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指向与时代内涵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的提出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时代转换之中，在理论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做出了新的阐释和解答。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的确立，在新时代条件下拓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发展要求和实现路径的认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科学的指引。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的历史渊源与形成背景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2]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论断，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对新时代发展规律的理论前瞻和思维把握。从理论上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物质基础，而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则依托于经济体系自身的演进和发展，两者是相互统一的。不过也要看到，“现代化”这一词汇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和范畴，具有历史的情境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是一个在内涵上逐渐充实和在外延上不断拓展的范畴。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突出和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既有“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拓展。这种拓展是与当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历史要求相联系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的直接理论产物。

(一)生产的现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要义

现代性是与传统性相对而言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境下，现代性首先植根于生产力的发展，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新的生产工具和手段对旧生产方式的取代。这种取代是以社会生产历史演进中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的。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性的生产相比于传统的生产，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必然会更高，这是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演进的根本原因。马克思[3]指出，“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复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这种在价值层面的贬值，一方面意味着人类对生产原料开发和利用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蕴含着人类劳动的节约。需要指出，生产的现代性是与劳动过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在历史上则更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3]在肯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进步性时曾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显然，由于更多的使用价值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财富，因而社会生产过程向现代性的转化，本身是更多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是与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相关的。

在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生产以社会化的组织为重要特征，因而以体系的形式而存在。现代生产总是在经济体系中进行，而经济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现代性生产在内部联系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密，使其在整体结构上日益系统化。换言之，社会经济在结构上相互依赖，在功能上相互制约和影响，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和各环节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作用和体现出效率。其二，现代性生产的技术基础，首先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生产、交换、消费的过程也日益联系在一起，相互促进和共同作用，进而推动社会生产的结构优化和社会消费的升级换代。总之，在现代性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对现代性生产的追求更是中国长期努力的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看，中国最初设想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化，从而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此莫不有关，而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则同样衍生于上述逻辑之内。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最初是以解决工业化的紧迫任务而呈现的。鱿岛敬治[5]提出，“所谓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说就是在本世纪末，使这个国家站在世界的前列。衡量的标尺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大概也必须走上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向工业化起步的路标。这首先是一方面教育、组织训练一般群众，一方面充实资本和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扩大工业部门，发展服务部门，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领域去”。这种分析，应当说是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初始点特征。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源于中外现代化模式的总结和反思

现代经济的形成，在技术层面上总是体现为一个逐步扩张和不断跃进的过程，既取决于经济体内部的创新能力和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也取决于经济体在经济交往中承受的外来冲击。因此，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国家和相对较晚的国家在现代化路径上具有不同的选择。历史地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较早地发展并大规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其现代化步伐处于领先位置，并极大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抉择。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其生产组织形式适应于资本扩张的需要，因而也带来了生产比例失衡、生产过剩和两极分化的痼疾，劳动者难以合理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特别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深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经济体系日益体现出“脱实向虚”的趋势，使金融和经济危机如影随形。这种现代化模板下的经济体系，尽管在技术层面上是现代的一面，但在社会组织层面是残缺的、滞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不可能以这种经济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度落后为特征的。中国的现代化以工业化积累起步，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必要条件。因此，在最初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工业化兼具内部演化和外部输入的特征。德里克[6]认为，“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相比于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积累和发展，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对中国生产力层次性和递进性发展要求的一个科学应对。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工业化积累和人力资源积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资源集中能力的产业体系，构成了现代化腾飞的基础。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市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丰富性更强，空间也更广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系被重塑和再次构建，变得更具复杂性。

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作为现代化基础的经济要素的积累需要有一个长期过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认识，现代性经济部门的建立首先需要逐步改革旧有的落后经济部门，以新兴工业部门逐步取代之。相应地，现代化的经济运作体系的形成不仅需要不断在理顺政府和市场、产业先导部门和传统生产领域的关系中来实现，还需要在理顺教育投入和科技产出、科技部门和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等各方面的关系中来实现，才能在整体层面上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实体经济内部失衡。技术先进部门和技术落后部门的差距加大，农业生产部门的滞后尤其突出。其次，基础理论的研发和技术工艺的引进改良不匹配，自主性和原创性的科技进步缺乏。再次，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产业发展的要求不匹配，高素质劳动者缺乏。最后，虚拟经济发展超前于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部门扩张加快，而工业部门得到的投融资支持减弱。尽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对该目标再次给予了明确[7]。但这一目标从内容看是将产业体系作为载体、将现代化作为核心，恰恰忽略了产业体系是现代经济诸要素内在结合的最终结果。因此，与过去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等目标单独突出一样，现代化经济所要求的整体观并没有贯穿其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从系统论出发，是对现代化社会生产的科学把握，是对中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后得出的结论。这一论断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快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认识。一是将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主要层面、领域、环节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突破了局限于部门、领域的视角，为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条件提供了参照标准。二是将现代化生产的要素之间和要素内部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注重了各要素的协同作用，从而为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制定了新的原则。

(三)经济体系现代化是对经济发展内外部压力的双重回应

促进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轨道，既是一个经济体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内部发展的内在趋向。扩大开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属性之一。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利用好全人类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成果，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要素进行有利于自身的积聚和高效的市场配置，进而在国内促进微观层面的产权有效激励和宏观层面的要素自由流动，在竞争公平有序和优胜劣汰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最终实现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从外部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是开放的，是通过开放基础上的竞争实现的。当代世界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创新能力的国际领先地位。没有创新能力的支撑，就难以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要通过经济开放和公平竞争在全球市场中获得创新收益。

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确立创新能力的国际领先地位，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内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就生产力内部组成部分而言，生产资料的质量在当代仍然是核心内容，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则更具有重要意义。提高生产资料质量，可以从引进新技术、加大固定资本更新来实现，也可以从生产原材料的集约化利用来实现，但关键和核心还是要依托科学技术创新。在新的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识、信息和智能手段开始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提高生产力最需要着眼之处，也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眼点。从提升劳动者素质来看，低素质劳动力市场往往是与低层次竞争的产业结构、业态相联系的，适应于价值链高端竞争的高端科技人才和高素质技工，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第一要素。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高素质技工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机制密切相关。从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史看，经济强国往往以教育强国为前提。只有按照现代教育规律，转变教育体制和育人思路，才能为创新资源奠定人才基础，为现代化经济发展塑造专业化、熟练化和规模化的技工队伍，奠定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教育事业会被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成为一项基础工程。因此，教育现代化往往成为经济体系现代化的先导。

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指向与实践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高效益增长阶段的客观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强调的“现代化”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以各类现代化要素的投入和积累为条件，以化解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为前提。从根本上确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识，在发展中确立突出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是中国经济从根本上转向提质增效发展新路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体制竞争层面的优势呈现，是立足于多种所有制的共进共赢和共同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发挥中国的体制竞争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客观需要。

(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前提

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目标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现实取向。这种取向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1]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需要拓展发展路径和空间。因此，在经济体系层面，必然需要丰富和充实新的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具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特别是工业化还没有实现时，只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才能摆脱普遍贫穷的社会状态。因此，从“经济现代化”进一步具体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发展是硬道理”的现实需要是一致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以及工业化目标的基本实现，“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改变进一步演化，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等要求日益凸显。

从本质上看，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还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本身的发展，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就供给方面来说，尽管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仍然具有层次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但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普遍落后局面相比，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产业视角看，2016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9.8%，农业增加值比重更是下降到8.6%，可以说工业化初始目标已经完全实现。而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也超越了处于较低层次社会需求的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等领域，转向个性化消费、品牌消费和精神消费。人们对健康卫生、教育养老、居住环境、人格尊严、安全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传统的现代化建设已远远不能覆盖新发展阶段的要求。可以看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8]。具体而言，新时代的工业化已经摆脱了追求数量增长的阶段，向提升水准和优化质量转变；新时代的农业现代化也超越了单纯的大工业对农业的改造阶段，而转向现代规模化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等业态并存的方向。新时代先导性产业面临的发展难题是提高关键性、核心技术(如芯片等)的国内供给能力；而与民生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也需要摆脱借助国际贸易弥补的困局。就需求方面来说，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已经不再是满足于数量、功能等基础性需要，而是转化为个性化、定制化和特色化的商品需求，文化消费、居住环境、绿色环保、旅游度假等需求也开始成为需求的重要内容。这种由量转化为质的供需矛盾变化是结构性的，只有在整体论和系统论思维下通过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来解决。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导向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代化”，是从当代经济的客观现实出发、在横向比较中呈现的现代化，其现代性首先体现在生产手段的先进合理性。从根本要求看，就是要在经济体系中确立和巩固劳动生产率的核心标准。

劳动生产率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生产力决定作用原理在经济体系层面的具体化。马克思[9]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科技因素、社会化分工和协作等因素被合并进入现代生产过程并起主导作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资本主义发展是历史地依存于劳动生产率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3]曾引用拉姆赛在《论财富的分配》中的一句话，“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更需要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作为重要历史使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不仅体现为经济活动的效率，还体现为商品生产的质量。经济活动效率低下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竞争力的弱化。同样，商品生产的质量低下也会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10]总书记指出，“中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应当说，质量和效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提出的老问题。不过，过去强调质量和效率，更多是从生产关系变革、释放经济活动主体活力的角度提出的。在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关于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新提法，更多是回归到劳动生产率的视角。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强调生产率标准，突出质量和效率导向，其根本目标是要重塑发展动力。这就要求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推动社会精细分工和深入协作。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智能化生产，促进产业向全球竞争的价值链中高端转移，并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传统工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在分工基础上促进新业态的形成，运用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条件，在中高端消费、现代供应链、绿色低碳、共享经济、人力资源开发和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确立体制竞争优势导向

新时代条件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强调的“现代化”具有体制层面的含义。从历史发展的未来展望来看，需要遵从客观经济规律。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是单纯地体现为社会生产技术层面的先进性，还需要体现为生产关系的进步性。

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对社会生产活动的目的、性质、运动方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时代所要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其社会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运行以市场为基础，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体并不是市场，而是各类市场参与者。从整体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效率两者是统一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内在融合，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市场规律的作用形式和后果必然与完全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正如***[11]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混合经济，既具有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也具有相互竞争性的一面。其中，公有制经济在聚集创新资源、引领创新方向、共担创新风险、打造国际竞争巨舰，以及发挥技术外溢效应等方面，具有私营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而私营经济虽然在投资和创新眼光上具有短期性、局部性和片面逐利性，但其灵活性高、适应性强和转型期短等优势，可以较好地适应新时代技术急速变化、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需要。这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前提的经济体系，可以为激发整体经济活力创造条件，有效防范过度生产和不合理消费，使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大众。同时，能避免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经济的弊端，使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不再为少数人和私人大资本集团谋利益。新时代条件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需要达到生产技术的现代化，也需要生产成果能合理地满足于社会需要，能够科学地协调经济体系的内部联系，促进城乡、地区、行业间发展的平衡，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健康持续进行。惟其如此，才能在经济发展理念、生产消费观念和国家治理思路等方面同步推进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

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国民共进”、有效应对国际竞争的经济体系。随着中国逼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现代化模式已经打破了过去形成的固有认识，即“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12]。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有1/3来自中国，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5%。201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2%。不过，目前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吸引力更多是通过数量、规模、价格、成本等传统竞争因素来实现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实力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然欠缺，产业发展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制约了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发挥。只有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加速新兴产业的发展、人力资源的积累和部门结构的优化。这些现代性经济要素的积累和发展，是中国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途径。

三、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时代阐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一科学论断系统地阐明现代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成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指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政策诠释。

(一)坚持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相互促进的基本原则

实体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社会财富的集中体现和国家实力的重要衡量指标。***[13]总书记提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实体经济的强大是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基础的需要。

在实体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马克思[14]指出，“使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能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从而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则的依据是，由于应用了发明，使生产力提高了，即同等人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了，因而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是，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是靠更大量的投资，靠消费已有的价值，靠加进某种‘新的’因素，因而这种因素按自己本身的价值额增加了产品即商品的价值量”。可见，科学发明的应用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而机器的大规模更新对于提高生产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其重要作用在于能通过投资为生产过程加进新的因素，这种新的因素内在地凝结了复杂的科技劳动，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财富(使用价值)的积累。显然，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协同性，科学发明及其应用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反之亦然，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样也会促进科学发明成果的技术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

中国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难题之所以长期难以化解，制造业的大而不强之所以不能改变，与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脱节有直接关联。从现实来看，中国尚缺乏有效的机制可以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试验研究等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紧密对接。导致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脱节现象，专利虽多但转化率不高；创新项目和生产应用衔接不到位，创业环境不完善，缺乏产业化平台，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此外，科技劳动同科技收入、创新产出与创新者收益不对称，也是导致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难以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立足点。从经济学理论视角看，创新是把科学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的行为、活动和过程[15]。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不仅是受科技创新不足的影响，也与产业创新滞后有关。尽管中国在国际前沿基础研究中有相当的进步，但很多研究成果在实际中并没有及时实现成果转化，导致国内的产业水准长期得不到提高。产业体系要实现创新引领，就需要培育新型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把创新与产业体系发展相结合。只有加快推动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果产业化机制，才能培育出面向“新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以创新为核心要素的产业转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动能。

(二)对实体经济和现代金融协同发展规律的再审视

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中，现代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命脉，是虚拟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现代金融良好的服务能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并能促进科技创新。***[16]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现代金融的发展，必须按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来进行，使货币、信用制度、虚拟资本等服务于实体经济，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金融部门的发展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马克思[3]曾这样肯定货币资本在流通中的作用，“我们撇开固定资本在闲置的16周内损耗更大，并且劳动尽管只是在一年的部分时间内起作用但必须按全年支付而变得更昂贵这些情况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保证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作为一种劳动生产力，对于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显然是重要的。现代金融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和科技开发注入活力，可以促进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引导市场各类资源涌入创新领域和新兴产业，从而推动产业现代化进程。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好现代金融的作用。

不过，如果现代金融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协同进行，导致过度金融创新，使经济陷入“脱实向虚”境况，就会加剧风险的积累，从根本上损害实体经济和创新的根基。在信用制度下，行使职能的只是“观念上的货币”，因而过度的信用扩张会导致信用超出商品生产的实际需要，并产生“隐蔽的生产过剩”，带来经济的波动甚至危机。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证券化产品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主导作用日益突出。虚拟资本的过度发展更会给经济带来巨大风险，这是因为“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4]。实际上，由于虚拟资本在自身独特运动中并不形成现实资本，因而其市场价格常常存在着泡沫化的冲动。正如马克思[4]所指出的，“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一旦幻想的资本价值脱离现实资本价值太远并无法兑现，经济危机的风险就会产生。

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需要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发挥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更要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出发，对虚拟经济发展进行科学定位、严格监管和合理限制。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从属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这个论断突出了实体经济是“社会生产之本”“民生建设之基”的本质，摆正了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遏制金融领域的盲目创新和防范系统性风险，进而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序形成奠定基础。

(三)对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关系的新认识

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支撑，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人力资源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土壤和条件，更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终极动力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科技创新人才，更需要大量适应新型产业、富有生产经验的合格劳动者。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科技替代物质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推动经济发展由物质资本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意味着知识积累在提升创新的作用中更加突出，还意味着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素质也变得更为重要，这些都对新时代的人力资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前者来看，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遵照科技人才成长的固有规律，科技人员的使用也需要服从于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整体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来配置。就后者而言，对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已经是现代经济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产的体系化和专业化对劳动者的要求更高，而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与训练”[3]。在新时代条件下，教育和培训既要考虑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具有前瞻性，照顾到新产业、新技术和新业态发展的要求。教育和培训周期长、见效慢、作用持久，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收益外溢性。

人力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获得竞争优势和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将人力资源置于科技创新之外，或置于实体经济发展目标之外，容易导致创新基础的缺乏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无论是知识产权优势、规则话语权的竞争，还是销售市场、产品定价权的竞争，最终归结为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积累可以弥补或替代其他各类资源的欠缺和不足，人才优势是竞争主动权的核心。

在新时代推动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一是要将推进教育现代化作为重要任务，进一步提高接受现代教育者的数量，补齐人力资源的短板，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二是要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创新教育理念，合理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计划，推进人才培养由规模增长为主转向质量增长为主，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三是在推进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在全社会推动继续教育和再培训，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现代化产业发展为主导，推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四是在就业领域，围绕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的人才需求，创新和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引导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五是要改进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发挥政府干预作用，防止和纠正部分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垄断人才资源的行为，促进人才向实体经济流动，向创新平台、新型产业和新型业态等领域集聚，真正突出人力资源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