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制度研究*

资智洪，何燕玲，江 海，谢兴华

（1.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处，广东 广州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40）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制度研究*

资智洪1，何燕玲2，江 海1，谢兴华1

（1.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技术处，广东 广州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成果转化日益成为高校延伸其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现状，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体制机制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分析制约高校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入手，以高校自主建设的专业从事成果转化的机构为样本，探索通过制度创新设计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

成果转化；新型科研机构；制度创新

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伴随着高校科技工作的快速发展、科技成果的持续增长，成果转化作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促进科学技术向第一生产力的转化，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摆在高校科研工作者面前。高校通过多种途径转化科技成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在传统体制的束缚下，成果转化总体形势并不乐观。2014年 7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没有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技术很难转化为生产力”，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把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相衔接，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相结合，引导资本市场更加重视投向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与产业化。2015年1月，他在深圳考察时再次强调：“没有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无从依附。”成果转化的制度创新研究，已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实现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为有效解决我国高校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迫切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同时需以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标，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设计，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提高创新要素的使用效率，并借助多种资本的力量推动科技成果面向市场转化。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具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创新成果，经后续研发、市场导入、产业推广三个阶段，形成新产品、新材料、新装备，发展新产业等活动。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技与经济的融合，是提升科技支撑产业优化升级能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延伸，高校频繁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科学研究逐渐与产业发展相衔接。据公布统计数据，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以每年超过 15%的速度增长，2013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达到1.18万亿元；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均已居世界第一，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 25.3%。在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下，我国的自主创新成果产出丰富。以专利成果为例，2013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82.5万件，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高校占我国研发投入总经费的7.2%，产出了10.6万件新申请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达到 62.2%，这充分反映了高校的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产学研、校企合作、共建技术平台、大学科技园等多种科技模式的蓬勃发展，将高校推向了自主创新的主阵地，高校科研成果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励，高校共囊括 169项，占获奖通用项目的68.7%；其中，以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有 123项，占总数的50.0%。高校在国家层次奖励项目中持续保持高比例，表明在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以及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中，高校起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与技术成果产出丰富、重大成果不断涌现相比，却存在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偏低的严峻局面。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0%、产业化率仅5%，成果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60%～80%的水平，这与构建创新型国家要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70%尚有巨大差距。以专利为代表的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各高校转化情况普遍较低。2009至2013年间，高校专利的出售量年均只有1 800多件，占到该年度专利授权量的比率从 7.5%降至3.4%；新签订技术合同中最能代表技术转移和成果扩散能力的转让合同，年均只有9 400多项，仅占到该年度总科技合同的2.5%左右。受制于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行政化管理，高校的科研组织模式、投入体系、评价和激励机制等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的现状，造成多数技术成果的针对性差、自身转化力弱、对外转化难等实际问题，已成为制约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瓶颈。深入研究这些现状背后的制度因素，方能从根源上推动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

目前高校的成果转化工作呈现的现状是，成果众多，但与产业对接少、转化率低。如何破解制度障碍，促进成果转化，推动科技与经济有效融合，已成为科技界和经济界的关注重点。

二、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

目前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有个普遍的研究和认识误区。多数研究人员会归结到对成果转化投入不足和重视程度不够；谈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措施，就是要设立专项成果转化资金、增设推广机构，以及扩大对研发人员的绩效奖励等。［1］国家、地方及高校在这些方面已做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但一直收效甚微，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多方面的原因中，既有高校科学研究和产出与市场需求脱节、单一的大学发展路径造成科研成果同质化、成果没有达到可以向生产转化的成熟度，也有成果转化链条不完善、政策因素制造的转化壁垒等［2－3］，归结起来，主要原因还是现行的制度问题。迫切需要进行系统的制度重构，既要破除原有的计划体制的束缚，又要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机制。

由于在创新资源分配、科研评价导向、管理制度等方面实行计划体制，市场机制对科技创新、绩效评价、科技金融投入等引导不够，使成果转化链条的成果研发、市场导入、产业化等三个阶段各自脱节，以至科技、经济 “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得科技成果脱离市场、无从转化。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主导的科技资源竞争分配机制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市场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目前高校争取科研项目的是以“学术思维”“专家思维”为主导，而缺乏 “市场思维”，科研工作 “重申报、轻研究”的现象普遍存在。［4］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为主导的评审体系，“重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轻成果试制和转化”的状况长期存在，导致成果转化指标长期游离于主流的科研考核指标之列。［5］在资源投入导向上，重点在理论—成果的研发过程，而对资金需求量更大的 “成果—产品”的中试、放大过程，以及 “产品—商品”的市场导入、产业化阶段投入先天不足。这就使得成果多数停留在实验室，失去应用价值和机会。

第二，科技成果管理体制已滞后于发展需求。高校科研成果纳入国有资产管理，现行的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的管理规定严重制约了成果转化。［6］当前，国家正在调研修订已过时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其核心思路便是下放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南京、武汉、北京、成都等地已率先出台了地方鼓励性政策，吸引科技成果到当地转化。但是，作为科研骨干的部属高校，其成果使用、处置仍需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来，层层报批、审批程序复杂，处置收益需上缴国库；同时，地方性政策缺乏系统性，各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其操作性仍有待细化，与国家政策的衔接性有待加强。

第三，有待建立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成果评价和激励机制。长期以来，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效果的量化评价机制，造成转化效益、经济贡献未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进入成果质量的评价体系；在绩效考核上缺乏具体措施，创新贡献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物质奖励和职称评聘时的竞争优势，这势必打击科研工作者开展工程应用研究和促进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第四，科技金融体制才刚刚起步。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体系，欠缺创新意识和前瞻理念，使得倾向于投资“去风险”的成果的惯性依然保留，即开发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技术改良产品。［7］据估算，成果研发、市场导入、产业化等各阶段的投资额的比率约为1∶10∶100，科研产出的不确定性，使得高校在后两个阶段很难从政府、企业、资本市场获得持续的支持。高校自主创办企业实施成果转化，又缺乏稳定的资金扶持。因此，迫切需要发展科技金融，引入金融资本和风投资金参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与资本的结合。

当前国家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根本就是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2014年国家正式全面启动了科研体制改革，计划在资源投放与配置、科技与市场结合、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科技金融结合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特别是 《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的出台，是对资产管理理念的重大突破，释放了给科技成果 “松绑”的强烈信号，但使用、处置、收益 “三权”的下放不可能一蹴而就，试点的成效有待观察，制度改革尚需在试点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已步入了 “新常态”，增速减缓已成为必然，深化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高校传统的科研体系，已不足以支撑社会经济创新发展需要，唯有进行制度重构，实现向新型创新主体的转型，才是根本出路。［8］

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设计

“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充分发挥科技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从创新起源、成果中试与放大、市场导入、产业化过程中坚持市场机制的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 “两张皮”的问题。［9］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时期，赋予高校大胆创新、实践的历史机遇，制度改革已从外界对高校创新发展的要求，转变为高校提升发展质量的内在诉求。高校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了一批 “国有新制”新型科研机构，尝试打破高校与企业、市场对接的制度壁垒，克服科学研究与市场需求脱节、资本与成果转化链条脱节的现状，探索建立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新型科研组织。

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科技体制改革一直领先全国。2014年广东率先给出了新型科研机构的 “身份认证”：新型研发机构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驱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产学研结合的，在投入模式、目标定位、组织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的新型科研组织。广东通过大力发展新型科研机构，以增量激活存量，探索了创新链与资本链、产业链的互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创新发展。以深圳清华研究院、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为典型的创新制度设计，摆脱了传统国有体制的框架束缚，其灵活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大大激发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活力。其中，深圳清华研究院以其创新质量和贡献，荣获 2014年度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这表明由高校主导建设新型科研机构闯出了一条制度创新的成功道路。因此，系统总结它们的制度设计，对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进入市场转化、实现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圳清华研究院

深圳清华研究院是于 1996年由清华大学与深圳市签约共建，探讨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来建设科技创新孵化器，重点向市场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高科技创业企业以及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它创建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探索通过产学研结合推动科学研究面向市场的萌芽期，开创了通过科研组织与管理、科技金融、利益分配机制等制度创新推动成果转化的先河。

深圳清华研究院的结构特征，主要表征为支撑体系、投资体系、扩展体系构成的立体孵化器［10］，见图 1。支撑体系主要由研发平台、人才培训中心、管理部门组成，在为进入研究院开展成果转化工作的科技人员提供场地、综合管理等服务的同时，满足入院孵化的高科技企业对关键技术、产业化人才的需求；投资体系主要由企业资本、创投基金、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创业投资组成，重点为科技成果的市场导入、产业化等两个阶段提供科技金融服务，解决高成长性企业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问题。扩展体系由在研究院本部以外增设的产业园、创业园、科技园等组成，它是将研究院的建院模式在外地进行复制，从而达到拓展研究院的整体孵化规模、提升培育质量、打造产业集群的目的。

图1 深圳清华研究院 “立体孵化器”模式的运行机制图

深圳清华研究院是由政府、高校各占股 50%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运作。在管理体制上，研究院定位为 “四不象”，即：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同；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内容不同；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四不象”的综合设计，从机制、目标、功能、文化等四个方面融合了事业单位、企业、科研院所、大学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优点，通过对原归属于高校的成果进行再创新和后续研发投入，摆脱了学校国有事业单位体制对成果使用、处置及收益分配权等的约束；以市场导向配置创新资源和要素，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多种手段推动成果从技术研发进入市场导入；“开放、共享收益”体系，吸引企业、社会、金融机构等参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用创业投资体系填补从市场导入到产业化过程中的巨大的资金“缺口”。

在人员流动和绩效评价机制上，研究院建立了少数由清华大学选派、多数按研究和生产需求从社会选聘的灵活的用人体系，着重引进具有投资、管理及技术专业背景、服务于国内外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等的复合型人才，破解了传统科研院所体制下人员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弥补了高校科研人员欠缺企业管理和市场经验的不足；按照成果研发和产业化需求配置研发人员、工程人员、市场人员，组成方向一致的创业团队，并根据项目开展和公司运营发展现状动态调整人员组成；市场化的薪酬体系，按创新质量和贡献的绩效考核机制，将研发人员、工程人员、市场人员的经济回报与创新成果的市场效益相挂钩，极大地提高了各类人员的积极性，构建了鼓励创新创业的大环境。

在运行机制上，研究院的支撑、投资、扩展三个体系功能、定位不同，其产出间又有紧密联系，形成综合创新创业体。［11］支撑体系重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中小微企业；投资体系重点扶持富有市场潜力产品和中小企业发展；最终通过扩展体系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管理等要素资源根据项目开展、企业发展需求进行高效配置，极大地提交了资源的投放效率。各大体系按分工各有侧重，又围绕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共同目标协同运作，实现了创新资源的协同创新和最大化使用。以实现成果产业化、创造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将大学、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投入主体绑定成利益共同体，使得研究院人员的评价、激励与企业孵化、创造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科技与金融融合机制上，采用以资金入股、风险投资、科技投融资等多种模式，实现资本融入成果转化、企业育成发展过程中。由企业资本、创投基金、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组成的创业投资体系贯穿从项目到成果、从初创企业到上市公司的全历程，企业资本、创投基金等重点参与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对经市场和专家评估后具有较好市场潜力的新技术、新产品，以资本入股、风险投资的形式，掌握该领域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获得未来发展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重点参与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对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较好的收益预期的企业，采用科技投融资的形式，解决企业快速发展过程巨大的资金需求。

在发展机制上，研究院内招租引入企业、成果转化孵化的企业、投资培育的高新企业等三个类型企业按发展目标和经济回馈分层存在。［12］通过招租引入企业提供的场地租金，以及研究院开展的人才培养、培训的收入，满足研究院日常运行的资金需求。对项目成果孵化的中小微企业，以成果作价入股的形式吸引关联企业合办，从而获得抢占新兴市场的先机和股权的可观收益。从风险投资、科技投融资培育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中，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和实现研究院培育精品企业的目标。

深圳清华研究院经过18年的发展，累计孵化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 000家，目前在孵企业550多家，孵化投资上市公司18个，其净资产由创办之初的1亿元增加到100多亿元，已成为高校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成果转化的典范。

（二）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是于2012年底由华南理工大学与东莞市政府共建，探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协同创新，建设成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聚集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一流研发转化平台。它创建于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已逐渐融入成果转化，科技中介机构已市场化，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主体为推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发展所构建的产学研金介结合体系不断完善，并开始向各创新主体通力协作、各创新要素协同创新方向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国内首个以协同创新命名的研究院。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内设协同创新中心、前孵化器、投资管理基金，其运行管理机制见图 2。协同创新中心以东莞市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吸纳高端人才和高水平科研成果，联合行业重点企业共建研发平台和中试平台，进行技术开发与集成、中试、放大试验，产出可转化的研发成果；并通过遴选、评估、论证引入平台的项目，对通过论证的项目进行资助和管理，为成果的研发、转化提供条件支撑。前孵化器引入协同创新中心研发的成果，以及海内外创业人才和较为成熟的技术成果，为实现从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导入阶段提供系统的设备、技术、研究生支撑，并进行初期产业化推广的市场验证和风险评测，降低早期创业门槛，减小直接投融资风险，孵化科技型小微企业。［13］投资管理基金是由研究院自有资金、社会资本、企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共同组成，对研究院相关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进行投资和管理，特别是前孵化器育成的小微企业，通过项目投资、风险投资、科技成果入股、融资上市等方式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图2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运行机制图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实行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管理，既是东莞市下属的事业单位，同时注册成立东莞华工协同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独立法人的身份，有效地解决了协同创新中心研发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问题，又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到东莞的创新创业优惠政策和配套条件。在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研究院建立了开放、多元的投入体系，政府的投入侧重于科学研究产出可转出化的成果，充分发挥了政府资源对科技成果早期的培育作用。与企业共建的研发和中试平台，充分利用了企业的生产、实践条件和经验，完成了科技成果的 “熟化”。引入创投基金、风险投资参与成果的市场导入、产业化，扩大了成果转化的投融资渠道。由包括国内外权威的技术专家、投资专家和行业资深人士等在内的产业指导委员会，对进入研究院的技术、成果进行评估和遴选，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投放，避免传统体制选题、立项脱离市场、盲目投入的问题。注重对项目、孵化企业的过程管理，强化对成果的中试、放大过程中关键技术指标攻关和产业化后经济效益的绩效考核，并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反馈及时动态调整研究院资助的项目或团队。

在人员流动机制上，采用 “全职科研人员 ＋研究生＋聘用人才”多元化的创业人才管理体系。学校为研究院设立了专职创业岗，鼓励学校科研人员携职务科技成果全职进入研究院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鼓励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携科技成果进行在学创业或休学创业，创业期间可视为其参加实训、实践教育的时间，并按相关规定酌情计为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着重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业人才携先进项目或成熟成果进入研究院进行创新创业，并为其提供系统的设备、资金、研究生等支持。同时，加强创业服务人员体系建设，以项目的产业化实施需求来选聘人才，从企业聘请工程人员参与成果中试、放大，聘请专业化的管理、营销、市场人才运营孵化企业，为创业人才组建学科交叉融的专业化科技创新创业队伍，并加强创业过程的跟踪指导与服务，增强孵化科技企业的能力，促使新创企业快速融入市场。

在评价和激励机制上，改变以往高校内部重形式、轻效果的单纯量化考核评价方式，注重成果转化的质量和对推动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由市场、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对产业发展的实质贡献等，并将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转化效益纳入其考评体系，成绩突出者有单列的指标聘任更高层次岗位和破格晋升。将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效益和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作为研究院人员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并与其绩效奖励、职称晋升相挂钩。对于学校全职进入人员，研究院在成果转化利益分配上向其倾斜，按照地方或同类型科研机构指定的收益分配上限给其奖励；对于引进的创业人员，健全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研究院按引进人员贡献和效益给予他相应的经济回报。

在发展机制上，区别于深圳清华研究院立体孵化器模式，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重点转化学校自有或者引进的成熟成果。追求创造最大转化、转让效益是其发展的根本，研究院建立了以创新质量和产业化贡献为导向的增值和发展机制：对经协同创新中心后续开发与集成、中试、放大试验的成果，一部分以技术作价入股的形式注入新创公司，研究院与创业人员、工程人员和市场团队按转化效益享受分成；或经估价后向市场转让，按创新质量得到直接经济回馈；研究院对前孵化器育成的小微企业，或直接入驻孵化的企业，通过提供技术、成果、人才等创新资源，注入资金、硬件、管理等服务，从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的收益中获得经济回报。研究院通过投资管理基金对协同创新中心、“前孵化器”成果、海内外引入的项目或成果进行评估和风险评测后进行投资孵化、培育企业，从催生新兴产业、创造社会财富、服务地方发展中获得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研究院良性循环，发展壮大。

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建设，其创新的制度设计构建了鼓励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已吸引了高端医疗器械、3D打印、数字制造等8个国际一流创新团队进驻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三）其他

广东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以及地方政府相对雄厚的资金支持，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校扎根广东推动成果转化，促进了新型科研机构的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深圳、东莞为主的新型科研机构建设聚集区。这批新型科研机构以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创新的制度设计和骄人的创新成就，引起了产业界、经济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

专业从事成果转化的新型科研机构的产生，“国有新制”本身就是高校突破原有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破解了成果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的制度束缚；作为企业化运作的实体机构，推动它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投入和配置，以创业创富为目标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14］同时，高校依据各自创新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现“自我造血”的发展路径，如以成果转让、科技服务为主的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以专利转让为主的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以创业设计服务为主的广东华南工业设计院，以转化学校自有成果创办企业的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等。这批体制新、机制活、创新能力强的新型科研机构，已逐渐成长为广东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广东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发展环境，为新型科研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新型科研机构的发展，又成为广东破解科技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新探索、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它们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的制度设计，将高校的科技工作融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这批新型科研机构，形成了以下特征：构建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市场化的运行和发展机制、动态调整的组织管理模式、创新贡献和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评价机制、科技创新与企业创富相统一的制度体系，促使技术创新要素与商品生产要素在成果转化链条上合理配置和协同运作；［15，16］政府投入、高校科研等侧重于成果产出，企业、产业资本、金融资金等重点参与成果产业化，既相互分工、又有机协同，填补了成果与资本、产业的衔接缝隙，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融合。

四、结语

本文通过系统总结高校在广东创办的新型科研机构的制度设计模式，探索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创新的发展路径，可为推动成果转化和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总结起来，它们的制度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投入、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从一切有利于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出发，构建符合科学成果转化规律、实现创新要素高效配置的科研组织模式；二是引入企业、风险投资、金融资金等参与创新创业，形成能够满足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发展需求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填补科技成果市场化阶段巨大的资金“缺口”；三是按创新质量、转化效益进行绩效评价和奖励，激发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的活力，让创新的价值在企业做大做强、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好实现；四是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构建研发、管理、市场团队的经济收益与研究院、企业、金融机构等的投入回报相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使得追求最大化转化效益成为共同的发展目标；五是注意与国家、地方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合理衔接，以及自身的制度体系的各环节有机链接，紧密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先行先试，稳步推进改革。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一项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其转化过程不仅涉及大学、企业、金融机构、政府等多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还涉及创新理念——科技成果——产品——商品的整个链条中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管理等多要素的协同互动，先进的制度设计无疑可以打通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推动创新资源按需求高效配置，促使科技成果与资本、产业融合。对于高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制度，笔者认为在设计上需要体现三个指导原则：科研人员创新与高校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原则、社会资本与成果转化机构利益追求相一致的原则、高校的体制与市场机制相融合的原则。在目标上，将科研人员提升创新质量、科技成果得到社会认可的科研追求，与高校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实现内涵式发展，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驱动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共同目标上得到统一。在追求上，将社会资本投入在于获取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根本追求，与成果转化机构转化高校科技成果、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在追求成果向市场最大化的转让、转化的效益上得到统一。在机制融合上，将高校治理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与按科研规律和生产需求对资源调配的市场机制，在科学研究面向市场需求、科技与经济融合中得到统一。

当然，新型科研机构发展规模目前还相对有限，创新贡献和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其自身的制度设计也是在长期的市场化过程中的不断完善，并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但它们在制度上的改革与创新，是对国家全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关于下一步发展思路，笔者认为，对尚处于试运行期的新型科研机构，由于其核心管理团队多来源于高校，应当淡化高校行政思维的干预、避免制度改革流于形式，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推动产业、企业、金融机构等积极参与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进程，实现技术、成果、人才、资金、管理、服务等在成果转化链条上高效协同。对于已实现 “自我造血”功能进入稳定发展期的机构，应进一步完善高端的科技服务与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并重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既重视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又重视先进成果转化创办企业，培育新兴产业集群，使机构兼具高新技术与高端产品研发平台、小微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与产业集群聚集区的功能，从而实现创新创造与创业创富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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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董建中，林祥.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创新 ［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2（6）：28－32.

［15］ 叶青.新型科研机构成科技体制改革”破冰船”［N］.广东科技报，2012－09－14（003）.

［16］ 刘彤，郭鲁刚，时艳琴.以新型科研机构为导向的科研院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科技管理研究，2014（1）：91－95.

Research on Instiutional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ZIZhi-hong1，HE Yan-ling2，JIANGHai1，XIE Xing-hua1
（1.Divi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2.Guangzhou Institute of Modern Industrial Technology，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Guangdong，China）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ha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university social service function.For the reason of low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rate，which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facing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promo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urned into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university. By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new type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which founded by universities are studied，and new path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university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new type scientific 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G311

A

1009－055X（2015）03－093－08

（责任编辑：邓泽辉）

2015－01－20

教育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08－249－3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2014ZM0092）

资智洪（1983－），男，湖南耒阳人，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何燕玲 （1963－），女，广东清远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科技政策。江海 （1971－），男，江西于都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管理。谢兴华 （1976－），男，江西兴国人，经济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