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视角下的 “智慧城市”思辨*

邓 昭 华，王 世 福

（1.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510640）

城镇化视角下的 “智慧城市”思辨*

邓 昭 华1，2，王 世 福1，2

（1.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510640）

从城镇化的角度解读智慧城市。首先通过对智慧城市现象的解读，提出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以问题为导向。接着从社会、产业经济、资源环境、科技革新等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我国未来的城镇化应该是 “智慧的城镇化”，这些挑战应成为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注重点。提出四个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应该关注的方向：关注人的发展，实现 “智慧资源”共享；以新媒体为契机，释放社会力；重塑城乡职能，焕发中小企业活力；建立环境与社会的责任感，推动 “精明增长”。

城镇化问题，智慧城市，理念的智慧

一、引言

从“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概念提出至今，“智慧城市”发展浪潮已经完全覆盖全球五大洲。围绕 “智慧城市”的各种解决方案、技术应用等，已经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1］在我国，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愿景和经济发展的催化剂，2012年共有320多个城市投入3 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智慧城市相关技术的应用，也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自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信息发布与收集的传统，正悄然地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管治方式。

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兴起的同时，我国也迎来了城镇化超过 50%的重要历史时刻。［3］我国过去 3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环境的代价。在这个背景下，“智慧城市”作为城市战略，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挑战。下文就以此为契机，首先以问题为导向，分析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及技术进步将会带来的新挑战。接着提出“智慧城市”的两种 “智慧”，并指出，作为城市战略，“理念的智慧”应是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最关键的要点。最后，从问题与需求中提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战略的建议。

二、城市时代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

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在宏观层面解决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我国城镇化所面临的问题做了丰富的研究，本文从中梳理出主要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社会问题、产业经济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与科技革新带来的新挑战 （见表1）。

（一）社会问题

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出现了许多社会层面的问题。通过文献检索并归纳，发现我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基数过大，并慢慢出现老龄化和 “未富先老”现象。［4］除了该固有压力外，我国社会问题可以归纳为贫富差距、城乡差异及教育三个较为根本的问题。

表1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显性问题。从基尼系数看，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0.4的水平，达到了0.6的高位水平，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贫富差距皆明显。［5］从社会结构上看，我国社会与 “橄榄型”的健康结构有相当的距离。具体表现在低收入的国民数量比例过大；而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中等收入者，由于城市生活、居住成本过高，而沦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者。［6］同时，对弱势群体的保障不足、行业和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异程度高，也直接恶化了我国贫富差距的状态。

城乡差异加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虽然中央最近已经落实了部分帮扶农业、反哺乡村的政策，令乡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7］但我国绝大部分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等都明显落后于城镇地区。同时，进城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福利。据统计，2009年，广州流动农民工所携带的适龄上学儿童中，72.15%只能在民办学校上学［8］，从侧面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其 “非城市”的身份而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教育资源分配也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低收入阶层由于无法享受优良的教育资源，而堕入“结构性贫困”的困境。［9］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不足、省际间的高考录取状态差异，继续加大了区域的贫富差距。如，广东省 2010年的农村基础教育人均公共预算，只为珠三角城市的30%左右［10］，这直接使乡村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劳动者接受再教育的机制缺失，也将导致农民工难以转化为城市熟练技工，难以实现健康的城镇化过程。

（二）产业经济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慢慢攀升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但我国产业经济存在着两个普遍性的问题。首先是产业等级低下，长期以低端化的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11］以苹果的iPhone4为例，每台售价600美元，美国公司的总利润为 360美元，而在中国的组装企业只拿到6.54美元的酬金。［12］核心技术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其次，是经济发展不均衡，包括区域不均衡和主体不均衡。我国的制造业虽然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东北地区转移的趋势，但由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高素质人才聚集等因素，使得服务业持续向东部地区集聚［13］，我国的东西部差别依然明显。另外，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受到的政策扶持力度差异大，造成企业创新力缺乏。小、微型企业受到的政策扶持力度小、受到市场冲击大，存在 “两高两难”（成本高、税费高、融资难、招工难）的问题。大企业银行贷款覆盖率为100%，而微型企业几乎为零的差异［14］，足以显示中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这直接导致其创新力度及活力皆不足。

除此以外，未来的国际竞争形势严峻。我国的资本、技术、产品等的出口，将继续被发达国家严格压制。至2012年，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15］跨国贸易的门槛逐步被提高、各档次产品的国际竞争激烈，这也迫使我国产业走向升级转型的道路。

（三）资源环境问题

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除了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客观现实外，还与 “以环境换发展”的旧经济模式相关。据报道，我国粗放式的生产与排放方式，已使2010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高达1.5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3.5%。［16］

地方政府官员的实际政绩考核机制，也同时成为我国环境恶化的重要推手。许多地方政府由于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而对污染企业 “主动不作为”。邓永恒通过对中国283个中小城市分析，发现若城市一把手在任期内 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其升职概率高于8%，但以民生和环保为执政首要纲领的官员，则其升官的几率是负值。［17］其中，经济落后地区更容易牺牲自身的环境质量换取经济的增长。同时，环境污染已非第二产业的专利，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畜禽养殖污染、农药污染等均严重地加重了我国的环境保护负担。［7］

（四）科技革新带来的新挑战

信息科技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同时对现代的社会管治带来了挑战。首先，信息传播的新路径将改变政府的传统管治方式。信息化与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应用的兴起，使公民摇身变成了信息发布机，大大削弱了传统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话语权及垄断性。面对新形势，一些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自媒体接口，以实行诸如微博问政、微博行政等高效行政目标。我国体制内 “组织化、制度化、等级化”［18］的传媒和公共决策传统，因此而迎来了深度改革的机遇和挑战。

技术革新和信息化容易引起城市空间再度极化。全球化、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技术创新更趋向于集中在大城市。从信息化技术本身的发展环境看，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其相关产业和应用，存在着向高等级城市或开发程度高的城市集中、向中高收入及中高受教育程度人群集中的趋势。而弱势城市及人群，则因无法吸引新产业或无法实现自我知识更新而变得更加弱势。

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 “智慧城市”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如，若过于强调它的商业影响，智慧城市就会慢慢退化成概念，被商标化和政治化。地方政府也可能过度强调互联网、物联网的基础设施投入，而忽略其真实应用需求。快速更新换代使得高科技电子垃圾堆积成为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信息化虽然改善了人的信息交流形式，但同时也会延长工作时间，增大就业压力，挤压了人的生活时间。

三、以 “理念的智慧”指导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应该同时包含 “技术”与 “理念”两种智慧。前者是对智慧城市概念的一般理解，通常指利用以 ICT为核心的技术手段，以达到城市运营的最佳状态。［19］但是智慧城市的挑战从来都不是来自于技术，而是来自于系统。［20］从表1可以看出，要解决我国城镇化面临的众多挑战，应该依靠理念的智慧来进行制度设计，而技术的智慧则承担支持制度落实、改善应用层面的技术支撑。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关注人的发展，实现 “智慧资源”共享

个体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单元，社会应该为个体的发展培育土壤、提供保障，这包括：第一，保障教育资源的均衡供给。这除了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供给外，还包含就业人口的自我提升机会的获得。第二，保障个体在市场及区域中流动的自由，特别是尊重个体的选择，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约束，为务工人员提供足够的社会、医疗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让城镇变成新移民的 “家园”，从而促进个体能量在城市的自主发挥。

建立新的社会公平观念，特别是获取智慧基础设施的机会平等。除了传统的社会公平，如建立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外，还需要维护弱势群体对公共资源、信息获得的公平权利。在新一轮的城镇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原来经济基础好的、教育水平高的地方，凭借其高质量的服务及基础设施，更容易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得更好的优势。而原来弱势的地区及人群，则会陷入更加弱势的地位。［21］所以，新一轮的城镇化浪潮中，应对这些弱势地区与人群提供更多基础性服务，特别是信息化服务的供给，以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

（二）以新媒体为契机，释放社会力

社会管治需要培育社会力量。社会基层组织活力的焕发，特别是群众自治组织，是政府社会管治的有效补充；更重要的是，它们由于代表一方群众的利益或诉求，能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决策，增加社会与经济的活力。政府本身也应建立服务的理念，使公共决策从“政府 －市场”双方博弈向“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及群众自治组织）”三方均衡发展迈进，实现跨部门协作，突破行政、企业的惯性壁垒。佛山市南海区的 “政经分离”改革试验，通过分离基层组织，以自治组织 （村委会）管服务，以经济组织 （经联社、经济社）抓经济，建立基层党员 “社工化”，已经取得初步的改革成 效 。［22］

新媒体对公有部门的传统管治方式形成了巨大压力，也迫使政府的公共决策向公开化、透明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公有部门也及时地主动出击，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推出更多的信息发布、便民服务、政民互动、政企合作、问政施政等举措。据不完全统计，光在新浪微博平台注册的政务微博数量，在2013年已经突破 10万，比 2012年同期增长了67%。［23］但电子政务只是政府部门日常行政的手段之一，网络虚拟空间也只是真实生活情境的延伸。公有部门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在社会管治方面努力取得 “政府 －市场 －社会”的三方均衡的公共决策机制。

（三）重塑城乡职能，焕发中小企业活力

城市时代，优势地区、实体、人群应为弱势地区、实体、人群进行 “造血式”反哺，让这些后进的主体在新的时代焕发生机。首先，城乡关系应进行互补式的重构。我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一直是以“城市剥夺乡村”为主。从土地、劳动力、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看，城市地区皆是城镇化的大赢家，而乡村地区则面临全方位的没落。在我国新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目标应是无差别的均衡状态，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互补。知识经济是世界发展的趋势，核心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在知识经济的带动下，核心城市周边发展高效的第二产业；而乡村则为第一产业的生产提供优良的自然环境，缓解城市的食品危机，并根据地域特色的拓展适当发展旅游产业，同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二是环境互补。城市作为高强度资源消耗型的区域，必须通过乡村的优质自然环境来闭合城乡生态链条。通过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维护，带动乡村旅游业，在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

三是服务反哺。过去由于经济基础 （如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和制度性（如户籍问题）等原因，导致乡村基础设施欠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学校、医疗等设施欠缺），进城务工人员的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问题。城市对乡村、农民工的历史欠债，应在新时期的城镇化中偿还。这样，城乡才能共建美丽家园，劳动力才能自由地选择城或乡作为稳定的目的地，农产品才能实现供应充足，乡村自然环境也能得到维护。

中小企业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限，但它们的活力焕发，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中小企业的行业和地域覆盖面广，它们植根于社会，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的机制较为灵活、规模较小，它们的市场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都较强，是健全的经济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政府可在企业空间、工商政策、税收政策及金融政策上，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优惠，以焕发它们的活力。同时，利用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等基层创新，拓宽跨行业、跨专业的协作机会，可使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生存与发展能力。

（四）建立环境与社会的责任感，推动“精明增长”

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应确立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改革开放 30年，我国最大化地追求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为环境和社会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近我国大城市的雾霾、河流地下水系告急等现象表明，我国生态环境已遭受传统工业化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市场追逐经济利益，是市场本性所致。但单靠市场规律，我们难以满足公共利益［24］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这都需要政府作相应的监管和引导。［25］我国若要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从政府政绩考核方式开始，改变地方政府把城市完全作为 “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加大环境、社会考核的分量，以纠正 “市场”失灵，最终改变经济挂帅的传统城市增长方式，关注城镇化的质量，使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

除了政府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外，在民众、企业中建立环境和社会目标的需求，并把这些需求转化成市场的目标，是对新的城市增长方式最有力的回应。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对于重大的公共决策，政治意愿、相关利益团体的支持与配合、市民的积极参与等，是集合众人智慧、实现新一轮城市发展的保证。如英国格拉斯哥利用新建医院的余热为当地居民供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建立公共信息中心，荷兰鹿特丹利用Maas河水对社区提供夏天降温等［21］，皆体现了民众对环境和社会目标的强烈需求。

培育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感，政府可先开展公众教育，使公众认识到生活质量与节能减排、社会道德的强相关性。同时，应培育社会资本，使城市转型与社区建设共同作用，相辅相成，实现社会对公共决策及绿色 GDP的监督作用，也能使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电子政府、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技术的智慧”在 “理念的智慧”的指导下，实现其最大的环境和社会价值。

我国发展需要符合国情的城镇化理论。［26］“智慧的城镇化”应是我国城镇化未来的导向。智慧城市建设中，应该分清“技术智慧”与 “理念智慧”。前者关注ICT及其相关技术在生产、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运用；后者则关注制度设计及理念的回归与创新。智慧城市不能改变人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的改善，ICT等科技才能真正为人服务。根据我国的现阶段发展特征，智慧城市建设应该着重两头的投入：对高端科技研发、应用的投入和对城镇化基本问题的解决。在人能够充分自我发展、社会基层活力充沛、拥有强烈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感的前提下，智慧城市所关心的知识经济、创意城市等才能有其良好的发展空间，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才能得以缩短，科技才能真正为人所用。

［1］ Clarke RY，YatesM，ChulaniM，et al.Worldw ide Smart City 2013 Top 10 Predictions［EB／OL］.（2013－05－11）［2014－05－7］http：／／www.idc－gi.com／getdoc.jsp？containerId＝GI23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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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iries to Smart City from the Urbanization Perspective

DENG Zhao-hua，WANG Shi-fu
（School of Architecture＆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Reviewing the booming concept and the hidden crisis of smart city，and sugges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should be problemoriented.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it concludes fourmajor challenges China＇s smart city development is facing，from the social，economic，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as well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gles.It points out that China＇s future urbanization should be smart urbanization，and that these four challenges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hina＇s smart citymovement.Based on these considerations，this paper further suggests four directions for China＇s smart citymovement：payingmore attention to personal development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to smart resources；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self-media to release social power；reconstructing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empowering small-medium enterprises；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 boost smart growth.

issues of urbanization；smart city；smart philosophy

F291.1

A

1009－055X（2015）03－0057－05

（责任编辑：邓泽辉）

2014－01－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1＆ZD15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208202）、2014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规划课题 （14Z01）

邓昭华 （1979－），男，广东佛山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发展，城市规划体系，城市设计等。王世福（1972－），男，福建福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