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道路”军事创新的再认识

摘要 文章通过对井冈山道路的创新意义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集中就有关军事方面的几项具体内容，如怎样突破当时革命党人的战略思维束缚、如何根本革新中国传统军事制度、怎样确立新型军队建设及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如何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制度等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关键词 井冈山道路；军事创新；思想；制度；战略战术

关于“井冈山道路”的理论研究，不仅“创新”的结论众所周知，而且就其具体的实践过程的探索和描述而言，相关论著也是汗牛充栋。然而，这条道路具体在军事方面或领域中有何“创新”？比如，在战争指导思想、基本军事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显然还是可以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这里进行一些自认为是新的思考，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及井冈山根据地创立90周年。

一、 几个需要说明的问题

关于“井冈山道路”的内涵，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涌现许多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特别是关于这条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问题。但是，不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还是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或宣传，大家对其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既定的方针和计划，选择落后的农村和山区，建立保存自身力量的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红军，最终包围和夺取城市及建立全国政权。简单地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不过，本文为了探讨的方便，还需要对讨论的内容进行一些说明。

首先，根据《辞海》，军事是“一切关于战争和军队相关事项”，本文围绕这个定义来认识和理解所要讨论的“井冈山道路”具体在军事方面的创新。这里主要探讨其对20世纪中国军事变革发生重大影响的内容，比如：当时的共产党人战争思想和策略之变化，对中国传统军事制度的本质创新，新型军队建设及战略战术的确立，等等。

其次，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秋收起义夺取长沙计划的失利，到向井冈山转移并建立根据地，从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系列相关论述和思考，再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或红色政权理论的提出，经历了数年的时间。因此，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形成的认识，专家学者的看法也有不同。本文为了讨论的需要，将探讨“井冈山道路”在军事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时间截止在1930年下半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毛泽东明确提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方针，并且指导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而歼敌数以万计的巨大胜利。由于这一事件对红军的作战思想和队伍壮大具有標志性意义，所以，本文将此作为井冈山道路在军事方面创新的阶段性重要标志，而不包含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形成的时间截点的含义。

再次，虽然秋收起义打出的旗帜是“工农革命军”，而且直到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军事工作大纲》才统一规定：一律取消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番号，将其改名为“红军”；但文章为了叙事的方便，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起义队伍或武装力量，都以“红军”为名称。

二、 “井冈山道路”在思想上突破了“北伐战略”的束缚

古今中外的军队及战争，通常都有相应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井冈山道路的创新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军事而言，首先是在军事思想方面，突破了当时革命党人武装斗争战略指导原则的束缚。

20世纪开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坚持的军事实践和理论宣传，就是立足广东及广西，建立根据地，然后出兵湖南，夺取武汉，最终推翻清王朝。这个北伐军事计划和战略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军事思想的重要乃至核心内容，影响深远而又巨大关于孙中山的北伐战略及军事思想，可参见张劲：《孙中山早期军事策略初探》，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甚至成为革命党人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和思维定势。比如国共合作之后，广州国民政府扫除各路军阀，统一两广，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后，立即酝酿北伐事宜。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军事上没有稳操胜券的考虑，并不赞成即刻北伐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就此专门“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4页。，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反对，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军事北伐为孙中山的夙愿和遗志，并以此来说服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为此，鲍罗庭曾专门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结论是太平军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军事战略有误，而是由于同时与清王朝和西方列强为敌。最终，广州国民政府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主持下，制定出北伐军事战略，明确不以西方列强利益集中的上海地区为直接目标，正是出于鲍罗庭分析和考虑：希望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6月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案，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和《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共8个军约15万人，兵分三路进行北伐。战略思考是：首先以两湖为重点进攻方向，消灭吴佩孚，占领武汉及长江中游地区；然后向东，消灭孙传芳，控制长江下游；最后向北发展，消灭盘踞北京的张作霖。因此，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宣布：“本军为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任务。”实际的形势发展，仅仅就军事行动而言，按照孙中山主张的兵出两广、进军湖南、攻取武汉的作战方案，收到了实际成效。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准备继续北伐，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驻足南昌，准备东向南京和上海。后来居然与太平天国相似，建都南京，并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情况下，内部发生分裂，使国共合作的北伐中途夭折。如此情节，是否预示国民党统治将如同太平天国政权一般短命？！

北伐军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蒋介石、汪精卫等随即背叛革命并屠杀盟友和工农大众。共产党人被迫反击，举行南昌起义，虽然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中共中央的计划还是要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再行北伐。由此可见自孙中山开始的北伐战略思想和实践，不仅为许多国民党人所信从，同样对共产党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后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仍是要求起义队伍南下广东。endprint

然而，任何人如果仅仅按照现成的理论和模式行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南昌起义的军事失利及秋收起义之后的挫折，都是如此。是毛泽东最早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就地上山开展武装斗争的想法。两天之后，不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失利的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在会议上继续坚持“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起义计划。这也说明，到两广建立根据地然后北伐的军事思想，对当时共产党人的影响甚至束缚非常之大。但毛泽东对这个计划明确批评说，要湖南“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甚至还进一步提出，即便湖南的暴动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有了就地“上山”思考的毛泽东，甚至谢绝瞿秋白请他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而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武装起义。此后，才有他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及上井冈山，迈开了走向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第一步。

当然，北伐的军事思想和斗争实践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的影响也不能说从此就彻底消除。例如，北伐中以英勇善战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号称“铁军”，而中国共产党在创立红军的过程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就被称为“第四军”；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领导1928年6月成立的红军，最早也被称为“第四军”；鄂豫皖根据地在1931年初还编成了新的红军“第四军”。可见，红军创立时期作为三大主力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其基础或前身都曾经被称为“第四军”。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而由陈毅作词的军歌开篇就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北伐军事战略及实践在当时的影响之深远。

因此，具体地说，以孙中山北伐战略为代表的革命军事思想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巨大，是毛泽东首先在思想上突破了这个束缚，并指导实践摆脱北伐思维模式的局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在军事上提出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对此，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系统解决了政治路线之后，又致力于思考总结军事方面的问题，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亲自到红军大学讲演，明确批评照搬北伐战略的人：“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應该刻板地抄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将南昌起义后部队没有“就地革命”而南下认为是主要的错误，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3页。金冲及的周恩来传记中更是明确提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周恩来当时只有29岁，“特别是武装斗争方面，原先只有过从广州出发进行东征和北伐那种大规模进军的经验”，等等。参见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可见，井冈山道路固然是对通常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斗争方式的创新，但就当时情况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对革命党人开展武装斗争的思维定势及实践经验的突破。

三、 “井冈山道路”对中国传统军事制度的实质变革

井冈山道路的创新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军事传统而言，同样有着重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上述对当时北伐战略的突破，还表现在军事制度内在和本质的变革，这也是井冈山道路创新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内容。

从中国军事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许多方面尤其是形式上的现代化问题，在19世纪末袁世凯“小站炼兵”之时，已经开始逐步解决详细内容可参见张劲：《论清末军事制度变革及其影响》，载《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但是，这还不是军事制度本质或者说内在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言，“把新的军队按照欧洲方式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换句话说，新军队建设的本质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新的精神及思想的军官和士官[德]恩格斯：《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这个问题，孙中山晚年由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通过创办黄埔军校，得到了一些改进，然而成效有限，黄埔军校中人后来许多成为国民党新军阀及追随者。这也说明恩格斯关于“军事学校……收效很慢”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军事制度变革的分析。

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到达江西永新三湾，在1927年9月底进行了改编，创造性地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同时在排、班设党小组，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通过这些制度性的规定，党员在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直接发挥带头和骨干作用，满足了要有一大批具有新精神及思想的军官和士官才能解决建设一支新型军队的根本需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总结：“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个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三湾改编之后，“红军所以艰苦奋斗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主要原因”。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第64页；第102103页；第86页。

针对军事制度创新的关键问题，1927年11月，毛泽东在龙江书院不仅力主开办而且亲自授课，才有了红军第一期的军官教导队，他还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同时“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这不仅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成为新型军队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也为恩格斯认为现代军事制度在落后国家建立最难的就是——培养“一大批具有新的精神及思想的军官和士官”，提供了中国化的解答和方法。endprint

不仅如此，毛泽东对于广大的红军战士也要求同样进行新的精神及思想的熏陶，为进一步培育新型军队奠定制度基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③虽然，建设现代军队的过程也出现了不小的曲折，比如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等，但是到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影响所及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全面认可并贯彻。

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军队是党的政治工具，总结斗争实践并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宣传、组织、帮助群众建设苏维埃政权④。实际上这已非常明确地指明了红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政治性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决议当中，进一步说明“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⑤军队是党的政治工具的规定，这既是毛泽东长期重视武装的思想之必然结果，更是创立新型人民军队的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军队不仅仅是武装集团的认识局限，而且赋予其强烈的政治属性。从此，红军归谁领导、为什么作战、何时打仗、打到什么程度等等，都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上升为政治考虑和意图。由此，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等主张，才能顺理成章并呼之欲出。

对比一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8月21 日召开会议，通过“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并在这样的军队中建立“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但是，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建设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新军队，其基本观念和具体主张明显缺乏政党绝对领导军队、连队中建立党支部以及军队是党的政治工具等内容。所以，如果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比起孙中山希望“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在政治方面“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49、550页。有所进步的话，那么，建立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也还没有摆脱国民革命军的制度和模式。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开始就有了本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许多制度的革新。有必要指出的是，朱德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在进入赣南农村之后，也根据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对部队进行了与“三湾改编”内容非常类似的“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实际上也提出了军事制度变革、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为中国20世纪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特别是三湾改编之后，创造性地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在排、班设党小组，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通过党员在基层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一批能够影响和带动广大士兵的又具有新思想的军官、士官。如此，不仅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解决了恩格斯认为在落后民族中实行现代军事制度最难以解决的本质问题，即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新的精神及思想的军官和士官。

与此相关的是，“三湾改编”创立的这种在军队当中进行党建的经验和形式，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同样极其巨大而又非常深远，以至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后，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强调“党的领导”，首先想到并立即付诸实际操作的是，在有人群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就要建立党的组织。实际上这又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话题。

四、 “井冈山道路”开创了军队中的民主制度

如果说井冈山道路的创新表现在对北伐军事思想束缚的突破及军事制度的现代转变，那么，具体到红军队伍内部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推行，则是最具鲜明特色的军事创新内容。

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首先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久朱德、陈毅领导湘南暴动，同样也是用“工农革命军”的名称。但是，新型军队建设不应仅限于名称的变换，更为重要的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建设，而且实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民主。用毛泽东的话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然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实际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同志也回忆：“在井冈山……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以管连长，大家发扬民主，共同管理连队，这样威力就大了。”鲍甫生等：《在井冈山的岁月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3页。而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和官兵待遇平等，能够进一步促使具有新精神及思想的党员和干部脱颖而出，代替旧军队当中的军官和士官发挥作用，进一步促成了新型军队的建设。

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队”的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明确官兵待遇平等、实行军事民主等措施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制度基础。因此，“把支部建在连队”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规定，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军队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无疑都是前无古人并且影响深远的创举。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和基层，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以后领导各种团体和组织的基本方式及经验。尤其在军事领域或军队内部推行民主制度而不仅仅是“民主”方法或手段，也是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创举。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东对于军队内部建设实行民主制度是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方法，有着非常自觉而又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这个问题的提出和思考，与毛泽东在湖南新军第25协第50标1营当过二等兵的经历密切相关，目睹无数军官打骂士兵、军人欺压民众的现象，他愤而退伍，这在中共最初五十多名党员中是唯一的。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是毛泽东，特别注重官兵平等、主张军民一致的崭新军队建设，并取得了实际的成效。

更值得思考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虽然认为民主在现代世界及中国已经成为浩荡潮流，不顺则亡，但对于如何在政党及领导的军队当中推行民主，却基本束手无策。甚至在反对专制的启蒙思想家看来，专制权力在军队中的存在是允许或正常的。霍尔巴赫就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应该授予无限权力的话，那么这首先是指军队的指挥权而言。”而且，他一再强调在军队中推行民主是有害的，“给每个士兵议论指挥官命令的权利，这种各行其是的无政府主义对战争所产生的危险要比专制主义大得多”，“军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会出现民主政治所固有的秩序混乱和为所欲为现象”。[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2353页。endprint

由此，再看毛泽东提出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具有何等的创新内涵和意义。不久，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并由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具体作出关于废止肉刑体罚和禁止枪毙逃兵等规定，进一步推动了军中的民主建设。总之，共产党人在独立创建军队之初，就能够在战争环境中的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不仅适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成功实践，更是古今中外没有的创举。可见，如何在军事领域或军队内部推行民主制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其有着进一步另列专题和深入研究的理论内容及学术意义。

五、 “井冈山道路”在战略战术上的新内容

井冈山道路的创新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军事而言，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的军队战略战术的革新，毛泽东自己在井冈山道路开创之初就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4、204页。

如同秋收起义一样，当时共产党人领导了海陆丰起义、琼崖起义、湘南起义等，在面对强敌进攻的时候，都曾经撤向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也就是说：当时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由于敌人力量强大，结果大多是“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9页。。换句话说，当时的许多共产党人都能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因此，仅凭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得出井冈山道路有什么创新之处。事实上以往历代的农民起义队伍也是如此，如明末夺得全国政权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也曾在失利之后潜入商洛山区等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所以，不少论著把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放弃进攻长沙而转向农村进发简单地说成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或创新，显然没能准确地把握这个问题的本质。

判断井冈山道路在军事方面的创新，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许多论著所言的作战方向上是否坚持“城市为中心”或由进攻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到农村去，因为这是以往历代农民起义和当时各地共产党人领导武装斗争失利时都可以做到的选择。所以，问题的实质应该在于，如何坚持长期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红军，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决定红军战略战术及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也是井冈山道路在军事战略上有着重大创新的基本标志。

早在1927年底，毛泽东于宁冈砻市总结红军攻打茶陵县城的战斗经验时，已经提出了红军的打仗、筹款、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古田会议决议”又明确规定这是红军以后政治训练的重要内容。正是有了红军坚持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任务及定位，才能产生红军特有的战略和战术。而这样的军队建设和长期发展，结果必然使红军成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其战略战术原则和方针，与古今中外的其他军队比较，才会有明显的特点和实质的不同。

毛泽东于1928年初，在遂川最早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术原则；6月，在“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指导下，红军取得龙源口大捷。这是在敌强我弱的大局下必须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而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也有人坚决主张红军向南昌、九江进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而放弃围剿，实际上这种战略战术无异于痴人说梦。后来在不断总结红军作战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等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直到1930年11月相对弱小的红军在反对强敌“围剿”的作战中取得一次歼敌数以万计的巨大胜利。表明这时的红军，能够充分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根据地为依托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方针已经形成，并有效地指导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巨大成功。这也是本文探讨“井冈山道路”在军事方面的创新时为什么将时间划定在1930年下半年的基本理由，而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之时，红军放弃了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又导致了最终的失利。

“诱敌深入”的提出，从战略上说也是退却，这是红军初创开始必须采取的战略。用毛泽东的话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第62页。与此战略相适应的战术，也是共产党人在红军创立时期，特别是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和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基本形成。比如，“诱敌深入”也能够在战术上有许多内容可以阐述。

因此，红军作战从“十六字诀”开始的战略战术，不仅明显区别于历史上和当时中外其他许多军队，而且是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及方法。总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及红军战争战略原则及战术方针等，也为世界军事理论特别是战争思想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六、 兵员补充、作战训练、后勤补给、武器装备等诸多特色

军事思想和制度的变革及战略战术的创新，当然还会影响到包括后勤补给、兵员补充及作战訓练等诸多方面。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同样可以在这些方面看到许多新鲜的内容和国内外其他军队所没有的特色。

首先，红军的兵员补充。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初始，毛泽东就提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三者互为依托的思想。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群众，自觉参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把广大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从赤卫队到地方武装再到正规的主力红军，部队及个体主要通过实际的武装斗争锻炼而成长、壮大。同时，最具特色的是，红军在斗争过程中会吸引和改造旧军队（包括俘虏），有时甚至俘虏兵（其中多数出身也是贫苦农民）占到部队人数的一半左右。孙伟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兵员补充》一文，对于俘虏兵被改造为红军战士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参见孙伟：《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兵员补充》，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这使得农民群众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战争环境中学习作战，在艰苦的农村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并且发展、壮大红军。通过这样的途径和方法，发动、组织、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及一批又一批的敌军俘虏，自觉自愿地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投身于红军队伍和武装斗争，实现红军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尤其以改造俘虏为重要内容的发展自己军队的方式，不仅是共产党领导军队日益扩大的有效手段，而且还曾经应用于对待侵略中国的日军俘虏并取得成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是红军不同于其他军队的特点，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很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endprint

其次，红军的作战训练。与红军兵员补充密切相关的是，古今中外各种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极端重要的一条是以经常性的训练提高作战能力，对新进士兵的训练尤其重视。即便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在战败前夕，紧急补充不少的大龄或少年士兵到了军队之后，也不例外。但关于红军士兵的训练，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说过：对于其他军队而言，“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③。事实也是如此，坚持长期艰苦条件下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吸引和发动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直至加入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并发展、提升为地方红军部队，再壮大、成长为主力红军。在直接投身对敌斗争的过程中，训练和引导官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红军这样的军队建设和训练方式自然也非常独特。

再次，红军的后勤补给。从井冈山农村根据地开辟以后，主要依靠的是全体红军官兵，完成打仗、筹款、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实现物资的补充。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之前，“红军只要有仗打，粮食和资金都好解决。那时红军打土豪劣绅，就能筹到大量的金银以备军用。即使后来红军兵员加多、根据地扩大，红军的军费基本上不必担心，有时还有余额”莫小涛：《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参见牛保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后勤保障工作》，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红军这样的后勤补给，自然无法支撑持久战和消耗战，而必须是速决战、歼灭战。这样的后勤特点，才能够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相适应。如此后勤补给方式，在古今中外军队中非常少见。

还有，红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古今中外的许多军事力量，需要通过缴获和利用敌人的装备来强大自身，这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明确以敌人的武器为主要装备来源，则比较罕见。因此，红军建立之初，就明確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武器当然也包括在内，尤其是公布命令，具体要求以缴获为装备自己的根本立足点。以致后来共产党军队里所唱的流行曲中有“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词句；调侃蒋介石把美国枪械运到中国战场被对手缴获，是“运输大队长”；等等。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红军武器来源的历史及传统。

七、 结 语

虽然以上分别探讨了几个问题，但实际上又是密切相联、难以真正分开叙述的整体。如：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战争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新型军队的制度建设，也不可能有红军的“三大任务”及战略战术原则；同样，只有新型的人民军队，才有可能实行党的领导和新的战略战术；等等。而井冈山道路还有许多与军事相关的内容可以探讨，如红军兵源的补充和训练、后勤与装备等，文中只是简单地罗列几条，并没有逐一深入讨论。

总之，突破当时革命党人的军事思想束缚、对中国传统军事制度的本质革新、确立人民军队的作战原则三个方面，是井冈山道路开创对中国军事发展历史最具影响和贡献而又研究不足（或者表述不够精当）的内容。本文进行了自认为是新的分析，希望能够就正于方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