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部，北京 100010)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步走”战略设计，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从历史经验、客观基础、信念及制度看，中国有必要、有底气、也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一、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按照关键投入品、主导技术及主导产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标准，世界经济史上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18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但却有不同的表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1]提出了第二次机器革命，杰里米·里夫金[2]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3]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OECD发布了《下一轮生产革命》的报告，还有其他表述，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笔者采用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提出的“新工业革命”概念，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提法。

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这描述的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工业革命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工业革命引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法国，1700年，英国经济总量仅为法国的54.8%。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壮大了纺织、冶金、交通运输(铁路)等产业，推动了英国从手工生产向机器大生产过渡，改变了英国经济总量长期落后于法国的局面。到1820年，英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法国，人均GDP更是达到法国的1.5倍，这一领先优势保持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壮大了钢铁、汽车、电气、石油化工等产业，美国和德国超过了英国。美国经济总量在1872年超越英国，人均GDP在1901年首次超过英国。1870年，德国经济总量为英国的72.0%；1908年，德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壮大了计算机、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使美国在与苏联、日本和欧洲的经济竞争中胜出，维持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由此可见，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深度参与甚至引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中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购买力平价，GK国际元)仅为美国的1/3左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弥补这一差距，首先需要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市场空间。但是，随着相对差距的缩小和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发优势的释放节奏已有明显下降，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重要原因。此外，逆全球化、贸易壁垒及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增多，可利用的全球市场空间和技术转移空间受到限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更需要深度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释放出新工业革命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创造新的巨大市场空间，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新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驱动下的产业范式变迁

这里所指的范式变迁，是托马斯·库恩[5]意义上的范式，是Perez[6-7]“技术—经济”意义上的范式变迁。一言以蔽之，就是技术变革驱动下的产业及企业发展常识法则的变化。举例而言，网商平台相对于传统的批发零售实体店而言，就是批发零售业的范式变迁；智能机对功能机的替代，就是手机产业的范式变迁；移动支付对传统银行小额支付的部分替代，就是支付行业的范式变迁。在上述这些范式变迁中，原有的企业发展常识法则被新的常识法则所替代。范式变迁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词，对应到产业领域，可以理解为技术路线的革命性变化、商业模式的突破性创新。这是关乎新时代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及现代化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议题。

(一)如何促进范式变迁

中国产业范式变迁的突破问题主要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至于在哪个领域率先突破，哪个企业率先突破，则是企业家们在创新和竞争中出现的既不可预见又在意料之中的结果。所以，促进范式变迁，基本立足点应该是推动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一，要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8]。这个经济结构主要是Baumol[9]报酬结构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背景下，报酬结构决定要素配置。企业家才能、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的逻辑是，哪里更容易赚钱，就往哪里配置要素。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意味着报酬结构是有利于使资源要素向生产性活动而不是向非生产性活动配置，有利于向创新性活动而不是向非创新性活动配置。具体而言，就是不要有严重的资产泡沫，不要产生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报酬结构失衡。

除报酬结构意义上的经济结构外，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也包括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意义上的结构。这里并不强调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谁的创新效率就一定比谁高，而是说两者要有公平竞争的平台。具体而言，要求建设一个市场友好型的国有经济。当然，促进范式变迁还应该摆脱另一种极端思维，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上一个时代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特别是对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整个创新链条中私人部门积极且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产业政策一定是需要改革的，而且总体上需要收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定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但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产业政策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尚未到来。

第二，要有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大力投入。范式变迁的根本性力量还是在于技术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范式变迁就是技术变迁的函数，而技术变迁又是有效研发投入的函数。在发挥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优势的同时，也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

2018年的中兴通讯事件表明，特别是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要有从基础架构到最终产品的系统能力。而且，这些领域的投出产出规律是“大投入，大产出”“小投入，没产出”。只有争取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的突破或技术积累，才能增加发生范式变迁的潜在可能性，提高发达国家发生范式变迁后中国跟进的速度。

(二)要关注范式变迁的破坏性作用

范式变迁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中国在拥抱其“创造性”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要准备好应对其“破坏性”的挑战。比如，在这一轮平台经济的范式变迁下，已经可以发现利润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弊端。一方面，利润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市场结构在降低就业和恶化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效应已经有所显现。另一方面，“大树底下、寸草不生”，新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企业纵向流动性有下降的隐患。如何规制平台经济，成为必须面对的迫切的时代课题。此外，范式变迁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持续性冲击。如果范式变迁主要由新企业引入，而不是主要由现有企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或者，现有企业难以跟进范式变迁，由于存量信贷资源已经配置到旧有企业，这将意味着短期内会对金融体系的严重冲击。当然，若如此，这本身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的体现。以网商平台对实体批发零售企业的替代为例，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2017年末，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在所有行业中最高，达到4.7%。2018年6月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批发零售业的不良贷款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高达9.0%、7.4%和10.3%。

(三)新工业革命就是要促进范式变迁

***总书记2018年7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提出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继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后再次提出了“新工业革命”这一术语。新工业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本质就是范式变迁。可以说，哪个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推进范式变迁，就更有机会在新工业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就能更好地利用新工业革命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关键在于促进伙伴国家产业发展的范式变迁。中国曾经错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但有幸抓住了部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改革开放的40年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也是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正在兴起的这场新工业革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簇群的突破发展和协同应用为核心；以人、机器和资源间的智能互联，以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为特征，为中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产业链、价值链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无限机遇。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将使得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范式的变迁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三、中国已具备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经济产业基础

新工业革命已经初见端倪，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与过去两百多年来屡屡错过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当前已基本具备了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

第一，中国已基本达到引领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门槛。根据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或引领国不一定是当时经济产业发展水平最高国家，但也一定不是经济产业基础薄弱国家，需要达到一定的产业技术门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是最领先的国家，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不是英国，而是发展水平不如英国的德国和美国。不过，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并非经济技术薄弱国家，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追赶指数，即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与领先国家人均GDP之比，是衡量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根据麦迪森数据库的统计，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德国、美国人均GDP与英国人均GDP之比)分别达到57.6%和76.6%。若将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作为工业革命引领国须达到的产业技术门槛的经验值，中国已基本具备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2015年，中国前五大创新区域(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人口与德国基本相当，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达到75.9%，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初美国的追赶指数接近。中国人均GDP前七大省份人口规模接近于美国，追赶指数为54.5%，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德国的追赶指数接近。与此同时，中国在新工业革命中可能孕育的部分领域，如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值得说明的是，工业革命可以由不同国家共同引领，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和美国。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共同引领。

第二，中国具有有利于新工业革命潜力释放的广阔市场空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基础的驱动力。《共产党宣言》在描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时，谈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厂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与此类似，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也将为新工业革命提供需求条件，诱导新技术扩散和新产业发展。

第三，中国具有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足够信念。在过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可以发现追求国家富强的信念在工业革命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就会迸发出坚强的信念。

四、培育和创造适应新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

每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初，都有一些国家具备了产业技术基础、市场规模等潜在条件，但为什么最终只有个别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工业革命引领国？为什么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后，没有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却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究其原因，秘密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长期保持适宜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中国要努力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引领国，就需要保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就需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创造并始终维持有益于新工业革命发生和扩散的适宜性制度环境。

第一，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18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曾经讲过一句话，“风可进，雨可进，未经允许国王不可进”，这句话后来成为“财产权保护”的至理名言。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坚定信心。放眼未来，只有继续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其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障各类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具备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要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在工业革命中，快速的生产力变革会对已有的产业或利益格局、政府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当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与原有产业利益格局交织时，政府就很难确保政策和管理方式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从而导致生产关系调整(特别是政府理念和监管政策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从而对工业革命构成严重制约。同样是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存在长达30年之久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集团”与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严重制约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成为英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缩影。为此，政府需要坚持审慎包容、严管厚爱的原则，制定技术友好型的监管政策，在守住底线的同时，避免抑制创新。过去几年，中国在新业态、新模式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审慎包容的合理性。在微信、网约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领域，中国能够领先世界许多国家，有后发优势和市场规模的原因，但始终保持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中，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的关键在于规制平台垄断。目前，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但也具有减低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抑制企业创新的潜在隐患。为此，需要从促进公平竞争、防范“大而不能倒”“大树底下不长草”等视角出发，不断完善对平台垄断的规制。

第四，需要营造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环境。新工业革命不仅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就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当前，新工业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对社会结构和就业的影响尚不能做出精准预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当然会创造出新的产业链条、新的企业和新的就业，但对现有产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传统劳动关系越来越多的替代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甚至进入所谓的“无人化经济增长”时代。

这需要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机器替代劳动，是人类社会又一轮挑战，还是新的更大的自由和解放？营造包容性社会政策环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增强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冲击的适应能力。为此，要建立面向新工业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力的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人们在新工业革命环境下的就业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劳动者掉队。

五、以绿色金融支撑新工业革命

两百五十多年前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英国的辉煌，同时也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真正进入了一个技术驱动的新时代，生产力水平持续快速提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丰富而多彩。正如索洛增长模型所描述的那样，经济增长完全可以视为一个经济体从初始状态向稳态收敛的过程。这个初始状态几乎就是低人均资本的前工业社会，而稳态则是高人均资本的工业社会。伴随着人均资本由低到高的增加，人们从鸡犬相闻的田园时代进入了机器轰鸣的工业时代，经济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巨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上每次工业革命都没有解决好绿色发展的问题。“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成了工业化国家的一种宿命。即使是后发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继续不断地重复着工业化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如果考虑代际影响，过去工业化驱动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为代价的。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坐标系中思考当前的发展道路，绝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一味追求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须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思想之一。新工业革命不能只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还要有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工业革命绝不仅仅是新一轮工业革命，更是高于历次工业革命的新一轮绿色革命。所幸的是，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为处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及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支撑。

绿色革命离不开绿色金融的驱动。无论是绿色技术的进步，还是绿色发展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都有赖于大量社会资本或金融资源的持续投入。绿色金融就是保障金融资源支持绿色投资(即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性金融安排，是基于市场选择、公共政策和社会责任形成的金融解决方案，是商业金融、公共金融和社会责任投资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绿色发展不仅仅只是成本，同时也打开了盈利之门，包括新能源在内的新兴产业，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商业基础，绿色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配置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另一方面，“绿色”本身就意味着正外部性，加之绿色投资项目的投资期长、不少绿色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低，基于市场选择的资本投入量低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量。为此，还需要在市场选择基础上，借助公共政策支撑和社会责任投资引导，将气候、环境影响的潜在风险、成本和回报纳入金融机构或金融投资者的决策变量中，有效增加绿色金融供给。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并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由中国地方政府发起或参与发起的绿色基金约有五十只，社会资本发起的绿色基金也有两百多只。中国在国内多个地区启动了绿色金融试点，多数试点地区已经推出了具体的方案。中国的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推出了大量创新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分析工具，包括绿色ABS、绿色建筑保险、绿色新能源保险、绿色指数及产品、环境压力测试方法、绿色评级方法等。

绿色金融对中国绿色转型的作用是巨大的。得益于绿色金融提供的多渠道资金支持，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由联合国环境署、德国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和彭博新能源财经合作完成并发布的《2018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投资额同比增长2.0%，达到2 798亿美元，其中，中国为1 266亿美元，比2016年增长31.0%，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位居全球首位[10]。

由于投资的快速增长，截至2017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6.5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36.6%。2017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超过142万辆，累计销售突破340万辆，其中，中国2017年的产销均接近80万辆，累计销量达到180万辆，在全球占比达50.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包括充电站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了600亿美元。此外，在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投资也保持快速增长。可以说，没有绿色金融，没有大量绿色投资的支撑，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绿色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绿色转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绿色金融驱动新工业革命，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完成的任务，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为全球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新工业革命正在或即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正致力于成为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而正在推进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也应该将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纳入其框架中。

六、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活力

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其本质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关键是激发人的活力。当前，要特别抓好“三个关键少数”，调动“一个绝大多数”。“三个关键少数”是指党政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一个绝大多数”是指各类创业者。

第一，党政领导干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要让他们“心热”。激励党政领导干部，一是要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总书记曾说过：“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党组织对待干部，既要严格管理，又要热情关心。要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2018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提出明确要求，对充分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是要进一步抓好落实。二是着力增强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特别是围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以科技人员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员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要让他们“心动”。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核心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完善创新体制机制的政策性文件，特别是有关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巨大潜能。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对从事不同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制定和落实鼓励创新创造的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政策红利的落实，核心是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信任和更大的自主权，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减少各种检查评估，让绩效评价加快从重过程向重结果转变。

第三，企业家及其创新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家的思想决定了企业能够走多远，要让他们“心宽”。历次工业革命都离不开一批批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理查德·阿克莱特、约书亚·韦奇伍德、马修·博尔顿，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奥古斯特·蒂森，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小托马斯·沃森、安迪·葛洛夫、罗伯特·诺伊斯、史蒂夫·乔布斯，都曾在创新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在新工业革命中，企业家及创新型企业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谁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谁就可能在新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一定要努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特别是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为此，一是要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认真解决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侵害产权案例。二是要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下大力气改变一段时期以来出现的“清”而不“亲”的现象。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在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

第四，调动“一个绝大多数”就是要激发全社会创业者的活力，要让他们“心想事成”。为此，一是要治理金融和实体经济、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推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创新性活动和非创新性活动报酬结构再平衡，激励全社会创业者投身生产性活动和创新性活动，避免“脱实向虚”。二是要继续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促进新动能成长壮大。要简政放权，取消一切没有必要的准入限制；要在监管和服务上下功夫，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套利”机会，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要强化创新收益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用好知识产权才能激励创新；要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创业风险投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