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告别辛亥革命论”的几点思考*

郭国祥，田春艳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近些年，“否定革命”和“告别革命”的论调又有抬头，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要从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开始“反思”，要“告别辛亥革命”。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革命党人“理性不足”和对革命的设计“超越国情”，“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打碎了国家权威，滋长了地方分裂势力，开近代“不断革命”之恶劣先河，成为革命之“历史惯性”的滥觞，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面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的吗?

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很多偶然性。张鸣曾经撰文提出了很多如果:如果不是股市崩盘，如果满清权贵不是意气用事、随意把袁世凯打发回老家，如果新政注意节奏、不是轻率冒进，如果不是与民争利、搞铁路国有化运动，如果不是丧失理智、搞皇族内阁;武昌起义后，如果瑞澂不是优柔寡断，如果张彪不是贪生怕死，如果清朝军官们不是处置失当，如果武汉不是有充足的武器和丰厚的财力，如果不是袁世凯私欲膨胀等，辛亥革命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很难成功。［2］孙中山领导了那么多的起义，不是都失败了吗?李泽厚也认为慈禧太后要是晚死10年，说不定辛亥革命也不会发生。［1］的确，武昌发难，连革命者自己也不看好。黄兴、宋教仁不看好，孙中山更是连起义的通报都没有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过了两天，他从旅馆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武昌发生了起义，而且并没有马上赶回，而是到英国、法国走了一圈，两个半月以后才回来。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但是偏偏武昌一发难，各地马上响应，清政府一下子土崩瓦解。这种种偶然性背后就没有必然性的支配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纯粹的必然性，也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偶然性的背后暗藏着必然性，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两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其实晚清之所以发生上述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是深刻的满汉矛盾、阶级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些书上讲得多了，这里笔者想从全球化与制度竞争的角度来谈一谈。辛亥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腐朽的、走向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强势的、还处在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的结果。中国的封建制度一定会在被动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下让位于比它进步的处于高阶位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法则。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实行宗法制和君主专制统治，成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组织严密稳固、生命力很强的国家。虽几度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灭亡，但因有较高文化水平，这些文化水平低劣的游牧民族，反而被同化，这其实也是因为封建制度优越于这些游牧民族原始的生存方式的缘故。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的再也不是北方来的未开化的民族，而是拥有强大优势的资本主义列强。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在他们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中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经商、办厂、开矿、修铁路、乃至驻扎军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了所有士大夫思考的课题，向西方学习，这就是结论。学浅层的坚船利炮，学深一点的科学技术，再学更深一点的君主立宪，再盼望更彻底一点的民主共和，便是自然的逻辑。然后制度变革是最大的利益调整，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势必彻底铲除满清权贵的特权，彻底改变既存的利益格局和权力秩序。这在清廷是万万不能承受的。洋务也好，新政也好，清政府都是被动的应付形势，根本不会主动去改变这种专制政体。在这种情形下，绝对不愿意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沦为他人的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只有一条路可走:革命。龚书铎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辛亥革命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3］因此，通过革命为中国制度的变革打开通道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了。

辛亥革命首先发生在武昌，并取得胜利，也有它的某种必然性。首先湖北有良好的群众革命基础，太平天国、自立军曾经在这里活动过;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运动曾经搞得风生水起，有当时很先进的兵工厂和现代化的钢铁企业，为起义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湖北的教育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培养了大量具有新思维的知识分子;湖北的新军也是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劲旅，新军中革命党人较多，拥护或者同情革命者占多数;湖北以平原、丘陵为主，地势平坦，易于革命党人进攻取得胜利，而地处中部，四通八达、“九省通衢”则容易辐射全国，迅速影响各地;再加上同盟会也开始重视对中部地区的领导，并与湖北革命党人建立了广泛的的联系。有了这些，湖北人敢为天下先，武昌发难而天下响应就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

二、清末新政能够实现社会的转型吗?

所谓清末新政，一般指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到1911年为止，大约10年间，慈禧和清朝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奖励实业、制定法律、培训新军、废除科举、奖励留学乃至预备立宪等各方面的措施。如何评价清末新政，目前学术界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否定性的评价，这是主流观点，认为清政府推行新政是一场骗局，是迫于内外压力的应付之举，根本目的还是“抵制辛亥革命，维护帝制道统”。一种是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清政府是根据时代变化主动推动新政，“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无疑是空前的”。还有一种观点则强调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背离。既肯定“清末新政中许多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是有利的”，但其本意还是为了延续专制统治，即所谓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4］

无论怎样，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来说，清末新政不能、也不应评价过高。首先，清末新政的目的是维护帝制道统，维护几千年的封建纲常名教。这个从1901年1月29日宣布变法的上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5］914其次，清政府对待新政，也是首鼠两端，既想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又怕改革的车轮脱离预定的轨道，因而时时刻刻要控制改革的速度、力度和效度，因此注定改革充满摇摆、充满反复和曲折，也注定改革出现荒诞和常识难以理解的可笑之举。清政府本想分权地方，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但又害怕地方尾大不掉，难以控制，最后还是集权越来越厉害，皇族内阁就是集权于满族，集权于皇族。再说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改革一方面给清政府带来好处，比如发展实业，改变官制、学制、军制，完善法律体系，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筹备立宪等等，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能够促进中国现代化;另一方面却有可能动摇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根基。比如，允许民间资本办工业，催生了一个活跃的向往市民社会的中产阶层;废科举、办新学、派人出国留学，出现了一个向往西式民主自由的知识精英层;训练新军，军队知识化、技能化、理性化，减弱了对朝廷的愚忠和依赖;改革法律、政府机构、官制，更是直接削弱清朝君主专制制度的措施。至于实行宪政，则意味着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的彻底丧失。还有新政一旦发动，便不是清政府所能够控制得了的。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5］6不改革，实行专制统治、愚民政策，说不定老百姓还无奈地忍受苦难;一旦开启民主，百姓觉醒了，原先的苦难就难以忍受。这时，政府要么就是彻底的改革，放弃特权，顺应时代潮流;要么就是被历史抛弃。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三、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吗?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7］487。面对外来侵略，清政府束手无策，仓皇逃窜，最后是摇尾乞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面对日俄争夺东北权益，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面对民众的民主宪政要求，一拖再拖，最后竟然是皇族内阁的出台。与其归罪于革命派“激进”，不如说清政府太“极端”。事实上，很多革命家开始也是抱着改良救中国的良好愿望的。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和平变革无望，转而走向革命。四川保路运动，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却遭清政府残酷镇压，是民众“激进”还是政府“极端”?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变革，总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才采取应对措施，一而再再而三的耽误变革的良机。而皇族内阁的出台，一向不赞成革命的梁启超都预感到了革命风暴的到来。这些都说明革命根本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更不可能是革命者设计出来的。

辛亥革命也不是一场漫无目的的愚民暴动，它是一场中下层资产阶级发起的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的行动。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吸取了中国传统思想家的智慧，传统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和中华大一统思想是三民主义的本土资源;也借鉴了西方进步思想，民权主义借鉴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民生主义参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约翰·穆勒的“地权”思想，而其三民主义从整体上看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三民主义”也是孙中山依据当时中国现实国情制定的一个比较温和的革命纲领，民族主义还只是强调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独立，缺乏鲜明的反帝色彩;民权主义也还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没有强调工农大众的普遍民权;民生主义也只是温和的“平均地权”，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更谈不上土地革命。三民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莫大的作用。迄今为止，海内外鲜有人认为三民主义是激进主义，无论保守派还是激进派。因此辛亥革命根本谈不上是激进主义的产物。

四、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吗?

“告别革命”论者经常强调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它打碎了国家权威，滋长了地方分裂势力，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里我们要问辛亥革命后的乱象是辛亥革命造成的吗?不。直接原因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的，也是中国封建军阀争权夺利、割据称雄的结果。远因则是晚清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和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一切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经出现，再经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东南互保、清末新政，汉族地主、官僚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权力，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东南互保”了。当慈禧向八国联军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许应骙、刘树堂等东南总督、巡抚就认为清政府内外政策荒唐可笑，拒绝执行战争令，而与西方各国签订和平协定，之后慈禧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并胁迫光绪颁布“罪己诏”，这说明晚清中央政府权威已彻底丧失。虽然辛亥革命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势力，但是没有辛亥革命，一个衰落的没有权威的中央政权也是会随时崩塌的。

其次，我们如何看待革命造成的破坏?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有渐进和激进两种形式。一般说来，社会变迁通常是在渐进状态下运行，但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某种历史关头，又往往会以“激进的”方式开拓前进之路。革命虽然会造成一时的破坏，但这种破坏是暂时的，而其造成的进步却是深远的。破坏本身就是一种试错，其影响在历史的长河可以忽略不计。革命的破坏可以打开历史进步的闸门，革命的破坏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正如孙中山所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8］207

再次，辛亥革命是延缓还是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功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崭新进程。第一、推翻了满清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准备了条件。第二，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渗透国人的头脑，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潮流。第三，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辛亥革命之后几年，由于民国政府的宽松政策，资本主义出现了黄金发展的新时期，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第四，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辛亥革命把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打到了，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第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辛亥革命以“反满”为旗帜，但“反满”不是一般的反对满洲人，而是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赢得前提条件和制度基础，它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革命之后，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提高。第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打碎了偶像权威和专制政体，为各种思想的自由传播提供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就在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继续思考和探索，寻找新的救国道路，这为十月革命后选择第三种文明——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相应的壮大和发展，到五四时期达到了200多万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也培养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他们很多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一下子脱胎换骨，从一个自为的阶段走向了自觉的阶段。

五、“告别辛亥革命论”的由来和实质

“告别革命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本来，革命与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主题。两者交相发展，并行不悖。但偏有一部分人以“反思历史”、“反思革命”的名义提出要以新的历史观来审视历史，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以现代化代替革命，这就是“告别革命论”的由来。“告别革命论”片面强调“现代化”，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历史上的妥协派都是能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忍辱负重”的时代精英，他们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势，所作所为符合国家利益。如果不是“革命”的干扰而务实地从事“改良”，中国社会进步将更快。

“告别辛亥革命论”则是“告别革命论”的典型表现，从表面上看，很符合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也与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期人们渴望稳定、害怕动乱的政治心理合拍，但实际上它打着实事求是的名义把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把“革命”歪曲为暴民运动和政治动荡，认为“辛亥革命”开近代“不断革命”之恶劣先河，成为革命之“历史惯性”的滥觞，从源头上否定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否定中国的一切革命，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进而否定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正确认识近现代历史上的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义性、正当性和进步性，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当性。

“告别辛亥革命论”很大程度上在于曲解或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个社会，如果经济不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乃至民主政治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生产力归根到底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坚决否认曾经说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这样的话，并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抽象的、没有任何道理的词组”［9］112-113，他们实际上更强调推动生产力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毕竟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孤立自在地发展。没有适宜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当某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政权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的时候，推翻反动统治便成为历史的当然要求，革命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助产婆”。［10］

［1］ 马国川.李泽厚:告别辛亥革命.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9-22.

［2］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龚书铎.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0):26-27.

［4］ 闫润雨，江玲宝.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11，(9):13-14.

［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9:914.

［6］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孙中山选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2-113.

［10］ 郭国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必须解答学生的困惑［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1):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