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构建

蒋翊民

摘要：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危机逐步加剧，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国际社会开始反思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文章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因此，建立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势在必行。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念，必将推动生态危机的解决。

关键词：生态危机；工业文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C912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3014804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该俱乐部关注、探讨与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升国际社会对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认识，并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罗马俱乐部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于1972年提交了该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它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基本联系，进而掀起了西方国家的生态主义思潮，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生态问题，反思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笔者将具体分析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生态主义缺陷，进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

一、国际社会的生态危机反思

从理论层面出发，环境问题日趋凸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从现实层面看，一方面，当代环境问题超越了主权边界和地域限制，对人类构成了普遍性的威胁，因此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进行应对；但另一方面，当代环境问题涉及到不同经济集团以及政治实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社会就应对生态危机而达成的共识，削弱了国际社会为应对环境问题而采取共同行动的执行力。总体而言，当前生态主义的兴起既体现了在环境恶化威胁下人类作为整体如何维持生存的担忧，又包含了不同国家作为个体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寻求继续发展的焦虑。

国际社会的环境运动首先缘起于工业文明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伴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深受其害的各国民众纷纷行动起来，环保运动风起云涌，生态主义方兴未艾。事实上，早在19世纪末，美国学者乔治·马奇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人类活动可能导致环境恶化。进入20世纪，美国学者哈里森·布朗发表《人类前途的挑战》，首次公开指出人类必将因为工业文明带来的不节制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以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为标志，国际社会开始从理论层面反思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源。该报告认为：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过冲”（overshoot），意为意外而不是有意的超出界限。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2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该报告继而得出结论，认为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不可否认，该报告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前途的“严肃的忧虑”以及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该报告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在实践层面上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但是，本质而言，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反思思潮并未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更未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着眼，因此无法从根本上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对环境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从批判的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工具，批判资本主义生态观，重新审视生态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堪称是地球上存在的最为基本的关系之一。事实上，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批反思思潮均未能触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实质，因而无法超越工业文明的逻辑，也就难以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总结起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存在内在四大逻辑缺陷，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两分法为特征的二元对立逻辑；将世界与金钱盲目统一的同一化逻辑；盲目相信理性的进步逻辑以及盲目追求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逻辑。显而易见，这是工业文明下人类不可克服的逻辑缺陷，是当今环境问题恶化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缘起于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于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人类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从此凌驾于自然世界之上。恰如学者所言“在这环绕着喋喋不休的人类主题的无垠可怕的沉默海洋里，掠夺自然猖獗一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以资本为手段，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目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物质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增长，甚至也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交换价值的增长。交换价值至上使得人类将世界盲目地货币化，甚至试图给地球“估价”。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追求利益的本质迫使资本主义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追求极端的无限化。“资本主义无法限制增长，就像是人无法抑制呼吸一样，任何关于资本主义是可以任意管理和转变的幻想都是大错特错的”。显而易见，不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无法对环境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也就难以拿出彻底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为何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西方思潮盛行几十年，却仍旧难以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念

作为对资本主义最彻底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也包含了应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首先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构成相互依赖以及双向建构的有机统一整体。马克思指出：整个世界历史无外乎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所谓的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类说来的生成过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界对人类的基础性地位，是人类生存基础的来源，人类不应该对自身盲目迷信，更不应该将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应当明确“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的时代就颇有远见地指出：“起初我们的确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这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显然，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逻辑，主张将人与自然和谐地统一。恩格斯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联同我们的血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endprint

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对立统一的原则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普遍联系的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既承认自然的基础性地位，但也同时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应该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规律，有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方面超越了极端生态主义的“无所作为”论，另一方面又同时超越了工业文明盲目追求最大化的天然属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对自然界全部的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者人类历史遗迹以及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事实上，通过普遍联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了人类无节制的活动可能带来的连锁性的后果。

最后，在全面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了彻底的批判，并最终指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的积极成果将会沉淀成为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文明系统，因而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要对现行的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番论断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以及人类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对当今西方针对环境问题反思的超越。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生态理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承认自然基础性地位以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为人类指出发展方向的科学理论，因而在人类处理环境问题上必然有巨大的引导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劳动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最高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不可否认，中国在经历了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巨大压力。因此，以协调、联系、整体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具有指引作用。中国政府当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的深层次逻辑。

第一，中国政府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的关系。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意识到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制定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1996年，在“九五计划”中，中国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以人与自然普遍联系为指导原则，处理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主张；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正式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大新的更高要求之一，并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措施和目标； 2012年，十八大再次强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其不仅从现实的维度指出了人与自然的普遍联系以及相互依存的现实，而且也将现实维度同未来维度相联系，指明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未来意义。

第三，中国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姿态应对环境挑战。面对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压力，新一届政府进一步落实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进一步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自然普遍联系融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活动中。具体而言，新一届政府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提升产业结构，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和环保产业，加大环保投入，同时积极开展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创新发展。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把握趋势、应对得当，就可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贻误时机，难以实现赶超，甚至陷于被动和落后。”2012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在分析了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到2015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4.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左右的总体目标；明确了政策机制驱动、技术创新引领、重点工程带动、市场秩序规范、服务模式创新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措施。预计在“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实施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及应用、“城市矿产”示范、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废物资源化利用、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产业化示范、海水淡化产业基地建设、节能环保服务业培育等八大重点工程，预期将进一步推动具有生态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危机的不断升级呼唤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出现，而中国政府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恰恰顺应了这一趋势。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环境保护既关系经济发展，也关系社会文明，是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加强生态环保，更好地保护地球家园，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时代，环境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从京都到巴厘岛，世界各国为保护全球环境共同努力，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国际社会不断加深认知、不断凝聚共识、不断应对挑战的历史进程。联合国历次环境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已成为世界各国在环境问题上的共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各方在环境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基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有鉴于此，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顺应这一趋势，适时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科学判断应对环境问题对中国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充分认识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坚定信念，扎实工作，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由此必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应对环境挑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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