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刘国普

摘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在于如何有效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进入新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形态话语权问题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思考，揭示了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深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若干思路。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进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X（2014）04-0041-0910

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和建设是我国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研究与建设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导权，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3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话语霸权的时代挑战，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和建设，是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和建设领域需要破解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近十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一、近十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概况

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受到学术界关注始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O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借助于WO这个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但我们在充分享受加入WO所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需看到其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即我国加入WO后的新形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将面临主导性与多样性、一元化和多元化的新问题，面临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问题，特别是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时代课题，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认识与研究也进一步深化。

通过对目前所能查到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还没有系统的专著出现，也没有出现以意识形态话语权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其研究成果散见于相关意识形态著作的部分章节中，如代表性著作有：郑永廷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2002）、郭文亮等的《加入WO与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200）、戴焰军和李英田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200）、王永贵的《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0）、黄传新和吴兆雪等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2007）、杨立英和曾盛聪的《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07）、郭明飞的《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2009）、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修订版2009）、张骥的《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2010）、敖带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热问题与冷思考》（2011）、陈锡喜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2011）、黄传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研究》（2012）、石云霞等的《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2）等；或以一般专题论文的形式出现，从2003年到2013年12月20日为止，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近十年来论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文章共有292篇，除去其中一些诸如语言学、艺术学、文学、美学等学科的论文和报刊文章以及一些内容重复的论文，真正涉及和论述意识形态话语权主题的论文只有61篇，其中200至2007年11篇，2008年至2010年1篇，2011年10篇，2012年16篇，2013年9篇。上述著作和论文主要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内涵、历史演进、时代挑战和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二、近十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主要成果

近十年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界定研究

什么是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怎么界定？不少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张骥和申文杰从国内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界定，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163而张国祚则认为：“仅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发言权，亦即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这样的话语权往往同人们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和权益的话语表达密切相关”，“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黄丹从新媒体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系进一步指出：“话语权有两种含义：一是说话的权利；二是一定的话语机制与话语表达的效果和力量。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主要是指一种思想统治权，即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思想领导权即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6王慧星和李克钦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4蒋新卫和程世平则指出：“话语权，简言之就是控制和影响公众舆论的权力。任何阶级要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就要使自己的思想获得具体而普遍的形式和意义，通过话语的灌输、宣传和社会化，最终使这些话语所承载的思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社会成员的认可。”

还有学者从国际层面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西方国家借助其自身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利用信息霸权与文化霸权来实现其话语霸权。张骥指出：“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依据其经济、文化强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163秦廷华则指出：“国际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

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概念，学术界在探讨加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过程中，其大多是借鉴西方学者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界定，没有结合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实际，没有做一个前提性的批判，且描述性的分析多于规范性的界定。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意义，同时根据不同时期特点和条件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核心概念，有利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深入，这也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研究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与中国各种思潮争夺话语权的问题，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着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任务。唐勇和王进指出：“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话语权地位的夺取阶段，其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其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的特点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它各种思潮共存的思想意识新局面，其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刘先春和关海宽则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嬗变，他们认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期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与其它形式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与实践领域进行深层次的较量和话语权争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由弱变强；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势地位得到加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反应到国内，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遭到更大冲击。”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期，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普及化以及社会阶层分化等带来的众多问题和挑战的时代环境，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一是基于全球化的视角。袁三标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碰撞。一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主义、观念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日渐加强。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和垄断性科技优势，利用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对我国强行实施‘市场准入。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王慧星则从“历史维度、客体维度和社会维度分析全球化与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挑战。”4

二是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造成负面影响的视角。曹国圣指出：“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大规模的非难和污蔑，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势力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极力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散布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

三是基于大众传媒和网络信息化影响的视角。刘虎认为大众传媒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关系角度指出：“大众传媒正走向内容庸俗化、立场模糊化、形式随意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话语地位在各种社会思潮和信息的撞击融合中逐步走向弱化的方面。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动向，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凝聚力。”杨文华则从“网络信息的泛滥、网络技术异化和网络舆论的蔓延三个方面阐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的网络挑战。”黄丹认为：“具有‘去中心化、话语内容的‘碎片化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自由性的新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挑战。”6-8当前网络论坛日益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传播和建设的重要场所与载体。杨文化指出了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冲击，具体表现在“论坛参与者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言说空间信息把关的缺位、公共议题的私人化导致非主流观点的扩散，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四是基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意识形态困惑的视角。袁铎认为：“如今中国之所以面临意识形态困惑，是由于‘文革时代的狂热和后‘革命时代的失语两个极端所致。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狂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竞争的平台，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外在参照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失语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

五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客体视角。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同社会思潮的不同话语在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中，作为信仰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遭遇当代多元话语对其的遮蔽和冲击。徐俊和刘魁认为：“一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内的言说系统中已处于式微或被遮蔽状态，其在理论话语层面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受到动摇；二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部分话语系统中被视为‘愚人哲学或地上的‘乌托邦，其在精神领域的引领与导向功能遭到消解；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观受到边缘话语的挑战，其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所担负的方法论功能影响力有所减弱；四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向现实形态转变及其发展中所出现的失误与挫折被其他话语无限夸大，在实践形象上受到扭曲或诽谤。”136

六是基于综合的视角。杨昕泽则认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即“首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所裹挟着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其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文化多元化所带来的价值多变、思想多样的挑战。再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信息网络化发展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管理和调控难度日益增大的压力。最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阶层利益日益分化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整合难度不断增大的困境。”1-2张骥和申文杰则从“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的‘西化和‘分化战略、网络化产生负面作用、市场化对思想观念的负面效应、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民众思想的复杂化、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和噪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等八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面临的挑战和问题”。163-16

学者们基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时代挑战，虽然归纳和总结的不尽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如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时代挑战都论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整合难度；二是社会文化多元化削弱了意识形态政治凝聚力；三是网络普及化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四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霸权进行意识渗透，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强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等。但学者们在探讨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时，忽略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和方法研究

新时期加强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促进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合法性建设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诸多挑战的时代境遇下，探讨如何有效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路径和方法，成为学术界着力研究和亟需解决的紧迫课题。

王习胜认为：“今天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应坚持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和原则，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侯惠勤则指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导型话语的成功经验在于马克思主义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追求真理的品格，在话语方式表现出一是理论的彻底性，二是理论的实践性。”曹国圣则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中国的重建需要从三个面努力，“一是坚持与时俱进、二是体现时代特征、三是铺设对话平台。”袁铎则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真正做到两个统一，即从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底线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辩证统一，以及在实践上坚持经济绩效与法理绩效的辩证统一。”杨昕则提出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努力构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具体措施。”

戈士国认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代内核，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进行转型，以解构与接合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意识形态敏感性和对话语权力的偏执、追求‘意识形态纯粹性和转换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述方式等进行解构，然后在追求‘差异中的同一中进行接合，不断提升接合力或整合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赢得牢固的话语权。”廖胜刚则认为：“合法性和现代性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根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还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其规则主要包含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构成维度。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与现实不存在重大鸿沟，三是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多样性，四是概念和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

梁孝与童萍提出：“我国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对话语权竞争有清醒的意识。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徐俊和刘魁认为：“当前我们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权，在彰显其真理性的同时推动其信仰的传播，必须要在从严治党、科学施政上下工夫，在增强自身合法性与正义性的基础上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科学整合与引导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思潮的分歧，为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从真理层面向信仰层面的跃迁创造条件。”

刘先春和关海宽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话与竞争中保持优势，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在意识形态共生中不迷失，敢于接受挑战；二是与时俱进，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和方法；四是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五是强化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具体到制度设计、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规范中。”

话语体系是一个阶级、民族和国家在理论与实践活动中赖以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基础和表达形式的概念系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话语权是话语体系的核心。陈锡喜认为，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则需要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其重构“目标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原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创新。重点是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刘军从创新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即“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应对去政治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虚无论挑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应对普世价值论的冲击；克服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局限，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李斌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角度，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包括四个维度： 话语表达体系、话语解释体系、话语价值体系和话语实践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话语权，需要在四个维度的构筑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大众认知、理性认同、价值认同和实践形态。”邱仁富提出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描述力、解释力、批判力、影响力、引领力”等方面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话语权。”

高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高校的战略任务。吴琦等从话语权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有效策略，即“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原则， 增强阵地意识， 注意说理的透彻性， 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和建设性的心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话语权的关键。”张荣洁从“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回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四个方面探讨了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在面对信息网络化和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对策和途径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如张骥指出：“应该从设计好话语议题、增强话语针对性、抢占话语先机、运用大众化话语和坚持正确话语导向等方面进行加强。”167-168黄丹则认为：“关注大众生活（主体）、优化话语内容（主题）和转换表达方式（载体）三个维度去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6-8邓景等认为“在网络化信息时代，应从转换意识形态传播话语表达方式，建设更加合理科学的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体系”等途径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电影既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传播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薛梅针对当前电影界主动放弃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提出“国产大片不仅要承担社会意识形态功能，而且更应成为捍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潘桦等以影片《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为例剖析近期主旋律影片的策略演变与回归，指出“近期主旋律影片力图在对话、交流模式中建立文化领导权，这主要表现在主旋律电影融合了商业电影的形式元素，向大众文化靠拢。在思想观念上，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仍以弘扬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为主旨。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近期主旋律影片则主要采取淡化阶级冲突，强化普世价值的策略”。

蒋新卫与程世平则从“在少数民族中全方位推进汉语教育，打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基座；加大传媒对主流思想的宣传和引导，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信仰体系的认同度；在实践与行动中推动发展和团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强化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具体到制度设计、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规范中；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队伍”46-0等方面探讨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和策略。

总结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贡献及其当代价值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有学者总结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重塑党和国家的形象、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确立建设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则。”

有学者则认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路径有：“一要加强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范式的话语体系；二是加强话语权的资源建设，为话语权提供深厚的土壤；积极探索话语权的运行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辐射的有效性。”井永杰就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即“加强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思想品性；与时俱进，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拓宽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周一平等则从“加强执政党执政为民的亲和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和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与宣传方式的亲和力”三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甄红菊则探讨了文化软实力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途径和对策，即“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内涵、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社会意识系统的统摄地位，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诠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结合起来。”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思考

（一）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步提高，为今后深化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学术基础和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具体思路。但总体而言，还存在明显不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深度尚显不足。科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其中的规律。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且研究成果的质量也在逐年提高。但是该项研究仍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即何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怎么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内容包括哪些？怎么建设？等等问题，至今仍没有形成较为广泛认同的观点和结论。从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看，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成果较少，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谈论“原则要求和口号式”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如何做”的较少。总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大都还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在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内涵、内容、意义、路径等方面研究略显不足，仍需加大研究力度。

2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领域较窄。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需要在研究中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跳出就意识形态话语权论意识形态话语权、就中国论中国的窠臼，才能把握和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大多从内涵界定、历史演进、时代挑战和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抓住了这一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其它相关内容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如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时代价值，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关系、我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话语权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经验教训及有益启示，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与启示等则表现得研究不够，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大多是单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视野和方法较窄和单一，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尚欠缺。

3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缺乏系统性。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呈现分散性，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如大多研究成果要么关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和逻辑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和范畴的研究；要么从某一个角度对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遇到的时代挑战进行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影响，但这只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作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在研究和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理论创新不足、研究存在偏差和片面阐述、意识形态宣传和表达方式科学性需加强等方面的挑战和困惑。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专著与学位论文则是近十年学术界研究现状不系统和平衡性缺失的表现。

（二）关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思考

根据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深化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研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进行界定，是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而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将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概念，而意识形态和话语权是学术界两个最具有争议或难以界定的概念，准确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无疑有较大困难。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话语主题（说什么）、话语主体（谁在说、向谁说）和话语载体（怎么说）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为我们今后在界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思路，既可以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或形成机理等方面去界定和揭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与特征，同时在界定其概念时，要注意区分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主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等概念。

2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的研究。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追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应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学术界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至今仍很薄弱。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文献里，并没有明确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直接表述，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特别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形成的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则直接成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当然也要根据时代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揭示其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应成为今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3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教训研究。“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3历史具有延续性，当前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创造都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映。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最重要的话语主体——中国共产党，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虽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程与经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但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探索的研究还不多。因此，梳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历史演进的特点，揭示其演进的规律，特别是要总结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有益经验和出现的失误与教训，对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因为“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2因此今后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教训研究，以期为今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4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域外经验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研究过程中，大多学者只立足国内，对国外执政党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还较少。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巩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西方国家的大多执政党为赢得选民，获得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适时调整，调整了其政党的纲领，扩大了民众对其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影响力。西方国家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面的新变化以及新做法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执政多年后，失去政权，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丧失，酿成苏东剧变的悲剧，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失误和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刻反思。因此，今后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要树立国际视野，注重从正反两方面加强对西方国家执政党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做法、经验与教训的研究，以期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比较借鉴。

深化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路径的研究。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参考。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研究大多是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的单一维度或面临时代挑战的某一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途径和对策，没有从整体上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合力。今后在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和对策时，可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话语载体三个维度深化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综合运用政治学、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同时通过问卷、访谈、田野调查、座谈等方法进行实际调查，掌握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努力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相结合，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实效性，以促进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不断深化，为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与主导权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和方法与对策。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内容，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推进，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水平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