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构建——基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视角

白景坤，张 雅

(1.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东北财经大学 组织演化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在不确定环境下，双元创新日益成为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驱动力[1]，然而，企业如何构建双元型组织以实现基于双元创新的持续成长已成为学界和商界共同面对的难题[2]。资源基础观的早期观点认为由于资源限制，企业仅凭自身资源难以兼顾利用式和探索式两种对立的创新方式，因而双元创新很难获得[3-4]。但是，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拥有生存所需的全部资源，必须依赖外部资源才能得以持续发展[5]，因而如何借助外部资源实现双元创新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6]。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更易于从环境中获取互补性资源[7]，这使得企业同时实现双元创新成为可能[8]。

针对双元创新能否提高组织绩效或促进企业持续成长，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9-10]。有研究认为双元创新的关系是决定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两种创新能够产生交互作用和协同效应时，通常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11]。那么，企业如何通过双元创新交互提升组织绩效，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组织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12]，企业可借助自身的网络能力从多方获取并充分利用资源[13]。尽管目前已有学者关注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14]，但只有少量文献探讨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影响[15]。此外，还需明确组织情境是否会对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交互的关系产生影响。Paulino[16]认为由于组织惰性的存在，网络能力带给企业的外部资源浪费和能力优势往往被企业不断应用于现有知识的整合和改进中，因而企业很可能会利用其网络能力专注于利用式创新，忽视探索式创新，从而不利于双元创新交互，甚至影响组织绩效。由此可见，组织惰性是影响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的重要情境因素，但目前缺乏相关研究成果。

基于此，本文拟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视角出发，探究网络能力通过双元创新交互影响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而将其置于组织惰性情境下，构建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的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可为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研究提供新视角，是对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的前因和情境研究的拓展，对企业获得基于双元创新的持续竞争优势具有启示作用。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网络能力、双元创新交互与组织绩效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社会活动主体通常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并受到网络中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12]。因此，提高企业所处网络的综合地位和处理特定关系的网络能力，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而言尤其重要[17]。网络能力指组织开发和使用实际和潜在的组织间关系的网络去获得其他组织的资源的能力，以及通过整合组织的各个部分(例如单位和人员)以协调网络资源和从合作伙伴知识中创造价值的能力[18]，主要包括网络规划能力、网络配置能力、网络运作能力和网络占位能力[19]。

Benner和Tushman[20]将March[3]的双元概念引入创新领域并将创新分为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其中，利用式创新指企业在现有技术、知识和市场的基础上，扩大现有产品和市场以满足现有顾客和市场的创新需求；探索式创新指在探索和发现新的技术、业务、市场和流程时，通过寻求新知识、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等来满足新兴客户和市场的创新需求[1]。资源基础观的早期观点认为由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会竞争企业的有限资源，因而企业必须在两种方式之间做出选择[3]。不过随后的研究发现，只有能够进行双元创新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多持续成长的机会[1-8]，双元型组织逐渐成为创新领域的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主要从双元创新平衡和双元创新交互两个维度来考察双元创新。双元创新平衡指企业合理地在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活动间分配资源，不过分偏重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中的任何一种，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适合的资源匹配方式[21]；双元创新交互指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程度[6-11]。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双元创新并不必然对企业有利，如Jansen等[9]认为双元创新与组织绩效正相关，但Lavie等[10]认为企业同时进行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会造成企业资源浪费和操作冗余，进而不利于组织绩效，Smith和Tushman[22]认为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适应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双元创新会造成组织结构冲突，使组织面临巨大的挑战。对此，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提出当两种创新能够产生交互作用和协同效应时，才更有可能提高组织绩效[11]。

在开放环境中，企业通过与外部社会网络的交流互动能够从多方获取资源[13]，因而企业既可通过利用式创新维持稳定发展，又能通过探索式创新谋求新的机会[8]。Simsek[23]认为处于适度网络中心的组织能接触到更多网络中的其他组织，从而获取更多的互补信息和资源优势，进而有利于双元创新交互；而多样化的网络关系能够帮助组织获得更多的异质性资源，并且有效避免熟悉陷阱和相似陷阱，从而促进双元创新交互的实现。Heirati等[15]通过对实现组织双元性所需特定资源的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网络能力使企业获得在公开市场上无法得到的重要资源和制度支持，有利于组织实现双元创新交互。可见，企业通过网络能力获取的外部资源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特征，不仅能够促进双元创新的发生，而且还能够促进两种创新的交互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能力正向影响双元创新交互。

已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双元创新平衡而言，双元创新交互更有利于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24]，能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25]，Gibson和Birkinshaw[11]也认为复杂环境下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不可替代、相互依存，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组织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可见，企业可通过开展高水平的利用式创新积累资源、知识和能力，为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活动提供相应支持，从而提高组织绩效；同时，企业还通过高水平的探索式创新活动，成功开发出新产品和新技术或开辟新市场等，从而提升原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组织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双元创新交互正向影响组织绩效。

现有研究已证实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不仅具有直接促进作用[26]，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活动进而提升组织绩效[27]，但并未对双元创新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根据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2可知，网络能力能够促进双元创新交互，双元创新交互促进组织绩效。可见，网络能力不仅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而且可通过双元创新交互的中介作用影响组织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双元创新交互在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二)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惰性指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动时，组织的战略和结构等不易改变的状态。组织惰性可分为资源惰性和惯例惰性[28]，其中，前者指公司未能改变资源的投资模式，后者指对组织流程和使用投资资源的惯例的改变失败。Gilbert[28]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高组织惰性的企业中，即使原有业务出现衰退，企业仍然排斥新颖业务，坚持主张在原有领域内不断的改进与提高。Derbyshire[29]研究发现在科技研发等相对柔性的部门中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相互促进并且能够提高组织绩效；而在其他部门中则经常出现专注于某一种方式的现象。可见，在高组织惰性的企业中，网络能力带给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往往被企业不断应用于现有知识的整合和改进，更倾向于开展利用式创新[16]，而不是去探索新的技术和市场，企业会利用其网络能力专注于某一种创新方式因而不利于双元创新交互。相反，在低组织惰性的企业中，网络能力带给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更可能在两种创新方式之间有效分配，从而促进双元创新交互。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惰性负向调节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影响。

进一步而言，高组织惰性可能会阻碍企业利用网络能力同时开展双元创新，无法促进二者的交互，这在短期内可能会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但长期来看会使得企业的知识和技术逐渐过时，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绩效；低组织惰性的企业在网络能力的支持下往往愿意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既不忽视对原有业务领域的拓展，又能大力发展新的业务领域，从而在短期和长期绩效上都取得进步。可见，虽然网络能力能够促进组织的探索式创新的交互，但高组织惰性会弱化这一积极影响，从而使得网络能力通过促进双元创新交互进而提升组织绩效的作用减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组织惰性通过双元创新交互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网络能力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采集

由于本文涉及网络能力、双元创新、组织惰性和环境动态性等变量，在样本企业的选择时需考虑企业创新的密集性、环境稳定性和能力形成的缓慢性等因素。因此，本文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选取成立并正式运营5年以上且规模在200人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识别依据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标准。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采用电子邮件和问卷星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发放和回收问卷，问卷由熟悉本企业经营情况高管或战略和研发等关键职能部门负责人员填写。

本文问卷发放时间为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8月10日，历时5个月，共发放问卷550份，实际收回224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及非正常填写等无效的37份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187份，有效回收率为34%。回收的187份问卷中，样本企业涉及到电子信息技术、服务业、生物制药等主要高新技术行业，数据的多样化有效得到保证。从总体看，样本企业成立时间5—10年的占25.13%，11—15年的占45.99%，15—20年的占21.39%，20年以上的占7.49%；样本企业规模在200—500人的占39.57%，500—1 000人的占51.34%，1 000人以上的占9.09%；被访问者是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占11.23%，高层管理者占88.77%；样本企业多是高新技术企业，其中，生物与新医药技术行业占32.09%，电子信息技术行业占55.08%，高新技术服务行业占11.23%，其他行业占1.60%。

(二)变量测量

对自变量网络能力的测量本文借鉴方刚[19]的划分和测量量表，从网络规划能力、网络配置能力、网络运作能力和网络占位能力4个维度来进行测量，共16个条目。对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测量主要借鉴Jansen等[1]的测量量表，利用式创新共4个条目，探索式创新共5个条目。对双元创新交互的测量主要参照Cao和Zhang[6]的方法采用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乘积来衡量。对于组织惰性的测量，本文参照Saji和Shekhar[30]在Gilbert[28]基础上修订的测量量表，并结合本文进行适当的调整，共13个条目。对组织绩效的测量借鉴李剑力[31]在Murphy等[32]基础上修订的测量量表，主要从成长性绩效和盈利性绩效两个方面来测量，共5个条目。本文关于网络能力、双元创新、组织惰性和组织绩效的测量均采用Likert5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文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属行业以及受访者的职位级别作为控制变量，因为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会影响企业的资源、创新经验及创新能力，进而影响组织绩效。

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方面，本文在将量表翻译成中文时在语句表达和排序上做出相关调整，同时保障问卷发放途径和受试面尽可能广泛，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答。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此外，本文使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Harman单因素检验，以分析由同一个人回答一套问卷可能造成的同源偏差问题，通过对全部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未转轴时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1.63%的变异。因此，单一因子解释大部分变异现象并不存在，同源偏差问题得到较好的控制。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的测量量表均来源于国内外的成熟量表，并结合具体的研究实际进行部分修正，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变量的信度和效度。使用SPSS22.0软件对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网络能力、双元创新、组织惰性和组织绩效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0.79、0.81和0.70，均大于等于临界值0.70，可见内部一致性较高。本文探索性因子分析特征值大于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网络能力提取的4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5.38%，各题项的最小因子载荷为0.42，其余因子载荷均大于0.50；双元创新提取的2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54.12%，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0；组织惰性提取的3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71.03%，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0；组织绩效提取的2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6.67%，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0。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累计方差解释和因子载荷均达到要求，且各变量的KMO值均符合要求，最小值为0.62，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均显著，因而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各主要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其中网络能力与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组织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和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组织惰性与其他变量相关性不显著。

表1 各主要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SPSS2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多层回归分析，分别对各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同时对各模型均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本文所采用的模型VIF值均低于3.0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1.主效应检验

由表2可知，模型1是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属行业、职位级别)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回归。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网络能力，回归系数为0.7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交互显著正相关，H1得到验证。模型5是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属行业、职位级别)对组织绩效的回归，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双元创新交互，回归系数为0.63，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双元创新交互与组织绩效显著正相关，H2得到验证。

2.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Hayes[33]提供的 PROCESS Macro工具，进行偏差纠正的Bootstrap 检验。取Bootstrap n=5 000，即自助抽样5 000次，取Bootstrap p=0.05，即取95%置信区间(LLCI，ULCI)，且所有的统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都是基于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予以统计控制后得出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网络能力通过双元创新交互对组织绩效的间接效应显著且置信区间为(0.17，0.60)，不包含0；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仍显著且置信区间为(0.14，0.64)，不包含0。因此，双元创新交互在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验证。

表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调节效应检验

关于组织惰性对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交互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其调节作用。在回归分析时，为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影响，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都先做中心化处理再相乘得到交互效应项，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双元创新交互为因变量，将对双元创新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模型1)；第二步，将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一同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模型(模型3)；第三步，将组织惰性与网络能力进行交互，将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模型4)。

图1 组织惰性对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交互的调节作用

4.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检验方法对“有中介的调节效应”进行双重检验。首先采用温忠麟等[34]推荐的较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先检验交互项对中介变量、因变量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是否显著，然后同时加入交互项和中介变量，若交互项对因变量的显著性下降(部分中介)或不显著(完全中介)，则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在。由表2可知，模型7中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的交互项与组织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1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模型8中加入中介变量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的交互项和组织绩效之间不显著相关。表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的交互项通过双元创新交互影响组织绩效，H5得到初步支持。

为了进一步验证组织惰性在网络能力和组织绩效之间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Hayes 提供的PROCESS Macro 工具，进行偏差纠正的 Bootstrap 检验。取Bootstrapn=5 000，即自助抽样5 000次，取Bootstrap p=0.05，即取95%置信区间(LLCI，ULCI)，且所有的统计分析结果都是基于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予以统计控制后得出的。对所有变量均值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分别选取调节变量组织惰性均值低于一个标准差(MEAN-1SD)、均值(MEAN)以及均值高于一个标准差(MEAN+1SD)这三种程度，进行亚组分析。Bootstrap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双元创新交互作为中介变量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而言，随着组织惰性变量取值不断增大 ，双元创新交互的间接效应越来越弱(依次为0.47、0.40和0.34)，三种程度下95%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全都不包含0，达到统计显著性。且效应指数为-0.11，对应95%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为(-0.24，-0. 02)，不包括 0，达到统计显著性。表明组织惰性通过双元创新交互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网络能力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H5得到验证。

表4 Bootstrap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视角探讨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具体探讨了双元创新交互在网络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以及组织惰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能力是影响双元创新交互的重要前因变量。现有文献对双元创新交互前因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组织学习和环境动态等方面。本文以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将网络能力作为前因变量构建理论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网络能力的确是促进双元创新交互的重要前因变量。本文既为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构建提供了新视角，也拓展了双元创新交互的前因变量研究。

第二，双元创新交互是促进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网络能力视角，引入双元创新交互作为中介变量，探讨网络能力对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网络能力既直接提高组织绩效，也通过促进双元创新交互以提高组织绩效。因此，双元创新交互在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该结论还回答了现有文献关于双元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争论，即双元创新只能够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9]，而双元创新交互才能提高组织整体绩效，进而为Gibson和Birkinshaw[11]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持。

第三，组织惰性对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具有阻抑作用。本文以组织惰性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对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组织惰性负向调节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影响，同时还通过双元创新交互的中介作用负向调节网络能力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也就是说，组织惰性越大，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影响越弱，而且网络能力通过促进双元创新交互进而提高组织绩效的作用也会减弱。

(二)管理启示

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对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分别具有促进和阻抑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有如下启示：

第一，双元型组织应充分重视网络能力的培养。实践中，许多企业往往受资源限制倾向于利用式创新而忽视探索式创新，也有企业尽管突破资源限制大胆进行双元创新，但并未获得预期的组织绩效。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以双元创新交互为前提，而网络能力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以推进双元创新，而且还能促进双元创新交互的发生。因此，双元型组织应提高网络能力以实现持续成长。

第二，双元型组织应尽量避免或克服组织惰性。稳定环境下组织惰性通常是组织效率的来源，但在不稳定环境下组织惰性通常会成为组织变革的阻抑因素。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适应不稳定环境的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构建过程中，组织惰性不利于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交互的影响，并进而抑制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企业应努力尝试不断改变组织流程、资源的投资模式和惯例，避免或克服组织惰性，提高组织活性，从而为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创造良好的组织情境。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文主要针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来探讨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构建，并没有涉及其他地区和行业且样本容量有限，未来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探讨，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具有适应性。另外，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是截面数据，未来可以尝试使用跨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以研究各变量的因果联系。此外，本文仅从网络能力和组织惰性视角探讨双元型组织持续成长路径构建问题，而在企业实践中仍有其他路径可供选择，同时除了组织惰性因素外，其他组织情境因素也有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