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世界化及现代化的“内在性”关系

时间：2024-05-08

姜喜咏

摘要: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推进过程中,有三个“内在性”关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逻辑上是一种蕴含或总体同一的关系,在缘起、层次、功能、表现等方面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具体差别,二者的实践基础是共同的,实质都在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本的方面都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逻辑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世界(化)哲学一样,都存在一个根源于语言和文化形式差别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产生的实质根源在于实践,本质上不是一个“语言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形式上看似有历史和文化上的对立,但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等实质方面则可以走向统一与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直接理论资源。对以上三个“内在性”关系的理解,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握其实质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化;现代化 ;“内在性”关系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2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同一与具体差别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总体性的历史进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具有总体同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种蕴含关系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个过程,难分彼此,是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的中国化。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1];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述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同样应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因为它“比较准确地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2]。一般认为,从理论整体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是构成这种“蕴含”式理解的一个基本根据。但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3]。这种不同的理解实际上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认识。客观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蕴含或等同关系,是根本一致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都在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的根本方面都是“中国实践”,这个实践基础也是共同的。这种“蕴含”式的总体同一关系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性发展的起源、原初本真意境和实质意义所在。正是在这一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本一致的,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的根本的和基础的方面是以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为历史性主题的“中国实践”,其次才是历史、文化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上也是实践,而不是语言文化问题。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和原初意境,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文化问题”。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逻辑上如何拓展与深化,作为“活水源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始历史进程是永远需要被回溯和观照的“典型”对象,是能够起到规范制导作用的活的灵魂与精神象征。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部分,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原初语境,总体上也是正确的,二者的关系具有非常典型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历史性拓展,这种“蕴含”式的理解上就可能被抽象化和简单化,它还需要历史性的“解释”来展现其整体性的具体生动的历史与思想进程。

另一方面,在历史和逻辑的缘起、层次、功能和表现上,二者还是有具体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直接承担着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彰显精神实质的理论功能,同时要实现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的融会与贯通,即在形式上是说中国话,实质上则是一个传播、理解、选择、接受和创造性的理论转换和再生产的中国化过程。这个过程直接产生的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但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服从和受制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因而一方面只是初步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个隐性的非自觉的过程,其自身还没有形成十分显性的学理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等就较早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问题,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4]。但当时的救亡现实迫切需要的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通俗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而中国化的其它方面没有也难以得到平衡推进。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再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不能说已完成了一次飞跃[5],甚至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难以成立的[6]。国内学界基本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7]。因此,不仅根据艾思奇明确地提出的“中国化的现实化”方向,而且从历史和思想的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具体区别的,它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理论逻辑和发展规律。

有人认为,“从历史缘起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缘于从哲学上批判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关系的教条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区别的”[8]。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学术化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一种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有一个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9]。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实践版本、理论版本与学术版本的区分与统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可以有三个层次:实践层次,即哲学在实践中实现;理论层面,即哲学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以及新思维、新概念、新观点等的“蕴含”式存在;学术层面,即作为学理性逻辑存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机制也就包括实践、理论与学术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第一、第二个层面是已经并正在继续实现的,并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同一的特性),但学术性的第三个层次的确是正在努力中还未完成的。

因此,只有深入历史与思想过程的“内在”仔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或政治层面与学术层面的区分,只有如此地理解才是具体清晰和避免抽象化的,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也才可得以深化和具体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进程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层面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特别需要哲学界长期的共同努力来不断推进。有人困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创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却难以同步发展,总显得滞后[10]。其实,这正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实践基础,但并不能完全等同,它有自身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发展路径和规律。除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方面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一个与历史、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这一路径的直接承担者主要是具备良好中西文化特别是哲学修养的中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是一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工程。这也就是毛泽东强调的我们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即批判性地梳理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等。除了众所周知的冯友兰、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外,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对湖湘学风的承继与发展,吕振羽对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侯外庐对早期启蒙思潮结合点的确立,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对“三结合”的新哲学建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有代表性的形态[11]。

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路径是由其实质决定的,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时代、实践的高度与水准之上,并完全融入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提并论,可以是同义语,但在学理逻辑层面则有自身独特的内涵,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因此它的实现不完全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自然而然地能够实现的,特别需要中国哲学家的共同努力。

二、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形式上是“语言”问题,实质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世界(化)哲学一样,都存在一个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产生主要根源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别,即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的产生虽然形式上看也是一个语言文化问题,但根源和实质却在于实践,这一点和其它世界哲学类型的民族化与世界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关系的基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或世界化的哲学,但为何民族化成为它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形式呢?学界从不同哲学与文化的对话与通融的可能与可行性,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与特殊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科学性等多角度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论证,这是必要的。但是,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追问“民族化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独有的发展特性还是所有哲学交往的必经之路呢?”纵观整个人类的哲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形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发展都伴随着民族化现象,但是这种民族化现象主要是属于一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形(范)式,如从古希腊至今的西方哲学家及其著作在中国都有一定的文化影响,中国哲学家对它的研究、中国哲学教育对它的系统传播,等等,都可称之为中华民族化。此外,现存的世界哲学形式都首先是个性化的和具有本民族特性的,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由个性化而民族化,再由民族化而世界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哲学都首先是民族化或民族性的,世界化既代表着它的广泛影响,又昭示着其发展和壮大。当然,世界化对不同的哲学形态来说有广度、深度之别,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都是世界化程度很高的哲学形态,都可称之为真正的世界哲学。

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或者就是一种要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践化,而实践化就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化,或者说民族化只是其实现实践化的中介,与其它哲学的民族化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决定于其实践化的“内在”向“外在”突破与转化的特性,远不仅仅是基于文化交流的语言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决定性环节是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只是在此基础上才有民族化的现实可能性与必要性。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强烈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说:“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12],“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3]。当前学界也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传播,而是一种极富政治意义的思想和信仰传播,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革命行动,与当时革命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内容和反映”[14]。总之,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中国化决定了其民族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关系不是一般的哲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二者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具有实践性发展性,因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具体的发展形式,是一个发展的命题,根本上表现为一个实践问题,而其它哲学的民族化主要是一种传播和交流的文化形式,根本上表现为一个语言或文化问题,因为这些世界哲学实际上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问题是在实践化过程中产生的内在辩证特性,中国化与世界化具有对等的性质,实践是二者对等逻辑的基础。这似乎不合逻辑,然而,关键在于看中国化实践的性质。有人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世界化的哲学,只有世界化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15]。依此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世界化的哲学,那它的民族化特别是中国化就是对其世界化的解构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是一种纯粹的对立还是实际的辩证运动过程呢?也有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绝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本质的一种表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本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动因”[16]。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实践基础或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种实践形式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典型”,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根本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其客观实在的历史性成就和日益扩大的世界影响力,在当代人类社会中都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代表着人类克服资本主义走向未来更美好社会的现实和期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仍然是其世界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二者关系的基点就在于中国化,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及社会主义处于明显劣势的历史境遇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是具体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在马克思时代的具体现实性在今天已经实际上表现为各国别的具体实践。当代,其世界化的现实性正蕴含于中国化之中,可以把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当前实现的具体形式,因而只能或者必须以中国化来理解或谋划其世界化,而不是相反。这种情况虽然与马克思时代的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性的历史运动的具体感性的现实(其国别化或民族化实践只是其统一运动中的表现形式)一样,同属于历史的辩证运动,但基点却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既要从命题本身的语义来字面理解,也要在此基础上进行隐喻式理解,使其意义和价值更具体更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解构“全球化”和“世界化”概念时指出:“在今天大多数语言中,我们都说全球化……中文里的这个词多半也与‘地球有关……但在法语里,我们说‘世界化,使用‘世界这一概念。我更偏好‘世界、‘世界化这类提法,因为它迫使我们提出‘世界是什么?这一问题。‘世界不是宇宙,不是地球,也不是普世,它是基督教公众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是基督教对希腊语宇宙的释义。世界这一概念是西方基督教的概念,它涵盖了‘下一个、‘博爱等观念,包罗了世界范围内关于国际法、关于普世概念的大争论中的种种价值观。”[17]德里达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统一的霸权逻辑正在消解作为差异性逻辑的世界化,事实上世界化的声音确实越来越弱,而全球化却成为公众话语。因此,世界化恰恰是对抗全球化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概念和运动。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甚至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就是作为中国的世界化,中国化就是作为与现代西方霸权文化与话语的相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二者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辩证统一。

必须承认,当代世界发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因而必须面对这一现实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以及它可能承担的世界化的功能。理解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仍然要遵循唯物辩证法,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现在虽然没有了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但仍然有以中国化实践为成功典型的,代表着世界化方向的现实形式,世界化不是永远不再可能,它仍然是未来可现实期待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断拓展推进的同时,要始终具备世界历史的眼光和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为远景目标,以中国化促世界化,既要始终保持改革开放避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孤岛”,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方向,为超越资本主义作现实的努力,在立足于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这个世界和人类美好前途承担实际的责任和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对立走向实质的交融

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化蕴含现代化,但这个结论需要深度的学理分析。从历史和文化的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要现代化如何现代化与它为何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似乎有对立的一面,而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建构代表人类新型现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本质方面则可以走向实质的统一和融合。这二者的关系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学界对它的演绎也是复杂多元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维度,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站在人类现代历史的高度,全面融合人类在20世纪至今的现代化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人类产生的深刻影响,体现时代、实践与文明、文化的现时高度,建构奠基于21世纪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前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形态。当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宏大视野的探讨,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等的微观掘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因而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现代化建构与中国化路向也产生了许多矛盾。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中国化为目标和方向,才有可能真正面对中国现实提炼出中国问题,研究成果最终服务于现实需要,真正体现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视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现代性,不断建构其世界性。矛盾在于: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学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研究成果是地道中国的,实践性和政治性很强,但学术性特别是哲学性却很不够,坚持现代化方向的学者则面向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学术化研究,“哲学”力和“学术”水平(大量采用西方话语及研究模式)都很高,但明显远离中国现实,只是以西方理论生硬地直观中国现实,实则是削足适履无法准确捕捉中国问题。其实,二者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把二者统一起来形成合力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必然。两相比较,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更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而如何统一,则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其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认真探讨。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或形态,不是保守主义,更不是反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实践基础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它要求承继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并使之现代化,这一使命或目标不是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直接关系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和过程。“在哲学中,正是传统在传递着过去的问题和答案。这一传递过程限制了哲学家的答案。在哲学中,传统是无法规避的”[18]。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本身就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精华的先进文化,它的产生、发展与它的海纳百川的文化秉性一样是完全开放的,它恰恰要批判历史上一切落后于历史发展又不符合人的现实需要的旧文化形态,批判、改造、吸收和升华是其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交融与合体是中国化之文化内涵,这一进程是对中华文化精华的承继、升华和现代化,对其封建糟粕的批判与剔除,更是反文化保守主义的。近年来的“国学热”表明,单纯的“国学”复兴恰恰难免不陷入文化保守主义。当下正十分活跃的现代新儒学的部分学者则完全抛弃近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新传统,而将传统儒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嫁接,期望这种努力能使儒学走向现代化。这种眼光向外探寻的做法有利于儒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对话与交流,但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看到或不愿意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构成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文化的新传统这一重要“实际”,并且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之必然、必要、可能与现实,因而缺乏现当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基础,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路向。如果说复兴“国学”还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的话(因为“国学”毕竟是中国实际的一个现实组成部分),那么企图绝对规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传统和现实实践的新儒学文化的现代化方案的根本合理性则很值得商榷。从中国实际出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一致才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是其现代性使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意识形态霸权,相反,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则很可能导向的是文化保守与复古,那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文化功能的展现;再者,当前哲学解释学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似乎有不小的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文本”的层面或意义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主导谁),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了“结合”之实质,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不是“文本”而是实践,是伟大的历史进程。哲学解释学根本无法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即只有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能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能使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现代化。可见,不能过分迷信解释学,解释学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逻辑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文化使命的背景也是其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所以容易被误解为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主要在于文化上的历史间距。从文化的表象来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主要属于自然经济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与之相结合,这一过程似乎有回归自然和倾向保守的一面,而现代化所代表的文化主要是一种市场经济文化,二者确实有根本对立的方面。但是,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却是在现代化突飞猛进过程中又产生了后现代文化,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现代性又具有相伴而生的特性,是对现代化的否定或制约,这种情况其实也具有回归自然倾向保守的一面。因此,从历时态层面看,二者在理论形式上是矛盾的,但在共时态层面,二者在冲突中也确实显现出兼容、互补、制衡的系统化功效,而后者正是当下的现实。事实上,全球化条件下的西方世界面对资本主义文化困境对中国的文化寄予了厚望,而且国内学界也认为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学有相通的地方。这也许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可能恰好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辩证的统一体,是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值得全世界关注和思考。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历史基础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对这一点,中西方理解上也有分歧。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只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体系等构件,是否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否是一种实存等都为西方学界所持疑。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性实践,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仍然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范式来理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无疑是削足适履,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对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思维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现代化的直接理论资源,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作参考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绝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与西方现代性根本一致的,它的实质仍然是中国化的“结合”,体现的恰恰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不是随意地与西方现代性“合谋”地建构,也不是能在短时间一蹴而就的,它的建构既需要中国哲学家长期共同的艰苦努力,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长期健康发展作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关系无论如何复杂,始终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学理逻辑的基础,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偏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主要表现为一种“视域外寻”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它很容易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其本质合法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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