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光环下的骑士与女英雄国度

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对同时代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唤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并在德语国家引发了文学家的创作热情。分析17世纪后半叶以中国为舞台的四部德语小说可以看出，巴洛克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一方面受到传教士报告影响，将中国塑造为古老、强大、富足的异域国家；另一方面则受到骑士小说传统模式的影响，将中国英雄们塑造成了追逐爱情、游侠冒险的骑士形象。最终，中国在德语巴洛克小说中成为一个带有异域光环的骑士和女英雄国度，从而迎合了欧洲读者对“异国情调”的想象和期待。

中国形象；德语文学；巴洛克；骑士小说；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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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纪，中德两国之间的千山万水就已经无法阻隔德国作家对遥远东方的向往，他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在文学作品中描绘了丝绸之国赛里斯、巨富之国契丹和寄托基督教复兴希望的约翰长老王国，表现出对东方世界的无限渴望。①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形象在中世纪德语文学中还只是偶尔闪现。进入17世纪下半叶后，德语文学中却突然出现了一股中国元素的热潮，一批气势恢宏的“中国传奇”之作不仅在巴洛克文学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而且对后世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究竟是何种因素推动了这次热潮的出现，德国作家的灵感由何而来，他们在作品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又反映出怎样一种西方价值取向呢？

一、 “发现中国”对欧洲造成的文化冲击

16世纪以前，欧洲人对真实的中国知之甚少，一些真假难辨的游记如《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则不断渲染东方的富庶，大大刺激了西方航海家到东方冒险的欲望。哥伦布当年不仅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上留下了近百处眉批，并且还在汗八里城（北京）旁边写下了“商机无限”的评语。②16世纪中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先后来到中国沿海。此时，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正大力推动天主教在海外的传播，于是扮演起了西方势力向中国进行渗透的急先锋。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获准入居广东肇庆。此后，利玛窦等人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结交了李贽、徐光启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思想家，一些精通天文历法的耶稣会士还得以进入钦天监等机构担任官职。根据耶稣会的规定，来华传教士必须每年向总部汇报其在中国的传教经历与见闻。同时，耶稣会也有选择地向外界公开海外传教士所发回的材料，意图“引起人们对他们传教工作的兴趣，博得对他们的支持”[美]霍华德·林斯特拉：《〈15831584年在华耶稣会士信简〉序言》，万明译，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因此，以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向欧洲发回第一批关于中国的翔实报告为开端，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发现中国”在欧洲所产生的思想冲击丝毫不亚于新大陆的发现。耶稣会士来华之际，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萌芽、江南城市经济文化繁荣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科技都发展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峰。因此，耶稣会士在报告中所展现的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人丁兴旺、社会繁荣、宗教宽容、注重伦理的中国形象对欧洲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思想方面，被中国奉为治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引起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巨大兴趣。因为既然一个对基督教几乎一无所知的异域国家能够凭借自然理性和道德力量创造出比欧洲更高的文明程度，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教会对于欧洲人的幸福来说必不可少呢？所以，启蒙思想家很快在遥远的中国发现了用来抨击欧洲社会现实的“它山之石”。1697年，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他编写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中写道：“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梅谦立、杨保筠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9页。他还将康熙皇帝视为开明君主的典范，并将耶稣会士撰写的康熙皇帝传记收入了《中国近事》第二版。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X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则对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倍加赞扬，将其与建立基督教的耶稣XE"耶稣"相提并论。孔子也在18世纪“中国风尚”时代被启蒙思想家推上了“哲学家之王”的宝座。参见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而在文化方面，中国历史之悠久更是大大震撼了西方世界。1658年，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慕尼黑出版《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根据汉语典籍将中国历史上溯到公元前2952年，即传说中的伏羲时代。而根据当时通行的拉丁文本《圣经》来推算，诺亚方舟和大洪水则发生在公元前2365年，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甚至远远长于《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历史！这意味着被西方奉为绝对权威的《圣经》不可能是对全人类歷史的真实记载，而只是代表着希伯来人的历史观。为调和中国历史与《圣经》纪年间的矛盾，狼狈不堪的教廷不得不搬出公元前三世纪用希腊文编译的“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Septuagint为《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中的前五部分最早的希腊文译本，是由72位犹太学者应埃及法老之请，在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后统称全译本为“七十子译本”或“七十贤士译本”，于公元前32世纪用流行的希腊文编译而成，首先为不熟悉希伯来文的亚历山大地区犹太人使用，因此，亦称“亚历山大本”。公元1世纪流传于巴勒斯坦，为基督教最初应用的《圣经·旧约》，现仍为希腊正教会的通行本。后被译成多种文字，流布于全世界。传说当时埃及法老把72位犹太学者分别关在36个屋子里，使其翻译《旧约》，结果72人翻译得一模一样，故称其为“七十子译本”。《希伯来圣经》，把诺亚洪水的时间改为公元前3300年，以挽救《圣经》纪年的可靠性。但中国历史对教廷权威所造成的撼动已无可逆转，启蒙思想家由此获得了质疑《圣经》和教廷权威的有力武器，此后不到一百年，《圣经》在人类文化方面的权威就土崩瓦解了。参见吴莉苇：《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endprint

而中国社会的繁荣稳定更是令同时代欧洲人向往。因为此时的欧洲不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正经历着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1562年，法国爆发胡格诺战争，前后持续32年；16181648年，德国又经历了惨烈的三十年战争，结果六分之五的乡村毁于战火，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对德国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78页。如此强烈的反差必然在德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1628年，德国“诗歌之父”奥皮茨（Martin Opitz）在一首名为《战神颂》（Lob des KriegesGottes）的诗歌中抒发了同时代欧洲人在“发现中国”时的欣喜之情以及对东方文明的神往：“我们刚绕过好望角/……占领了马六甲，/……再继续向前/来到了中国富饶的海岸，那里出产瓷器，/拥有火炮，还将书籍印刷。”Martin Opitz， Weltliche und geistliche Dichtung， Berlin und Stuttgart： Spemann， 1888， S. 93.而等到三十年战争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德国，传教士报告中美丽富饶的中国简直成了德国人心目中的天堂。在描写三十年战争的名著《痴儿西木传》（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1668）中，小说家格里美尔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描写了一处未遭战火侵袭的瑞士村落，主人公在那里看到“百姓们安居乐业，厩舍里满是牲畜，场院里鸡鸭成群，街市上游人熙攘，酒店里宾客满座，……人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生活得无忧无虑”，他立刻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巴西或者中国”，甚至于“把这块国土看作是人间的天堂”。[德]格里美尔斯豪森：《痴儿西木传》，李淑、潘再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56页。1670年，德国作家哈格多恩（Christoph W. Hagdorn）也在小说中写道：“强盛伟大的中华帝国，无论国势还是财富均堪称举世无双，数百年来在大明朝的治理下国泰民安，没有哪家帝王的统治可以与之媲美。”⑧Christoph W. Hagdorn， Aeyguan， oder der Grosse Mogol， Das ist， Chinesische und Indische Stahts， Kriegs und LiebesGeschichte， Amsterdam： Jacob von Mrs， 1670， S. 3. 德国文学家所留下的这些文字都真实反映了17世纪德国人心中对遥远异国的美好印象，也成为18世纪“中国风”的先声。参见梅青：《解读欧洲1718世纪的中国风建筑——以德国“无忧宫”为例》，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7784页。

二、 巴洛克小说中的东方“骑士国度”

在围绕中国的光环越来越令欧洲人炫目之際，17世纪下半叶，德语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激发起创作热情的是中国土地上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1644年的明朝灭亡和王朝更迭。而更为直接的动因则是1654年卫匡国为争取对传教事业更多关注而写成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该书记述了明朝衰亡、闯王进京、清兵入关这段时代风云，生动刻画了李自成、张献忠、吴三桂、崇祯、皇太极、多尔衮等一系列历史人物。此书一出版便轰动欧洲，迅速以7种文字再版21次，被后世誉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何寅：《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页。。书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不仅令欧洲人为之震撼，而且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也拓展出了广阔的文学创作空间，叶隽：《德国文学里的侨易现象及侨易空间的形成》，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34页。为文学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在此背景下，荷兰、德国、英国先后出现了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德国此时恰值巴洛克文学时期，富于异国情调的历史画卷正是作家们最为喜爱的驰骋想象的舞台，于是在欧洲小说传统与中国历史风云的碰撞中，一批气势恢宏的“中国骑士小说”诞生了。

1670年，德国作家哈格多恩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官或伟大的莫卧儿人——中国、印度国事、战争与爱情故事》（Aeyguan， oder der Grosse Mogol， Das ist， Chinesische und Indische Stahts， Kriegs und LiebesGeschichte）的第一部分。莫卧儿帝国（1526-1858）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后裔帖木儿（Tamerlane或Taimur，13361405）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建立起的帖木儿帝国。1526年，帖木儿的后裔南下攻入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在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及中亚的阿富汗等地，人口达到1.5亿。这部未竟之作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剧变在欧洲所引发的震动：“当大明朝最终传到末代皇帝崇祯手中时，社稷开始摇摇欲坠，在很短时间里便土崩瓦解。鞑靼人短短几年就征服了全部国土及要塞，将这个国家完全置于掌控之中，令世人无不为之震惊。”⑧《一官》便以上述历史为框架，明清之际的风云人物李自成、吴三桂等均作为主要人物登场，而主人公一官（Aeyquan）从名字来看也的确来自中国，他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之父、传奇人物郑芝龙。《鞑靼战纪》曾介绍道：“外国人称他为一官。后来他当了海盗，……人们认为他可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甚至比皇帝还强大”。[葡]安文思、[意]卫匡国：《中国新史·鞑靼战纪》，何高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一官（郑芝龙）在小说中是一个被莫卧儿人抚养长大的骑士（书中暗示他是蒙古皇帝失散的亲人），在为明朝崇祯皇帝效力时，他与将军李自成、满洲王子崇德（皇太极）陷入了一场多角恋爱。后来李自成起兵造反，崇祯被逼自杀，崇德、吴三桂、一官等人又起兵赶走了李自成，崇德被众人推戴为新皇帝，一官则在为新皇帝完成征服中国的伟业后被封为大同王。正当一官返回封地准备与心上人成婚时，新娘却被摄政王阿玛旺（多尔衮）设计夺走。一官于是决心找情敌决斗，但由于旅途不顺，最终未能如愿。从这个曲折的“国事、战争与爱情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巴洛克小说家对真实再现中国历史其实并无多大兴趣，而只是将具有异域风情的中国作为了英雄人物游侠冒险的舞台。而从人物塑造来看，小说中登场的一官、吴三桂等历史人物都俨然成为欧洲式的骑士，不仅常常用决斗来为自己赢得威名，甚至还通过在斗兽场中格杀狮子来显示勇气，讨取贵妇欢心，连情节发展的动力也来源于英雄们对美人爱情的追逐，具有浓郁的骑士冒险小说风味。endprint

在1673年问世的小说《亚洲的俄诺干布》（Der asiatische Onogambo）中，作家哈佩尔（Eberhardt Guerner Happell）则在副标题中干脆地写明：“书中将中国现任伟大皇帝顺治描写为一位游侠骑士，并讲述他和其他亚洲王子的爱情故事和行侠事迹，顺便简介亚洲各王国和国家及其特色、统治者等级以及他们的高贵行为等。”书中的顺治（俄诺干布）是一位出身高贵的波斯将军，与公主特蕾甘相爱，由于受到权臣迫害，他開始在亚洲四处游侠，后来在中国见证了李自成入京、明朝灭亡和满清入关，并被鞑靼皇帝崇德选为皇位继承人。在崇德驾崩后，他登基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不久，李自成被抓住并在新皇帝面前处死，失散的恋人也终于回到他的怀抱。随后，小说用近30页的篇幅介绍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君主国”的风土人情，罗列了15省的主要城市、人口、物产和民族。最后，小说以顺治统治下的中国皈依基督教、“在十字架下欢呼胜利”Eberhardt Guerner Happell， Der asiatische Onogambo， Hamburg： Naumann， 1673， S. 757.而结束。可见，《俄诺干布》中的顺治皇帝与其说是东方君主，不如说更像欧洲骑士的翻版，这部作品也大可看作是带着中国面具的欧洲骑士小说。

而著名巴洛克文学家洛恩斯泰因（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在其鸿篇巨制《宽宏的统帅阿梅纽斯》（Gromüthiger Feldherr Armenius oder Herman，16891690）中则将中国作为了德国古代骑士的冒险乐园。小说主人公阿梅纽斯是德国民族英雄，曾于公元9年联合日耳曼各部族在条顿堡森林大败罗马军团。条顿堡战役发生的时代正是中国西汉末年。卫匡国在其著作《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中关于汉朝与匈奴争雄大漠的记载为洛恩斯泰因提供了重要灵感。在小说第一卷第五部中有这样一段：阿梅纽斯的战友、驻守黑海北岸的蔡诺公爵与哥特部族王子奥罗帕斯特、公主叙玛尼斯一起游历到了中亚。此时，中亚的斯基泰人正在国王呼韩邪的率领下准备联合鞑靼人对“赛里斯人”（Serer）即中国人开战，于是他邀请几位日耳曼骑士参加了对中国的远征。在攻占四川（Suchuen）的战斗中，骁勇的叙玛尼斯公主亲手将中国的懿文帝（Iven Ti）斩于马下，并被联军立为四川女王。一再战败的中国人不得不割地求和，割让了四川和陕西。蔡诺作为代表到秣陵（Moling，南京古称）与中国的新统治者钦帝（Chim Ti）签订了和约。而后，日耳曼骑士结束了在中国的征伐，挥师印度继续冒险去了。虽然这部作品移花接木将清兵入关的历史移植到了古代日耳曼英雄身上，批评中国人由于喜爱“人间智慧”而丢掉了“战争艺术”，Eduard Horst von Tscharner，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ünchen： Reinhardt， 1939， S. 39.不得不对异族割地求和，但却不乏对中国的赞美之词，例如书中借蔡诺之眼大肆渲染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和江南城市的繁荣，小说不仅引用卫匡国的著作把中国描写为已有近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并且赞美了中国举世无双的园林、大理石桥和南京琉璃塔，一首诗中甚至这样写道：“秣陵是人间的天堂，这帝国的园林好比世界的眼睛和妆饰，我要称它为亚洲之珍，它有繁星与雪松环绕，苹果树与蓝宝石点缀。”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 Gromüthiger Feldherr Armenius oder Herman， Leipzig： Johann Friedrich Bleditsche Buchhndler， 1689， S. 639.

16861688年间，瑞士方济各会僧侣鲁道夫·伽瑟尔（Rudolf Gasser）出版了三卷本传教小说《带着最谦恭的理性防御向所有无神论者、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危险的拉丁语民族和政治上虚伪的世界子民提出的决斗挑战》（Ausforderung mit aller demütigst gebottnem VernunftTrutz an alle Atheisten， Machiavellisten， gefhrliche Romanen und falschpolitische WeltKinder zu einem ZweyKampff），书中塑造了一群凭借智慧远征中国的欧洲冒险家。小说主人公菲洛洛果是中国皇帝与英国公主的后代，从小被送到葡萄牙抚养。长大后，他皈依基督教，决心带着情人、朋友还有传教士一起前往中国去建立起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这时的中国虽然“在历史悠久、国土辽阔方面举世无双”，Rudolf Gasser， Ausforderung mit aller demütigst gebottnem VernunftTrutz： an alle Atheisten， Machiavellisten， gefhrliche Romanen， und falschpolitische WeltKinder zu einem ZweyKampff， Bd. 2， Zug： Müller， Muos， 16861688， S. 1.但在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卡拉贝拉统治下，却是多神教盛行，并且禁止基督教传播。卡拉贝拉女王与一心建立基督教国家的菲洛洛果展开了一场场明争暗斗，最后，智勇双全的主人公征服了中国女王，实现了信仰和政治上的双重胜利：女王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放下了权杖，让位给她的另一位兄弟卡鲁白路，中国则成了基督教国家。总体而言，这部出自教士笔下的“中国小说”虽长达2500多页，但实在没有多少中国成分可言，无论是人名还是情节都充满欧洲风味，还掺杂了长篇累牍的宗教说教，其核心目的还是在于满足欧洲读者的文化优越感。同时，小说也折射出欧洲人的宗教优越意识和殖民主义者征服东方的企图。endprint

显然，以上几部带有中国背景的巴洛克小说都算不上真正的中国传奇，它们都只是从传教士报告中吸取了一些中国元素，情节上则还是在套用骑士小说游侠冒险的框架，离真正的中国历史相去甚远。不过，透过这些表层的现象，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对17世纪德语作家的强大吸引力，以及来自中国的异域风情为德语文学所增添的新魅力。

三、 异国情调的女英雄国度

洛恩斯泰因在《宽宏的统帅阿梅纽斯》中塑造出一位日耳曼血统的四川女王，其实这在巴洛克时期的几部“中國小说”中并不罕见。在哈格多恩的《一官》中，当主人公一官奉崇祯皇帝之命出使四川时，他发现四川是女王彭塔利西亚（Pentalisea）统治下的一个“亚马孙人”王国，“宫廷中只有妇人和少女”，④⑤⑥Christoph W. Hagdorn， Aeyquan， S. 124； S. 124125； S. 128； S. 136.她们不仅大多身着男装，甚至穿着骑士的盔甲参加格斗训练④，连女王也常常到演武场上一展身手。不仅如此，美丽的“亚马孙女王”几年前还曾“亲率数千人马帮助天启（Thienzar）皇帝抵御鞑靼人”。⑤而年轻的公主阿菲尔德公主也有不逊于其美貌的勇猛，即便所面对的是大名鼎鼎的骑士一官，她也在演武场上勇敢地提出挑战。小说从一官侍从的视角描写了这位女骑士在角斗中的凌厉攻势：

号角发出开始的信号后，她便纵马向我主人全速疾驰而来；一官……将长枪掷到地上，把自己隐蔽在盾牌之后，迎候着这位娇美对手的凌厉一击。但若非枪头从盾上滑过，让我的主人躲过一劫，她的长枪迎头撞上盾牌时只怕会碎裂成千百块飞溅开来，饶是如此，我主人的战马也抵受不住这乾坤一击的巨大威力，虽不至于踉跄出去，却也不由得向后连退了四五步才稳住。⑥

而在伽瑟尔的传教小说《挑战》中，整个中国都成了女王统治下的国度。小说里的中国女王卡拉贝拉是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女君主”，“虽然从性别上讲是女性的样子”，但“从性情上来讲却是勇敢的男人”，“强壮到足以扛起如此沉重的王冠”，而在她“充满奸诈的政府”中也不乏“亚马孙人”——女性王公大臣的出没。Rudolf Gasser， Ausforderung， S. 67， 18， 32.

洛恩斯泰因笔下的“四川女王”叙玛尼斯更是令人生畏的形象。她在激战中亲手将汉人国王斩于马下，随后被立为四川女王，她作为新统治者“口含糖饴，心藏火焰，而手中则闪动着雷电”，面对这样一位勇猛、威严的征服者，臣民们又敬又畏，“四川的诸侯和大臣们跪倒在叙玛尼斯脚下，头都一直俯到了地面，他们把象牙笏捧在嘴前，生怕在问候女王时气息碰到她身上”。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 Arminius， S. 615.

哈格多恩等小说家为中国以及四川所添加的女王形象无疑大大强化了小说的异国情调，尤其是作为女英雄国度的四川的出现更令德国读者感到格外新奇。然而，这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却并非出自巴洛克小说家对异域的凭空虚构，因为卫匡国在《鞑靼战纪》里就记载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勇敢的中国亚马孙人”。“亚马孙人”在欧洲是“女战士”的代名词，传说来自于中亚草原的斯基泰部落，在古代希腊人关于特洛伊的故事中就有她们的身影。19世纪德国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还以此为素材创作过悲剧《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卫匡国不仅称赞这位“中国亚马孙人”“有男人的勇气”，而且还配上了一幅中国皇帝接见女英雄的插图。他在《鞑靼战纪》中满怀敬意地写道：

在驰援他们君主的将领中，有一位女英雄，我们有理由称她为中国的亚马孙人或是彭忒西勒亚。她带着三千战士从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四川（Suchuen）赶来，她不单具有男人的勇气，而且还身着男装，当然她也拥有原本更配男人的封号。这位高贵英勇的女将军不仅在抗击鞑靼人时而且也在镇压反叛者的战斗中立下了许多罕见的功勋。④Martino Martini， Histori vom dem Tartarischen Kriege， Amsterdam： Blaeu， 1654， S. 26； S. 2627.

卫匡国所说的这位“中国亚马孙人”就是明末女将军秦良玉。据《明史》记载，秦良玉是四川忠州土司之妻，万历、天启年间，她为抗击后金、保卫北京曾“自统精卒三千赴之，所过秋毫无犯。诏加二品服，即予封诰”，1630年她第二次驰援北京时，崇祯皇帝曾“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良玉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八》）。由于对四川出现“女英雄”感到困惑，卫匡国猜想“在四川地区的群山中（当）有一个没有臣服于中国的王国，它完全独立，仅仅是出于荣誉方面的原因才从中国皇帝那里接受一个国王头衔”④。基于这一推想，欧洲人误认为四川是一个在女王统治下的女战士国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四川女英雄秦良玉正是巴洛克文学中“四川女王”形象的真正源头。谭渊：《德国文学中的“四川女英雄”》，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961页。

从前述几部巴洛克小说来看，源于《鞑靼战纪》的“中国亚马孙人”以及“四川女英雄”形象在17世纪后半叶已经在欧洲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异国情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英雄国度”的出现充分满足了欧洲人对中国“他者”的想象，因为在人们的预期中，遥远的异国就必定会有与“我们”迥异的东西。哈格多恩等作家引入“四川女英雄”形象正好迎合了欧洲读者的这种期待，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异国情调”。“四川女英雄”形象在德语文学中的影响十分深远，直至20世纪，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创作《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时仍然将一个女强人形象安排在了四川这个德国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国度”。

四、 结语

纵观17世纪德语文学作品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报告对同时代欧洲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影响。作家们除了运用丰富的文学想象来建构“中国故事”外，还大量引用卫匡国的《鞑靼战纪》等关于中国的报告来丰富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这使得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社会繁荣、近乎“人间天堂”的中国形象在17世纪欧洲更加深入人心。同时，巴洛克小说家套用骑士冒险小说的传统模式，将风云变幻的中国想象成一个欧洲式的“骑士王国”，将中国的历史人物塑造成欧洲式的骑士英雄，迎合了欧洲读者的审美情趣。而四川作为“女英雄国度”的出现更强化了“异域”的光环，使古希腊文学中关于东方“亚马孙女战士”传说在同时代的中国骑士冒险故事中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深深迎合了欧洲读者对东方的想象与猎奇心理，也为巴洛克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赋予了更具魅力的异国情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