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研究

白昌易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对，一般指资本技术密集度较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中国传统产业在发展中面临着生产效率低下、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低成本优势。然而，“互联网+”的到来，为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互联网+”的本质是通过现代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行产深度融合，以构建新型发展的生态体系[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相关产业和应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传统产业升级就是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包括技术升级、管理升级和市场升级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传统产业升级与相应的高新技术结合，则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会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新思路[2]。因此，在“互联网+”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全球。从德国的“工业4.0”计划，到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再到日本的“机器人革命”以及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互联网的发展蕴含着重大的战略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全局性和历史性的影响。就中国而言，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变革逐渐适应了全球产业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该计划可以让传统产业利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建立凌驾于传统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之上的更高层次的互联网生态圈,也可以使中国一、二线城市率先汇成井喷之势发展新经济，形成产业经济优势，拉动传统经济再上新台阶，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可见，互联网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关于互联网与产业结构内在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但是国内仅在近五年才开始兴起。在理论分析上，唐晓丹和肖叶飞[3]认为“三网融合”即电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相结合，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相对于传统工业经济，互联网经济模式改变了需求方式，可以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多层次和多样化生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4-5]。雷晓艳[6]认为在传统出版行业上，互联网时代下中国传统出版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通过互联网技术建立核心出版业务服务体系是转型之路。冯文娜[7]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融合式创新手段可以较好地促进传统企业有效转型。黄阳华[8]认为德国“工业4.0”计划对中国实现产业政策向由互联网经济推动的创新创业发展新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刘国斌和杨富田[9]则以中国东北作为分析对象，认为“互联网+”产业是实现东北振兴的可行路径。成德宁等[10]、魏晓蓓和王淼[11]、赖迪辉等[12]则认为“互联网+”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通过将新技术与农业结合，可以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胡伟[13]认为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应进一步强化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管制，以提高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实证分析上，有学者立足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4]-[16]。余菲菲和高霞[17]通过对蒙牛、报喜鸟和长虹三家制造业企业作为案例研究，认为需要转型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应强化生产线的智能技术改造，打造自身的亮点进行转型，而高技术企业则应充分发展互联网经济的优势，在技术上努力攻克难关，通过互联网与产业层面跨界融合实现转型升级。Mouelhi[18]、韩国宝和李世奇[19]认为软件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Paunov和Rollo[20]、王可和李连燕[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Ma[22]以中国浙江的纺织业作为案例研究，认为通过互联网技术来优化纺织品的产业链，扩大品牌效应并实现智能化，可以促进传统的纺织业转型升级。臧志彭和伍倩颖[23]以2001—2016年全球文创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传统的文化产业应与互联网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有效突出中国港珠澳大湾区的发展亮点。

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背景，而且立足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分析“互联网+”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性，厘清了“互联网+”战略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比较合理的政策建议，丰富了“互联网+”的研究视角，为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互联网+”战略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在联动要求

***总书记提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日益提升，这得益于党和政府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项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具体到本文中，在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上，依靠党和政府提供的政策法规和财政支持，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党和政府在产业结构供给侧改革中，密切关注职工培训和再就业等民生工程，而且在新技术发展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互联网+”背景下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联动的内在要求。互联网经济催生了新兴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同时为传统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供给侧改革要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该从供给侧入手，深化改革力度，大力优化供给侧结构体系，突破传统的人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供给约束，进而向技术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供给侧升级。在互联网经济的带动下，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紧密相连，可以为深入推动“互联网+”传统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依据。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然路径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必须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直接体现，就是改革原有的不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战略推动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由传统产业支撑的经济高速发展，往往是“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但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无疑对这一理念从根本上进行否定。传统产业升级的根本目的是改变经济产业中落后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传统产业，向高级新兴产业逐步深入，即“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具体体现。

(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之所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因为在中国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城乡、地理区域的差异，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传统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则比较缓慢；在城乡方面，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农村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均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平衡与充分的发展。同时，中国互联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区域和城乡差异，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也成为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平衡与充分发展的重大阻碍。因此，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大背景下，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是必然之举。

(四)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依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总数量已经达到了7.72亿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金额达到143.26万亿元，电子商业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9.16万亿元，网络广告市场交易规模达到3 828.70亿元。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由于中国传统产业往往比较落后，信息化建设滞后，严重制约了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在互联网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产业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和压力，所以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经济相融合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互联网+”战略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问题解析

(一)对“互联网+”战略理解不深入

“互联网+”的实质就是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度融合和综合集成应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新活力[24]。然而，当前很多传统产业对“互联网+”的认知不够全面，对“互联网+”的认知仅局限于简单扩充传统企业的供销渠道，没有深刻认识到运用互联网工具对企业内外部价值链进行全方位整合再造的重要性。在当前阶段，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均没有从战略层面推动其与互联网的融合，较多的局限于借鉴其他企业的成功模式，没有创新改造，没有真正结合行业特性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1.互联网普及率有待提升

随着中国宽带网络的快速发展，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网络需求。然而，当前中国宽带发展水平与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宽带网络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面临“慢进亦退”的风险。如表1所示，2017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和互联网上网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例偏低，宽带普及率亟需提升。从整体来看，城乡宽带服务差距较大，当前宽带建设重点集中在城市，对农村的宽带网络覆盖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是农村宽带接入用户的近3倍。农村的宽带设施发展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互联网发展的日益增长的需要[3]。由此可见，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宽带布局增加了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普惠数字红利的难度。

另外，根据腾讯网公布的全球最大的开源互联网测量公司M-Lab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为9.10Mbps，全球互联网下载速度最快的国家是新加坡，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为60.39Mbps，排名第二的国家为瑞典，达到了46.00Mbps。而中国互联网平均下载速度仅为2.38Mbps，在全球互联网下载速度排名中仅位列141位。由此可见，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距离全球平均水平差距较大，没有达到全球平均水平9.10Mbps，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表1 2010—2017年中国电信通信服务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2.无线宽带建设任重道远

伴随着“互联网+”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部署与实施以及大数据、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无线宽带呈现出用户和网络规模扩大、业务和服务模式不断创新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地区无线宽带(WIFI)热点少、速度慢，存在移动设备接入数量的限制，用户体验不够理想，无法满足其现实需求。根据工信部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东部地区家庭固定宽带普及率为91.90%，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出22.80和20.50个百分点，说明中西部地区固定宽带普及率仍需进一步提升。农村固定宽带覆盖率要远低于城市，且与城市网民相比，农村网民的学历相对较低，相对电脑上网的方式，智能手机等上网终端的操作亦更简单易用，所以3G和4G移动宽带对农村网民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工信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2020年)》指出，全国农村贫困地区宽带网络覆盖率将超过98%，并且未来移动医疗、车联网、智能家居、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物联网的发展需要将数以千亿的设备接入网络，大众对移动无线宽带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而在边远和人口密度低中区域，移动无线宽带网络建设受地理条件限制较小，是提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解决农村宽带基础网络接入难问题、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较为理想的方式。因此，移动无线宽带的建设任重道远。

(三)互联网品牌效应有待提高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和中国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报告可知，2018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分布于17个地区，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共有87家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总额保持明显优势，是互联网百强企业主力分布区域。而安徽、广西、贵州、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重庆和四川9个中西部地区仅有13家企业名列百强。互联网企业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很多地区没有本土知名的互联网企业，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后，一旦稍具规模便纷纷外迁至东部地区，导致互联网企业竞争力不强、应对市场能力差。

(四)“互联网+”产业融合不够

腾讯研究院运用大数据，采用类似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计算出实体经济投射到数字中国的生产、生活总值——“互联网+”指数，根据其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指数(2018)》报告显示，“互联网+”指数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和一线城市，广东、江苏和浙江排名前三，其“互联网+”指数之和为33.10%，约占全国1/3的份额。同时,本次报告首次提出“数字基尼系数”的概念，指出2018年中国数字基尼系数为0.59，处于相对不均衡状态。全国整体上以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为四大主峰，基本呈现东高西低的产业态势，东部地区“互联网+”产业发展繁荣的除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之外，更多的还有其他地市级城市，而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产业发展主要集中于部分省会城市。这使得众多的市场机会蕴含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成为经济的投资洼地，不利于产业发展升级和经济发展。

(五)数据挖掘不充分

在“互联网+”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被记录的有价值的数据。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对大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挖掘处理或运用，可以为个人、企业、政府、组织的决策、预测以及管理控制提供数据支持。大数据本身具有数据量大、数据结构复杂、数据产生速度快、数据价值密度低等特点，这些特点增加了对大数据进行有效分析的难度[25]。加上当前一些传统企业在对与客户沟通、交易和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并没有及时整理、归纳和分析，使传统企业在“互联网+”背景下面临数据使用的低效。另外，数字化数据的接入、组织、挖掘的工具和技术不成熟，专业大数据分析工具缺乏，使得互联网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的价值不能很好地被深入挖掘。此外，数据分析过程中需要对数据进行多次的存取和调度，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库存储已经无法满足大数据动态存储的需求，给数据存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表2是“互联网+”各个产业融合数据情况，可以看出，教育、旅游、出租车和餐饮等传统产业中，对于“互联网+”的数据使用的比例偏低，对“互联网+”的相关数据使用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2“互联网+”各个产业融合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2018年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得到。

(六)跨界融合型人才匮乏

根据《2019互联网人才白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互联网人才的职业倾向存在差异，即人工智能领域比较火热，而移动开发端关注度逐年降低，跌幅达4.27%，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互联网融合型人才比较匮乏，高科技顶尖人才与国际水平相距较大，如表3所示。

表3 全球AI领域高科技人才投入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2019互联网人才白皮书》整理得到。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与互联网信息产业进行充分的产业融合，不能再单纯地依靠传统方法。因此，无论是国家出台的“互联网+”政策指引还是来自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需求，都对跨界融合型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既懂得“互联网+”的理念内涵，又要对传统产业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了解且综合素质高的跨界融合型人才，即在观念上，需要具备互联网思维，能够帮助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在知识结构上，熟悉新兴技术及管理创新的应用场景，能够推动企业结构化转型；在技能掌握上，能够一专多才，具备跨界融合能力。然而，当前“互联网+”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既往的教学培养模式也较少地围绕互联网跨界融合型人才制定培养目标。因此，这样的融合型人才匮乏，不能适应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

四、“互联网+”战略背景下中国传统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通讯业务的快速发展，使得传统的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ADSL)为代表的铜线宽带技术无法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宽带网络覆盖和接入能力的需求，网络设备供应商宣告光纤网络是唯一解决频宽需求的方案。因此，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贯彻“宽带中国”战略。首先，加快推进网络宽带光纤化的改造，严格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加快推进光纤到户建设。其次，积极完善城市基础网络建设，构建安全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再次，统筹协调三大运营商在各地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大力促进网络互联互通，选择合适的接入技术，采用多种接入手段，逐步提高城乡宽带网络访问速率和城乡宽带接入能力，采用先进技术完善网络覆盖、提升网络服务。最后，重视并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实施宽带乡村等工程，促进城乡一体化，帮助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人民群众跨越地理障碍，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数字机遇。

(二)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是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后的新型业态，它将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产业进行对接，对整个产业链流程进行全方位的重塑。首先，在生产体系方面，消费者将参与到设计和生产制造的整个环节，而且网络成为企业与顾客之间双向沟通的渠道，缩短了供求双方之间的距离，减少了各个中间环节及支持费用，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其次，在流通体系方面，建立新型的物流平台可以实现物流企业内部运营数据可视化监控，形成透明运输平台，供货方和承运方能够实时查询物流信息，也可以对车辆的能耗和司机的驾驶行为进行数据分析，有效降低车辆损耗和运营成本。再次，在交付体系方面，产业互联网通过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不断寻求全新的管理与服务模式，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产业形态，尤其是“互联网+”使得创业平台在交易内容上正在从传统商品向全商品转变，在资金来源方面也更加趋于多样化。最后，在融资体系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提高了融资规模和融资效率。“互联网+”对于企业的采购、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进行全程数字化，极大地增强整个融资市场的活力，通过将社会闲散资金吸纳到互联网平台上，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可以通过正规的网络借贷平台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贷款，融资成本大大降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充分运用大数据

大数据是智能制造的核心驱动。大数据为所有行业内数据互联以及全社会的行业间互联提供了可能，重新安排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组织方式和发展前进方式，对产业互联网起到了一种基础性支撑作用。例如，电信大数据的运用将促进各行业及领域的经济发展。电信大数据在数据真实性、数据广度和深度等方面，有着其他行业领域数据难以企及的优势。电信大数据是几乎覆盖所有人民群众的以“人”为核心的数据，电信大数据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应用，将不断催生出新型业态和新模式。在金融领域，电信大数据可以基于用户通信消费、社交、网购、位置等多维度数据，进行强大的数据清洗和关联性分析，拓展征信主体的信息范围和数据真实度，极大提升金融机构审批效率，显著提高金融体系的多样性。随着电信大数据的应用实践逐步扩展和完善，电信大数据资源与其他行业数据资源将进一步融合，再加上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深化拓展，将会改变这些行业的产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甚至在更多行业领域内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带来颠覆性的创新发展，并进一步带来更多领域内的融合创新，有力支撑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转型。

(四)强化政府指导

1.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政府应根据“互联网+”发展的新特点，借鉴国外互联网立法的先进经验，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相关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使互联网活动有法可依，并及时调整不适应“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保证“常修常新”，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地规范和解决“互联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另外，虽然《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关于信息保护和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但是仍然存在体系不健全、应用层次低等问题，所以政府要严格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明确监管主体和相应的权力边界，保证法律规范科学高效运转。政府应为互联网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2.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发展产业互联网，不仅要培育一个好的产业生态体系，还应该真正把数据作为一种资源，提供给整个产业生态体系使用。然而，由于垄断、部门壁垒、技术等原因，导致数据难以做到真正地开放共享，所以政府应当出台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政府机构数据开放管理规定，明确数据开放原则，建立国家信息开放统一平台和基础数据资源库，明确数据的所有权问题，推动数据的交易，以此提升国家层面对大数据的掌控能力。做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工作，支持企业挖掘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商业价值，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解决好软件间的互联互通问题，打造好以数据为中心的产业生态体系。

3.加大财税支持

中国过去的财政资金较多地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互联网经济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的情况下，应当统筹利用好现有财政专项资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平台建设、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等。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风险补偿机制，促进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互联网+”行业，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模式。

(五)培养跨界融合型人才

面对“互联网+”对融合发展的需求，应加快培养融合型人才，充分利用全球互联网人才资源。首先，为互联网人才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应完善移民、签证等制度，出台相关配套优惠政策，为高素质人才创造优良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作用，为吸引行业紧缺人才投身中国互联网创业创新和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其次，加大教育投入。高校应根据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能力设置相关专业，敢于打破现有学科的分类布局，注重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尽快引入相关专业教学中，明确兼职教师的职责和基本教学要求，注重专职与兼职教师之间的合作，提高“互联网+”领域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再次，大力开展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企业和高校可以采用人才联合培养培训模式，企业既可以在高校建立“互联网+”研发机构和实验中心，也可以联合高校建立实训基地，培养“互联网+”领域高端人才。最后，充分利用全球互联网智力资源，通过产业合作、学术交流、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引进和培养一批“互联网+”领域的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