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教案政策探析

周孟雷

(空军第一航空学院 社科部， 河南 信阳 464000)

张之洞从光绪七年(1881年)底出任山西巡抚， 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调中枢， 长期主政地方。面对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 张之洞有自己独特的教案处理政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 张之洞的教案政策不可避免地带着两面性。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一、 遵守条约， 保护洋教、 镇压反洋教斗争

晚清以降， 西方列强凭借着炮舰迫使清政府接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形成了条约体系。为维护统治， 清政府逐渐适应了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的统治秩序。张之洞认为： “西人传教， 乃条约所准行， 久已中外相安。”[1]843因此， “守条约”是其处理教案始终遵循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 张之洞坚决保护洋教、 镇压反洋教斗争。

(一)保护洋教

张之洞深知粤民强悍好义， 早已对洋教恨之入骨， 如果通令禁止洋教活动， 必然激成众怒， 法国人将伤亡惨重； 同时， 又生恐洋教内外通连， 致使奸细公行， 防不胜防， 影响两广军心， 经反复权衡， 决定采取明禁实保的办法。战争一开始， 张之洞立即将法国教堂全部封禁， 声明法人开衅， 扰害地方， 法国教堂物业均应查封备抵， “不得擅动”。[1]305又规定， 凡法国教士出境， 即妥为保护； 凡不愿出境者， 即妥为看管， 勿使轻易外出， 以免被“无故戕害”。[1]4528这实际上是保护洋教的权益。紧接着， 连续出告示， 明确区分法军与教士、 商民及其他国家教士、 商民， 指出真正敌人是法军， 而不是一般教士、 商民， “于法之教士、 商民无与， 于他国更无与也， ”并表示临阵杀法兵者为勇士， 无故扰害外国人者为乱民， “勇士有赏， 乱民有刑”。[1]4852-4853经全力保护， 法国人受益非浅。

其次， 保护教民。中法战争爆发后， 广东人民乘机反法， 教民亦遭池鱼之殃。一些教民深感生存受到威胁， 纷纷自寻出路； 另外一些教民则乘机聚众自防， 如北海地方骤来三百余人， 又如揭阳县河婆地方教民纷纷搬移， 并盘聚地方修械置炮， 等等。这就严重影响了地方治安形势， 威胁社会稳定。张之洞当即出谕示， 严禁滋扰安分教民， 并呼吁教民回乡， 保证其安全； 命令地方官“总以解散开导为主， 勿令民、 教寻仇， 多生枝节”。[1]2432张之洞同样深为同情被欺教民， 坚决保护其利益， 要求“务须遵照条约， 勿得歧视教民”。[1]2888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 英国嘉领事函称， 黄石港地方民人欺负教民， 内有教民张兴才被打三次， 有中国教士陈姓， 亦有受打情事， 更有不知姓名教民被其子欺负等。张之洞颇为痛恨， 声称如有此事， “即行从重惩儆， 以免复生事端”。[1]2862

第三， 妥为保护游历教士。教士持照游历为条约所准许， 但教士游历， 难免会产生种种意外。张之洞严格保护游历教士。一是凡西人在通商各口及内地往来传教游历， “务须按照条约密切妥为保护”。[1]3148光绪十九年(1893年)， 湖北荆宜施道监督周懋琦称， 屡接宪台、 抚宪文札， 有教士、 教女到荆、 宜、 施等府县游历， 但至今无一人报道， 因而无从保护。张之洞觉得问题严重， 遂咨文总署， 如果洋人不向地方官报道， “何以施其保护”？[1]3171建议总署与各国商量妥善办法， 切实解决问题。二是全力防范， 即尽量避免教士到达容易生事的地方。光绪十九年， 丹马国洋人前往大冶铁山， 以卖书为名， 设堂传教。而此时铁山将要开山运矿， 兵民夫匠人数众多， 往来不绝， 设堂传教最易生事。张之洞立即札文大冶县， 声称该洋人如没有护照， 应阻止其前往； 如有护照， 也应设法劝令出境， “勿任久羁， 以免生事”。[1]3115同年， 丹国教士路化中坚持留在黄州府城客栈， 而考试将至， 洋教士与考童同处旅店， 难免生事。张之洞照会英领事称， 条约但有准其传教之文， 并无强令民人从教之例， 要求路氏立即返回汉口， 待民情转变， 再往传教， 亦不为迟， “何必故意与地方官为难”？[1]3155

(二)严惩罪犯

19世纪90年代，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以长江教案为发端， 势如波浪翻滚， 难以遏止。而长江教案则又波及数省， 规模空前。在湖北， 则以武穴、 宜昌教案规模为最大。其中武穴教案发生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 当时一教民挑着四个小女孩， 行至武穴街上， 被人盘问。因盛传教堂剜眼剖心、 蒸食小孩， 一时沿街喧传， 发生骚乱， 民众千余人当场打死两名洋人。宜昌教案， 则发生在同年七月， 因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拐买儿童而引起， 英、 法、 美、 意四国教堂被毁。这次包括武穴、 宜昌教案在内的长江教案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斗争的规模和声势大， 二是哥老会和下层人民群众充当了斗争主角， 三是有强大的反教舆论鼓动。[3]325-328这也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反洋教的共同特点。这样， 以反教舆论鼓动为先导， 以会党为主力， 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张之洞对此严厉镇压， 严惩罪犯。武穴教案发生后， 张之洞认为此案由会党所为， 要严厉惩办， 以遏乱萌。经全力缉捕， 迅速拿获犯人。主从犯人均加重处理， 英领事甚为满意， 称办犯各节， “均属允洽”。[1]2880宜昌教案发生后， 张之洞严令地方官查拿正犯， 以避免外交口实， “傥不能获正犯取实供， 则此案棘手矣”。[1]5583张之洞判断， 本案由两种人凑合而成， 一系本地愚民， 一系外来游匪， 下令将游匪拿获数人， “置之重典”， 本地无赖地痞多办一二十人， 以为从犯。[1]5601

(三)严禁匿名揭帖

匿名揭帖作为反教的重要手段， 作用巨大， 致使教案叠起， 防不胜防。张之洞说： “各省闹教之由， 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 挖眼残害诸事， 有图有歌， 谣传一播， 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 有触即发。”[1]5597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 风闻黄陂县地方各当店， 刊印歌谣， 公然散布， 下令立即彻查此事， 严行禁止。十月， 驻汉口英、 美、 俄、 法、 德等十二国领事会衔照会， 要求惩办造谣者。张之洞尽管对各国在教案高发期照收婴儿不满， 还是尽力禁止各种毁教揭帖， 因为“此事有关交涉”。[1]2967

在散布各种匿名揭帖过程中， 湖南人周汉所起作用尤其突出。这引起了洋人的极大关注， 要求惩儆。周汉， 字铁真， 湖南宁乡人， 军旅出身。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内地， 外国传教士大批进驻湖南， 深表痛恨。于是就撰写反教作品， 大量刻印散发， 进行仇教宣传。其主要内容是， 揭露外国教会教士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 谋我江山、 拐骗儿童、 残害人民等罪行。由于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 又通俗易懂， 所以广为传播， 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张之洞对周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由保护到严惩。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致电湘抚， 要求将周汉“必应速行惩办， 以遏乱萌”， 建议将其革职发配。[1]7530-7531次日， 再电湘抚， “周汉狂悍可恨”， 主张监禁。[1]7533

二、按律照约， 维护主权、保护人民利益

(一)依照条约， 维护主权

张之洞按照条约的规定， 限制洋教的非法行为， 维护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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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抑制洋教势力

首先， 中法战争后， 拒绝法国传教士立即入粤、 拒绝赔款。战后， 法国势力欲重入广东， 张之洞对此并无异议， 但提出两个条件， 一是“以中国海面无法船为断”； 二是法教须缓入， 不宜过急。这是出于外交和广东现实情形而作出的决定。其一， 法国尚未从澎湖撤兵， 福建未允许其进入， “众怒未息”， “且中国示弱太甚， 将为各国所轻”。[1]1949其二， 战争结束后， 广东裁撤数十营勇兵， 同时数万人遭受水灾， 人心不稳， “教士骤入， 必滋事”。[1]5053因此， 法方须先撤军， 而后始能入粤。张之洞顶住压力， 在得知法国兵船全部退出后， 始允法国传教士入口。

法国势力重返广东后， 张之洞拒绝赔偿。战后法国抵粤的首任领事是师克勤， 此人不顾事实， 要求详细查明损毁物业， 企图索取赔款。张之洞指出， 战时经明禁实保， 法国物业大部保存， 商民、 教士安全离境。且事在开战以后， 议和之前， 因而“碍难深究”。[1]2470况且法国首开衅端， 兵连祸结， 荼毒人民， 不可胜计， 当时即使驱逐教士、 产业、 人官， 也并不为过。拒绝接见师克勤。不久， 法兰亭接任领事职。法氏较之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将各处情形， 详细列单， 总计三十八万元， 要求会查办结。张之洞认为其“荒谬实堪发指”， 声称“此事万无许理， 分文不能偿给”。[1]1966-1967相反， 张之洞提出了反赔偿， 指出在战争中， 福州、 台湾、 镇海等处， 损伤人口物业、 财货船只， 不计其数。即专以广东省而论， 损耗银数， 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 “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 认其咎”。因此， 法国须先将三百八十万两议明办妥， 然后再查办教堂损失。[1]2513在张之洞的抗议下， 法国当局调白藻泰来粤， 以促交好。张之洞断定“其气已折， 其术已穷”， 坚持下去， 其赔款要求“自然消沮”[1]443。白藻泰拒不放弃赔款之议， 张之洞坚持不接见， 态度坚决， 寸步不让。

其次， “按约力拒”领事的无理要求。张之洞无力挑战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只好在条约体系内， 杜绝领事、 教士的非分妄想。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 广西桂平县发生美国传教士富利惇医馆被毁案。地方官及时将富氏家属护送至县属， 并雇船送回广东。美国领事要求赔偿。而根据条约， 只准传教士在口岸开设医馆， 内地设医馆并无明文规定； 而且， 富氏以游历执照至桂平， 不应行医。张之洞认为西医与中医不同， 方法奇特， 在内地行医容易生事， 建议总署“按约力拒”； 要求教士不要往内地行医， “愿从， 则富案或可量为抚恤办结， ”否则， 彼自愿冒险， 无以赔偿， 且难以保护。[1]5305

2. 禁止教士在内地自由置产

张之洞为地方官多年， 深知教堂在内地置产， 弊端太多， 往往酿成巨案， “华民固受累无穷， 洋人亦被欺柱费； 且于中国地方官管辖土地之权， 亦大有妨碍， ”[1]1016因而主张禁止教士在内地自由置产。光绪十六年(1890年)， 湖南澧州界溪桥有洋教士赵本笃购地建堂传教。因其不合条约， 地方官未印税契， 而且本地人民尚未信教。张之洞照会法领事， 劝赵教士不要前往传教。但此时教堂已落成。张之洞要求当地绅民筹款， 将教堂买来拆毁， “使彼无所系恋， 或能就我范围”。[1]4619光绪十九年(1893年)， 利川法教士田国庆所雇管事教民胡文安， 借教堂名义广置田产， 收稞渔利。张之洞根据同治四年新章， 教堂公产必由地方官核定方准成买， 遂批文利川县， 要求体察民情， 依据总署章程， “不予通融， 或可少遏流弊”。[1]5768

3. 阻止洋人进入湖南

湖南偏处内陆， 与外界隔离， 民风保守， 风气强悍， 一旦开放， 必然生事。因此， 张之洞主张暂不开放， 须待“实无窒碍， 方可前往”。[1]3620但湖南屡有反洋教揭帖， 英领事嘉托玛非常不满， 欲亲赴湖南面见巡抚， 制止反教揭帖， 且“语意甚坚”。张之洞判断其欲在岳州通商， 将来必有各国合谋， 藉端要挟， 因为“英领事面言屡露其意”。[1]5706因此， 时刻警惕， 防止其越轨举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岳州奏准开埠通商。但英国霍领事以岳州较为偏僻， 不足以开湖南风气， 要求在长沙、 湘潭开堂传教， “庶几湖南人民足以醒悟， 不至再有滋闹情事”。[1]7604张之洞认为其“明系有意藉端挑衅”， 请总署“设法推缓”。[1]7612

(二)按律照约， 保护人民利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 民教纠纷一旦发生， 地方官畏于教士、 领事的压力， 害怕引起中外交涉， 危及自身仕途， 往往判定教胜民负。人民群众的怨愤积累下去， 日久必然生事。张之洞一反这种恶劣风气， 坚持“秉公剖断”[1]142，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1. 设立教案局， 专理教案

洋教经过几十年的传播、 发展， 到19世纪80年代， 已深入到内地各个角落， 通都大邑， 繁盛乡镇， 以至偏僻山区， 无一处不有教士之踪迹。他们以教堂为据点， 以本国的外交、 武力为后盾， 凭藉其享有治外法权的身份， 横行无忌， 作恶多端。其中山西紧临直隶， 是洋教的重点传播地区。山西教民往往无理取闹、 挑衅， 教堂则包揽庇护， 动辄向巡抚衙门投递信函， 要求办理， “教堂日横， 民怨日深”。为了保护人民的正当利益， 惩处刁顽教徒， 张之洞决定设立教案局， 专理教案。其主要措施为由教案局衡量事理， 依据条约， 分别准驳； 如其径往巡抚衙门， 则斥之不答。经过一番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教士的气焰被压制下去， “秋冬以来， 稍觉安静”。[1]142

2. 制止领事任意株连， 无限要索

武穴教案发生后， 经迅速破案， 拿获20余名案犯， 查明郭、 戴二人为首行凶， 拟正法枭示， 又五名情节甚轻， 尚待复讯， 剩下十余名与此案无关， 已经释放。但英领事听从教士挑剔， 欲重拿已释之犯， 派人观看首犯正法， 带证人辨认在场滋事者。张之洞非常不满， 认为案起仓猝， 岂能一一悬揣妄拿， 而且办案大端重在首要正犯， “其余未便过事株连， 致动公愤”。规劝英领事， 如果波及无辜， 徒结民愤， “实非民教相安之道”。[1]5572坚决拒绝其过分株连。光绪十八年(1892年)， 襄阳时疫案完结后， 由于涉及到一些教民， 法国领事请求办犯。张之洞严正指出， “岂能株连不休？”就南教士欲为教民索赔， 称其“实属越俎多事”。[1]4709

3. 坚持“秉公持平按律照约”[1]4743处理案件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教士、 教民成为化外之民， 为所欲为， 往往激起民愤。张之洞坚持秉公处理案件。光绪十五年(1889年)， 上思州有民教悔婚案， 教民抢婚， 引起教士干涉。张之洞认为婚姻为两家之好， 必从所愿， 不能相强。因此， 就教民的恃强、 教士的作梗、 地方官胆小怕事分别给以惩戒、 批评， 指出办案要“衡情定断， 惟问是非， 何分民教”。[1]4571光绪十七年(1891年)， 荆州法国主教过境， 乘坐绿轿， 从者百余， 掌号放铳， 因而引起冲突， 主教绿轿被毁。张之洞异常愤怒， 认为主教、 教士并非职官， “何得妄用绿轿”，[1]4656照会领事查禁。并且训诫荆门州曰， “办理教案， 贵在持平， ”小民无知滋事， 自应照例惩办； “若教士藉端讹诈， 扰害无辜， 岂能听其妄为？”[1]4641

三、 张之洞教案政策之评价

19世纪末期， 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 包揽词讼， 干涉内政， 插手外交， 加剧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各地群众反洋教斗争持续发展， 先后掀起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张之洞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开始积极镇压反洋教斗争， 同时注意持平办理， 化解民教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依据条约维护主权、 保护人民利益。

纵观张之洞一生的教案政策， “守条约”是最突出的特征， 可以说是其处理教案的基本准则。无论是保护洋教， 还是维护主权、 保护人民利益， 均是依约进行， 守约是张之洞处理教案的核心思想。

这样就牵扯到首先如何评价张之洞“守条约”的问题。事实上， 这是清政府一贯的教案处理政策。这里实际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 一方面， 清政府认为中国应当信守与外国所签订的条约， 尽管这些条约是被迫接受和有损于国家主权的。清政府认为， 既与各国定约， 虽情非得已， 但势不得不遵守。在中枢主政的当权者反复强调： “溯当天主教弛禁刊入条约后， 即臣衙门办理交涉事件之初， 履霜冰至， 早虑其流弊日滋， 但以前中国兵力不足， 致有换约之事， 现既定约于前， 势必不能背约于后”。[4]943“自议款以来， 传教已奉明文， 欲于此时禁止， 势万难行。”[5]4826“条约既为中国所共订， 遇有中外交涉事件， 即不能不查照办理。”[4]944另一方面， 清政府认为条约也是对洋教的一种约束， 中国可据之与外国交涉， 要求其不得有超越或违背条约的侵略行为。总之， 双方都应遵守条约。张之洞也认为， 条约不仅对中国人民具有约束力， 同时对外国传教士超越条约权利的行为也可以加以限制， 希望藉遵守条约以减少民教冲突和由此而引起的中外交涉。张之洞正是依据条约来办理教案的， 处处以维护条约自居。如当有闹教事件发生， 他声称： “从不许教士违约妄为， 亦不准匪徒藉端滋事”；[1]2810当有领事照会时， 他声称： “凡条约应办之事， 本衙门无不照办”。[1]3364对于“守条约”， 应该这样认识， 张之洞依据条约办理教案， 有其承认不平等条约的现实性， 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 对侵略者妥协屈服的一面， 但也意味着要求列强至此止步， 有防止被攫取更多权利的一面。而且， 教案不断， 列强不停要索， 实非中国所能承受。张之洞说： “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 德国借口遂踞胶州， 各国乘机要求， 而中国事变日亟。”教案由“学士倡之， 愚民和之， 莠民乘之， 会匪游民借端攘夺， 无故肇衅， 上贻君父之忧， 下召凭陵之祸， 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1]9769此外， 中外力量对比悬殊， 决定每次教案办结时， 都要大规模地办犯、 参官、 赔款， 张之洞心有余悸， “以后诛不胜诛， 赔不胜赔， 中国受累无穷， 将来直无办法矣”。[1]5645当时， 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 清政府已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形成了条约体系。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 要求张之洞拒绝执行不平等条约， 以平等的原则办理教案， 是离开现实的苛求。所以， 只能要求清政府各级官吏在依据条约办理教案时， 尽量少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张之洞办理教案时， 据理力争， 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是如何评价张之洞维护主权、 保护人民利益的问题。张继煦在评论张之洞的教案政策时， 认为其“以保主权， 守条约， 卫人民为主旨”[6]48。从表面上看， 这大体符合实际。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张之洞不能真正做到“保主权”、 “卫人民”。中国在经济、 军事实力等方面的落后， 决定了清政府没有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力量， 它也不能制定出更为强硬的洋教政策， 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在处理教案时难免有保教抑民的倾向。为了不进一步损失国家的长远利益， 张之洞不得不做出牺牲。但是， 张之洞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 对列强的无理讹诈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 客观上维护了国家主权、 保护了人民利益。此外， 张之洞的教案政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对防止民教冲突激化、 安定社会秩序、 约束教士教民的不法行为， 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 弱国的地位， 决定了张之洞在维护主权、 保护人民利益的同时， 必定带有较多的迁就， 损失一部分国家民族利益， 然而张之洞已作了最大努力。

总之， 近代以来， 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不平等的条约体系随之形成， 而清政府也逐渐适应了条约体系下的统治秩序。清末， 随着民教冲突的加剧， 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作为统治者， 张之洞必然要遵守条约， 镇压反洋教斗争； 作为中国地方大员， 张之洞在对外交涉中又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无理要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 张之洞的教案政策不可避免地带着两面性。这种现象的产生， 在更大的程度上， “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7]36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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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少卿.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 朱金甫. 清末教案： 第1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5] 宝鋆.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1.

[6] 张继煦. 张文襄公治鄂记 [M]. 武昌： 湖北通志馆， 1947.

[7] 冯天瑜， 何晓明. 张之洞评传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