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经贸合作的路径思考

金 旭

(建国大学 国际通商学部，韩国 首尔 05030)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整体上趋于缓和，这一发展趋势与2018年韩朝进行的三次领导人会晤，2019年中朝领导人会晤，以及朝鲜战争停战66年后,朝美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在板门店会晤等重大事件有关，国际政治局势呈现积极变化。不过，中美贸易分歧仍在存在，韩日之间又出现了因半导体原材料非关税壁垒问题所引发的贸易纠纷。新的保护贸易主义及单边主义等问题正继续困扰着这一地区，国际经贸环境有恶化的迹象。在这一情形下，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应为寻求双赢而不是双输的解决方案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韩如何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等问题引起普遍关注[1]。

近来，中韩关系改善特别引人注目。中国的许多政府机构、学术研究团体、工商团体接连访问韩国，留学生及游客数量明显增多。据韩国观光公社统计，2019年1—7月，中国到韩国的游客数量猛增到332万人次，同比增长28.7%。虽然韩国民间还存在着一些对华消极看法，但与两年前萨德问题所导致的中韩关系冷却情况相比，再次出现关系改善的积极信号不能不说是利好消息。

中韩经贸合作近期也好消息不断。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中日韩的发展都得益于自由贸易，也都主张自由贸易。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要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引领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2018年11月，***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1]。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正式提出了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

这些动向预示着中韩经贸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2019年3月29日，“山东—韩国经贸交流与展示洽谈会”在韩国首尔成功举行。此次洽谈会是“2019韩国山东周”主题活动，分为“山东—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暨新品发布会”“企业展示洽谈会”两部分。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亲自参加。韩国是山东省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双方贸易额占中韩两国贸易总额的近1/10；韩国也是山东省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韩国企业累计在山东省投资4 363家企业、210亿美元，占韩国对华投资总额的27.0%；山东省对韩国投资也在快速发展，336家企业、机构在韩国投资兴业。另外，2019年5月29日，“江苏—韩国经贸交流与展示洽谈会”召开。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率江苏省友好代表团对韩国进行访问，并广泛接触韩国政要和企业界代表人士，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一系列交流活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近年来，江苏省一跃成为韩国最大对外贸易合作的中国省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江苏省不仅积极参与“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工作[2]，携手推进中韩(盐城)产业园和新万金产业园合作建设，而且还在传统优势产业、未来产业，以及科研、教育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新的合作。2019年5月30日，首尔市长朴元淳会见到访的重庆市长唐良智，双方签署友好城市协议。由此，首尔市与中国四大直辖市均结为友好城市。2019年6月25日，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率领代表团访问韩国，双方在恳谈会上共签订二十余个合作项目，山西省与韩国全罗南道签署未来五年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的投资贸易合作进入新阶段。

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对接也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中韩双方的经贸协作迎来了不少新的合作机遇[3]。中国企业可以到韩国打开新的经贸合作局面，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今后，中国有望更多的省份能够与韩国积极探讨新的经贸合作方式。

二、中韩经贸情况分析

(一)中韩贸易规模变化趋势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中韩两国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50.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3 134.3亿美元,规模增长了62倍，如图1所示。在此过程中,中韩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有4次下降的变动期：1998年和2009年，分别受到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呈下降趋势；2015年,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中韩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搁置, 进出口贸易总额再次出现了下滑趋势；2016年,受萨德事件的影响,中韩贸易又出现了下滑。2017年，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两国进出口总额再次呈现出一定的恢复趋势；201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3 000亿美元。

图1 中韩贸易规模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统计。

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19年以来,受全球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的影响,2019年1—6月,韩国对华累计出口额为845.5亿美元,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8.4%,但仍高于日本。虽然目前很多韩国企业都在探索进军东南亚市场,但中国仍然是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国,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

(二)韩国对华贸易出口依存度的变化

2019年上半年,韩国经济的进出口持续呈现减少趋势。主要原因是中国、欧元区的制造业的持续低迷,再加上中美贸易的纠纷，以及英国脱欧等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的影响。据韩国贸易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6月，韩国对华出口锐减了15.0%。这里的主要原因是，韩国对华出口以中间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受大环境影响而受挫。 2019年1—4月，韩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子设备(包括半导体,-21.0%),精密仪器(-5.6%),机械类(-4.2%)等减少幅度很明显。

据悉,韩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也从2019年度第一季度的9.6%减少到2019年上半年的8.7%。中韩之间的贸易格局受外部环境影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特别是进入2019年上半年后,受中美贸易纷争的影响,韩国银行将2019年韩国经济的年预期增长率下调至2.2%。并且最近的韩日贸易纷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在半导体产业方面,韩日之间的贸易纠纷最终会对中日韩三国都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为：日本(半导体材料产品对韩国出口)→韩国(半导体零部件产品对中国出口)→中国(组成电子产品对全球市场出口)。

三、现阶段韩国的经济和发展水平状况

自2017年5月10日就任韩国总统以来，文在寅政府度过了激荡但有序的执政期。韩国社会舆论对其执政最为积极的评价部分当属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处理好中韩货币互换协议的延续、成功举办平昌冬奥会、积极促成“4.27”南北高峰会谈等执政成果，重振了韩国的对外形象，并改善了国内外经济环境，韩国经济朝良性方向发展[4]。

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末，韩国人均GDP达到31 370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31 349美元，首次突破3万美元大关。韩国已进入人均GNI 3万美元的时代，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发达经济体。在韩国，有“5030俱乐部”的说法，即世界上人口超过5 000万、人均GNI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有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六国。在亚洲只有韩国、日本同属于OECD国家，可以说，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

在国际上，尽管面临以美国为代表的逐渐提高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等不利外部因素，2017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仍实现了令人瞩目的3.1%佳绩，2018年，实现经济增长2.7%。虽然考虑到2019年全球国际经贸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上韩日贸易战有可能长期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据韩国央行预测，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会继续保持在2.2%左右，2020年，预计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为2.5%左右[5]。2018年，韩国拥有的外汇储备额达到4 036.9亿美元，是排名全球第八位的外汇储备国家。韩国产业资源部长官曾经在2018年4月宣布经贸新政规划，拟将当前韩国所占全球第六大出口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并争取在2022年能够实现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出口强国。为此，韩国政府今后将努力降低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依存度，并通过推出“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等新的对外贸易政策，不断开拓新兴市场和扩张全球范围新的经贸合作版图。

但是，韩国经济也有整体下行的问题、半导体原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提升国产化自给率的难题、家庭负债率高且收入两级分化的问题、青年失业高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因此，在文在寅政府推出全方位对外经贸政策的背景下，推行“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的工作任务就需要重新思考中韩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探讨中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对接合作的路径，这是未来继续打造好中韩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

四、在强化FTA的同时加快区域合作进程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大力加强了全球区域合作。据韩国外交部近期介绍显示，2018年2月，韩国与南美五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签署了“韩—中美洲FTA”。其中，韩国与尼加拉瓜及洪都拉斯之间签署的FTA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其他三国(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需待其国内的行政程序结束后，再通报给韩国，预计在2019年10月份之内生效。另外，自2018年5月开始，韩国与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四国所构成的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正式开始了有关签署有关FTA谈判，拟定于2020年签署协议。

2019年8月21日，韩国与以色列正式签署FTA。韩国表示，经过法律审议、签约仪式及双方国会批准后，预计明年上半年生效。韩国将成为以色列第一个亚洲自贸伙伴国。根据协定，以进口额为准，韩国对自以色列进口的99.9%商品取消关税；以色列对自韩国进口的100%商品实施零关税。韩国最大出口品类汽车、汽车零部件、纺织品、化妆品在协定生效时，立即实施零关税。韩国可望借由自由贸易协定对以色列扩大汽车、汽车零件、纺织品以及化妆品等产品的出口。此外，韩国将在三年内取消以色列芯片生产设备关税。另外，稻米和大蒜等敏感农产品进口维持征税，七年内将取消以色列葡萄的进口关税。

针对考虑英国脱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韩国于2019年8月22日与英国正式签署FTA，并将在英国预计脱欧的10月底前完成韩英自贸协定(FTA)国会批准程序生效。韩英FTA维持与韩欧盟相同水准的特惠贸易关系，韩国企业可不受英国脱欧影响，继续进行对英贸易与投资活动。韩国是唯一一个与英国签署FTA的亚洲国家，若2019年10月底英国无协议脱欧，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韩国具有相对优势。但是，由于此次签署的协定属于临时措施，两国将在协定生效两年内再次启动谈判，将双边自贸协定的水平发展到更高层次。

目前，韩国还与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等国家启动和协商新的FTA谈判。到2019年上半年，韩国已经签署17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协定，自由贸易自贸伙伴遍及亚洲、北美、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强化了全球性自由贸易协定FTA战略性经济协作关系，经贸版图进一步扩张。中国、韩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贸易协定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韩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贸易协定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韩FTA网”整理。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4月12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与日本外务省国际贸易和经济特命全权大使香川刚广、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助理吕翰九分别率代表团与会。在本轮谈判中，三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规则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进展。本轮谈判是三方达成全面提速谈判共识后的首轮谈判。三方举行了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司局级磋商和13个具体议题的分组会议，就相关议题谈判推进的方法、路径达成积极共识，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三方一致同意，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RCEP+的自贸协定。

考虑到美国有可能重新回归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韩国在可以有效利用与美国相关的国际通商渠道的考虑下，正在酝酿加入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据了解，韩国政府正在决定是否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需要相关政策职能部门对知识产权、关税、投资、服务等领域的条款进行充分验证和检讨。不过，由于日韩关系因强征劳工案再起波澜，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相继作出了数起日企需赔偿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的裁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前景尚不明朗。

韩国也是早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重要成员国之一，一直致力于由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的协商，并积极参与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与中国所推进的区域性合作大政方针基本相符，也是韩国能够参与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性政策依据。

另外，面对复杂且多变的国际经贸局势，韩国政府正积极导入数码电子国际商务ICT(信息通讯技术)系统，并建立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跨国大数据库等，目标是以高科技手段有效管理和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技术革新进程。

五、积极探索推进“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

文在寅政府构思了H型“韩半岛新经济地图”，拟促进半岛地区共同繁荣和发展。为此，文在寅政府推出了以多边外交和扩张经贸领域为追求目标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

“新南方政策”主要是为建立“韩国—东盟未来共同体”而制定的。其核心是3P共同体，即人民、和平与繁荣，强调人与人的连结，通过安全合作来保障亚洲和平，以及通过互利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来提升区域繁荣。

2017年11月，文在寅总统访问印度尼西亚时首次提出初步构思方案。2019年3月，文在寅总统访问越南时，对其内容做了补充和完善：一是确立同时追求多边外交和扩张经贸领域为目标的政策导向；二是确立多极化新体系“新国际通商战略”；三是培育区域性人才和扩大基础性建设投资等；四是人员技术转移的可行性，尤其是将韩国退休技术员工派驻东盟国家，扶持当地中小企发展；五是挖掘机会，通过并购等方式扶持企业扩大投资；六是以官方发展援助(ODA)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等。越南也成为中国、美国之后，韩国的第三大重要贸易伙伴国。

在大力推行“新南方政策”的背景下，文在寅总统于2019年3月10—16日分别对文莱、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东盟三国进行巡访，旨在增进韩国与东盟地区的互信与交流。韩国和文莱两国在能源和旅游开发等合作事宜上达成协议，并与韩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马来西亚就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加强两国在ICT和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新成长动力事业的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与柬埔寨领导人进行会晤时，就两国在制造业、科技和ICT等领域的合作事宜进行了商讨。

韩国的“新北方政策”实际上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卢泰愚政府执政时期，当时也曾尝试通过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等来促使朝鲜改革开放，但没有取得成功，使得南北紧张关系一直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6]。直到2017年9月，文在寅总统访问俄罗斯，并在东方经济论坛的演讲中围绕俄罗斯与韩国之间搭建“九桥”的战略规划，重新提出了“新北方政策”一词。其内容涵盖了有关天然气、铁路、港湾、电力、北极航线、造船、就业、农业、水产等九大领域的合作。并提出，希望朝鲜尽快放弃核开发，回归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到经济发展中[7-8]。2018年4月27日，南北高峰会谈顺利召开，给了“新北方政策”更多的想象拓展空间。“新北方政策”的对接范围扩大到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三省、中亚和蒙古等。这将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延伸到朝鲜半岛等远东地区创造便利条件。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韩国推行“新北方政策”面临不少局限和未知风险：一是最大阻碍可能来自朝鲜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和进程；二是南北关系未来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三是美国对朝政策仍有难以预测的变化；四是来自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意见和阻力；五是韩国政策性融资渠道尚没有启动；六是韩国企业投资活动还处于观望中，开城工业园区等何时能够启动尚不明朗。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北方政策”的能源外交一环，文在寅总统于2019年4月16—23日对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哈萨克斯坦坦等中亚三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积极探寻了在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领域之外，扩展到保健、医疗和ICT等未来增长动力领域的可合作问题。

六、期待中韩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合作

中韩对接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一事的讨论，可以追溯到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华时期。当时，文在寅总统曾明确表明建议推进韩国“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并提出在交通运输、能源与资讯科技、第三国市场，以及区域贸易投资等领域加强与中国合作的意向。根据朝鲜半岛形势及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启动和推进中韩“一带一路”合作，仍需双方共同努力才可行。在文在寅总统访问重庆时，针对第三方市场共同合作，也提出四大可协作方案[1]。

这里需要进一步理解四大可协作方案的含义。其具体内容可以在2018年2月2日韩国企划财政部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北京举行的第15届韩中经济部长会议上找到。当时，韩国副总理金东延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出席了会议,经过协商,就中韩四大合作方向达成了一致成果。

第一个方案是将韩国的“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共同进入第三方市场，并加强合作和联系。

第二个方案是加强宏观经济合作,即双方共同认识到尽管世界经济局势出现一些好转,但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政府对话与合作。

第三个方案是加强双方产业及投资合作。双方就改善进入对方市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活动条件、活跃两国旅游交流、促进两国旅游市场发展等方面构建政府间合作渠道达成了协议。

第四个方案是，加强与东北三省、中韩合作产业园及有关乡村振兴的地方合作。具体来说，一是特别突出强调韩国“新北方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三省这一地区结合点的重要性；二是扩大中韩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并强调烟台、盐城、惠州等地区在韩国“新万金项目”中的开发与相互投资；三是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绿色农业、乡村环境改善、农村融合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合作，并相互派遣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学习。

2018年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来华参加首轮中韩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的韩方代表,并座谈交流。李克强总理表示，中韩互为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改善发展势头，地区局势出现缓和，中韩深化互利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韩作为地区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当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李克强总理表示，欢迎韩国企业抓住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近水楼台先得月，积极深化对华合作，扩大对华投资，特别是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拓展电子领域标志性大项目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伴随中韩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双边经贸合作日趋活跃。韩国贸易协会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末，韩国对华出口额为1 612.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贸易依存度为26.8%。中国仍然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未来，中韩合作除了贸易、投资等双边合作之外，还要进一步探讨对外经济政策对接的可行性及新路径，将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打造成为重要的增长点。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韩FTA后续服务贸易谈判协商的新进展。2017年12月14日，中韩两国签署了《关于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是中国首次使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都积极推进第二阶段谈判，为两国企业营造更加自由和便利的服务贸易和投资环境。

2019年7月17—19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第五轮谈判在首尔举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自贸协定政策官田允钟和中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副司长杨正伟作为双方首席代表率团与会。双方就服务、投资和金融领域展开进一步磋商，重点讨论服务市场开放度、加强投资者保护等双方关心的焦点问题。双方就服务贸易和投资展开进一步磋商，拟将通过签订高水平协定，支持韩国企业进军中国服务市场，同时加大对韩企在华投资的保护。当前，韩国企业在中国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已不如过去明显，需要韩方改变对华投资战略，提升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将文化、流通、观光、运输等作为主要协商对象。因此，两国都将非常重视后续谈判结果。中方也希望加快进军韩国的金融及通信等市场，将来两国的合作空间会很大。

七、政策建议

第一，从文在寅政府对外经贸整体的政策来看，其与中国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政策是不谋而合的。韩国积极参与中国所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FTA、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建设，这无疑有利于促进中韩相互信任和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接的可行性。

第二，从东北三省的角度看，应该更加积极地与韩国“新北方政策”对接发展。韩国“新北方政策”从政府的层面上已经与东北三省的合作发展联系在一起，应加强政府和企业多个层面的交流活动。

第三，中韩已经签署打造中韩产业园，需要双方的进一步合作。例如，在韩国政府力推的新万金等重点项目上，希望得到丝路基金、AIIB等支持国际资金的支持；另外，也欢迎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韩国进行投资并实现共赢。适应中韩经贸关系结构新变化，应进一步扩大中韩双方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力度和加强合作，在两国过去以制造业中心的经贸模式之上，探寻新模式。

第四，在中美贸易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韩国可以成为第三方投资利用平台。因为韩国已经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达成FTA,可以通过与韩国合作进入其他中国尚没有达成FTA的国家市场，并进行经贸合作拓展业务。

第五，在与“新南方政策”对接当中，积极探索中韩共赢的合作领域。其范畴可扩大到金融、ICT、新再生能源、保健医疗、环境等诸多未来新产业领域。

第六，长远来看，应关注半岛南北合作经济带形成的可能性，半岛九千万人口的“韩语圈经济内需市场”潜力不可低估。这对东北亚地区形成新的“一带一路”链接点将是至关重要的。在引导朝鲜实施改革开放方面，中国或可发挥更好作用。

第七，2019年9月10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政策称，为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扩大对外开放，也将会吸引更多韩国的金融公司投资中国境内金融市场，有助于拓宽两国金融合作领域。

第八，利用在2019年两会当中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简称《外商投资法》)，回笼高端韩资企业到华合作。对于韩国而言，由于过去以商品贸易为主的韩对华出口贸易现日渐式微，而需要大力发展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将成为新动力。韩国所关注的部分有关对华非关税壁垒领域部分，如技术转让、专利保护，甚至可公平参与政府采购等，也都在《外商投资法》中有较清晰和合理的解释。因此，今后中韩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共赢将迎来新的契机。韩国政府部门和企业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位和把握中国市场的新商机，积极参与合作，并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对中韩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