未受到同样关注的是大风与莫妮卡真实自我觉醒的呼应关系，或者可以说大风代表的就是真实的莫妮卡。一个大风的早上，房间里原有的安宁与秩序被骤然打破，莫妮卡被惊醒。

女佣将她的头发往后梳——全都梳到后面——她的脸就像一个面具，眼睑突出，嘴唇黑红。她盯着幽蓝、暗淡的镜子里的自己，突然感到——啊，一种最为奇异、最为强烈的兴奋感慢慢地、慢慢地住满了她，最后她想张开双臂，想大笑，想驱散一切，想震动玛丽，想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像风一样自由了。”[2]107

这是莫妮卡获得第一个启示的情景。“张开双臂”、“大笑”、“驱散一切”这都是非常生动的对风的描写，而在这里却用来形容莫妮卡当时的感受。“我像风一样自由了”更是点明了真实的莫妮卡和风之间的对应关系。之后在理发店里，最初莫妮卡认为自己受到了冷漠，认为自己失去的唯一的尊重和理解时，大风再次刮起。这一次的大风不仅衬托莫妮卡当时不安甚至恐惧的心理——害怕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即将离她而去，并且为莫妮卡获得第二个启示奏响了序曲。随之而来的就是小说的高潮——莫妮卡终于得知理发师乔治的女儿那天早上死了，莫妮卡重新找到了被尊重和理解的感觉，并获得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启示：过去的自己与乔治的女儿一同死去了。

除了大风这个物体象征以外，小说中还出现了樱草花和康乃馨的象征。在英国，樱草花是年少女子常用的装扮饰物[3]148。熟悉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读者对它一定不陌生。曼氏在《稚气可掬，然而出自天然》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头戴一束樱草花的女性。在《启示》中，当女仆玛丽拿来樱草花时，莫妮卡拒绝了，让玛丽换成了康乃馨——专属于成熟女性的花。这是一个重要的暗示，33岁的莫妮卡在丈夫面前一直刻意扮小，但这并非她所愿。她觉得自己就像戴着“面具”，扮演一个虚假的自己。这也说明莫妮卡很清楚地了解真实的自我，并有想要表达真实自我、让别人了解真实自我的渴望。endprint

此外，曼斯菲尔德在小说中还使用了几个重要的人物象征。其中之一就是蓬帕杜夫人——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提及蓬帕杜夫人，但是与之有关的细节却在重要的叙事时间里出现。莫妮卡在理发店里等待理发师时，看到了一幅蓬帕杜时期的少女像。蓬帕杜夫人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她凭借自己的才色影响到路易十五的统治和法国的艺术。但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多有才华的女性，即便是蓬帕杜夫人也只能是男人的玩偶和附属品，正如莫妮卡的境遇一样—一个有追求，甚至颇具才华的女性只能被囚禁在家，做丈夫眼中乖巧的小猫咪，独自忍受内心的孤独和煎熬。她在理发店好容易可以摆脱这种感受，但是理发师乔治的姗姗来迟以及蓬帕杜时期的少女像却激起了她内心的挣扎，使她无法忍受准备起身离开。

另外两个重要的人物象征即出租车司机和女仆玛丽。出租车司机是这部小说中仅有的三个男性角色之一。与理发师乔治不同，司机对莫妮卡的态度总是“气哼哼”、“表情冷漠”。他和莫妮卡的丈夫共同代表了父权制社会。如果说莫妮卡的丈夫代表着父权制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冷漠的话，出租车司机代表的便是父权制外界社会对女性粗暴冷漠的态度。在小说末尾，莫妮卡想停车买花的愿望被出租车司机忽略正体现了外在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诉求的粗暴忽视。而女仆玛丽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是父权制社会的帮凶。这也是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尤为孤独的重要原因，她们所面对的不仅是男性的压迫、冷漠，还有其他许多女性的冷漠和不理解。在其他一些女性的眼中，像莫妮卡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很“幸福”，应该感觉很“满足”，她们对现状的丝毫不满或者对女性权利的追求都是无病呻吟。女性之间的相互无法理解和沟通无疑使得婚后的中年女性在情感上更加孤独无助。

三、结局的深刻寓意

短篇小说《启示》的结局一直颇具争议，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一路上她眼里只有一个蜡制的小小玩偶，长着金丝羽毛，温顺地躺在那里，小手和小脚交叉着。快到王子饭店时她看见一家花店，里面全是白花。啊，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山谷百合、白色堇、白罗兰、白色天鹅绒丝带……是一个不知名的朋友送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送的……送给一个小女孩（For a Little Girl）……她敲窗让司机停车，但司机没有听见，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到了王子饭店[2]113。

西方批评家科布勒认为“在这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的结尾，莫妮卡未能完成一个无私的行为。故事的暗含意义是：倘若她真的送了花，她的丈夫就有可能可以把她当回事。但既然她没有做成这件事，她的丈夫也就无法认真对待她了。”[1]88 申丹也认为“莫妮卡看到的不仅是小女孩的尸体，也是她自己的尸体。这个长着羽毛的温顺的死了的小玩偶显然在暗指莫妮卡想自由飞翔之愿望的夭折。”[4]

但笔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小说末尾，曼氏确实非常巧妙地使用了文本置换的方法。评论家们都注意到交叉着小手象征着死去的小女孩的形象。然而小女孩的形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她们所指代的意义是否相同，评论家们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就在莫妮卡获得第一个启示的那个早上，乔治的小女儿死了。曼氏这样的安排纯属巧合吗？其实不然。莫妮卡在丈夫面前一直扮作“温顺的”“天鹅绒篮子里的小小猫咪”、“阿拉伯人”、“大胆、欢乐的小孩”。乔治小女儿的死这个事实给莫妮卡带来了第二个启示，而这个启示对莫妮卡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她感觉自己重新获得了尊重，更重要的是，她终于觉悟到自己扮演的那个小女孩和乔治的小女儿一起死去了。也就是说：乔治死去的女儿 = 蜡制玩偶 = 刻意扮小的莫妮卡。她想买花送给 “a Little Girl”[5]，原文本中使用了不定冠词 “a”，且首字母用了大写，说明送花的对象并不是前文提到的乔治女儿或者蜡制玩偶，她要送给的是和乔治女儿一同死去的那个刻意扮小的不真实的自己。

尽管莫妮卡最终还是来到王子饭店赴约，但结局却是十分具有悬念的。正如莫妮卡获得第一个启示时的呐喊“不，不，她只属于生活，不属于任何人。”[2]为了生活她只有回归家庭，但她可以不再做丈夫的玩偶和附属品。那个为了讨好丈夫而刻意扮小的莫妮卡已经死去，读者们完全可以期待她做回真正的自己，不再扮演阿拉伯人和小小猫咪，不再感慨“假如我年轻10岁……”。正如凯特·弗伯富克（Kate Fullbrook）所指出的那样：“曼斯菲尔德在其作品中极为隐晦地暗示了女性应重新审视并定位她们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地位。”[6]

事实上，曼氏为小说安排这样的结局并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像是曼氏自己的写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了挣钱，曼氏“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采用委婉的结局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和想象。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曼斯菲尔德的妇女小说展示了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传统女性价格观念进行了反思和解构。” [3]197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这部短篇小说中煞费苦心地塑造了莫妮卡这个看似令人反感的女性人物形象。但是细细品来，读者们就会发现，曼氏巧妙地运用转变叙事角度、多重象征意义以及文本置换的写作手法，像一位摄影师一样，带领观众随着她的镜头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地观察和分析这位女主人公的生活和内心。这位乍看来性格怪癖、神经质的女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位受到父权制社会无情压迫和扭曲的妇女形象，而她那些看似疯狂的想法其实只是非常合理的心理诉求。随着作者镜头的推进，读者们，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女性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位被父权制社会压抑真实自我的女性，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心理的无情摧残，是妇女对自由和尊重的无限渴望。读者对莫妮卡产生的只有同情，何来反讽之说呢？

如果说，在获得第一个启示之时，莫妮卡只是完成了自我背叛，其自我意识并不坚定的话，那么在理发店获得第二个启示之后，莫妮卡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完全觉醒了。在小说的末尾，莫妮卡已经意识到过去的自己已经死去。因此，她的“回归”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回归，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重复过去，更不是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是用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真实自我。根据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定义，曼斯菲尔德生活和写作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女性文学亚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女性自我发现、自我意识发展的“女人”阶段。而曼斯菲尔德所塑造的许多女性人物形象“都表达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妇女自我意识刚刚有所觉醒，渴望摆脱沉重的精神负担，渴望拥有独立自由的女性人格。” [3]198也许在当时当刻，曼斯菲尔德还未能找到最终解决女性困境的有效途径，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无疑是曼斯菲尔德在妇女解放道路上所做出的有益探索。

参考文献：

[1]J.F.Kobler.Katherine Mansfield：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M].Boston：Hall，1990.

[2]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M].杨向荣，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3]徐晗. 英国短篇小说研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申丹. 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

[5]Katherine Mansfield.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M].London：Constable.reprinted 1980：196.

[6]Fullbrook K.Katherine Mansfield [M].Indian：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86：128.[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