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学的均衡结构分析

姜奇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北京 100732)

一、网络经济学的议题设置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是比传统经济(工业经济)更为复杂的经济。这种复杂不仅表现在个性化、定制、风险、不确定等现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从边缘现象变为中心现象，更表现在其背后的规律：均衡价格的确定规律，以及适应这种规律的组织与制度。复杂性范式越来越从边缘范式变为核心范式。解释信息社会中新的经济现象，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天花板。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简单性范式为天花板界限的各学科分殊中的一个分支，所有这些学科都以启蒙理性为其思维的底板。凡超出启蒙理性界限的现象必然会被视为理论上“不存在”。但复杂性现象真的不存在吗？当然存在，但它只是在应用上、细节上“现象”地存在，而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在会计和统计上也会消失。新古典经济学以同质性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理性属于启蒙理性的分支设定，或者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启蒙理性假定。凡不符合同质性假定的现象，在理论中就不存在。例如，索洛悖论就视信息经济中的异质性产出为统计上“不存在”。个性化、定制可以在现象上存在，但不可以在基本假定中存在(对均衡没有实质影响)。然而，经济学理论终究是要以对现实的解释力来论是非。当同质化的工业经济(典型如以单一品种大规模制造见长的传统中国制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让位于向复杂性转型升级的经济(典型如以小批量多品种的新时代中国创造)时，网络经济学旨在为转型升级的经济从根本上提出新的范式。通过新的范式，观察在新古典经济学天花板内看不出的事实与规律，如受限于GDP评判标准而对财富、多样化效率的观察不清问题。

由于涉及现代性水平上的范式转换(如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的转换)，新的范式必须高于启蒙理性的总体范式，结构正是这样的范式。罗姆巴赫[1]把实体、体系和结构并称为三大范式，正好对应经济现象中的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这里所提到的结构不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本体论范式。结构特指复杂性结构，背后是以复杂性为新范式。新旧范式之间的演进关系在于：同质性是无结构的(均质结构，即结构值N=1)，异质性则是内生结构(非均质结构，即结构值N>1)。只有找到对传统理性范式的这一突破点，新的经济现象才能系统地找到理论上的家。

网络经济学可以视为一种以结构方法量化的复杂性经济学。复杂性是网络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含在经济学之内。本文将新古典经济学与网络经济学的区别简化为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区别，将同质性假定称为简单性范式(其方法是原子论而非结构论)，因而新古典经济学从哲学上可以被视为简单性范式经济学，而网络经济学则是复杂性范式经济学，二者是相反镜象的对称关系。

复杂性范式经济学以复杂性(异质性)为基本假定，复杂性假定是与简单性(同质性假定)相对而言的另一种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杂性范式经济学提出的复杂性问题，既是一个形式问题，又是一个实质问题。

二、网络经济学的优先议题

网络经济学的独立问题来自两个层次：一是信息化经济学是标准经济学的推广，从N=1，推广到N>1；二是网络经济学是信息化经济学的推广，从N>1但结构不变，推广到图论的结构值内生。由此构成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合成理论。网络经济学的优先议题是未内生结构值的三维系统(品种—数量—价格)到四维系统(把品种值内生为节点与边的结构值)的逻辑转换。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清楚地分析了内生品种的均衡，网络科学也已经清楚地分析了网络(图)，但将内生品种的均衡与图联系起来的逻辑还不清楚，或者说还没有形成经济学的表述体系。

第一，图有没有均衡，因为节点与边并非均衡框架，而只是一种数量结构框架。如何在图与价格之间建立一个框架，目前仍众说纷纭，如价格是以权重的方式建立在结构内，还是以独立价格的方式进入结构，以及价格要不要考虑多元结构。一个明确的思路是，第三维问题与第四维问题之间的关系应是抽象的质与具体的质之间的转化关系。具体的质应从超平面问题中抽象出两个不同维度(如节点与边)来概括原来的N轴(度分布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例如：节点与边的二维分析法如何与均衡问题对接？社会网络分析(SNA)中哪些问题属于经济学问题，哪些不是？如何从中区分出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与应用经济学问题？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众多维度，哪些可以作为节点与边二元的派生子维度，建立起一个“抽象的具体—具体的具体”的分层次逻辑自洽体系？

第二，网络在图的层面上如何均衡。戈伊尔[2]是为数不多的将均衡问题真正从网络(图)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学者。更多的学者还是从传统二维均衡的角度分析问题，没有把质的特殊性从范式、框架层面解析出来。网络(图)作为经济学问题(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或社会学问题)从哪个角度提出来？是“图—价格”二元结构，还是图本身内生价格(如把信息价格理解为边量的权重)，甚至在价格中内生图(将价格本身结构化)，目前存在多条路径，尚不清楚哪一条最适合第四维框架体系。

三、需求既定条件下的成本论

网络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至少在一点上改变了均衡理论的内容，它把具体的复杂性程度与均衡进行了内在的绑定。在此之前，异质经济学已经能够分析出内生品种均衡点的变化轨迹，但仍分析不出不同的组织结构(如市场、企业和网络)在其中作用机制的联系和区别所在。网络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可以将市场、企业和网络区别开，看出其内在结构上的标准差异，作用于价值均衡的具体位置。从而理解资源配置方式在利用资源(即使用价值)这一点上作用于价值的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学机制。

从引入图论的方法论角度讲，均衡分析是引入图论的第三步。第一步是利用图论确定品种值；第二步是利用图论确定资源配置的结构，如市场、企业和网络利用资源的图结构的异同，资本利用的图结构等；第三步就是利用图论进行均衡分析，在这里，图论不直接出现，只是作为均衡的一个要素，即品种值出现，构成均衡的是数量与品种的二维分析(在整体上是数量—品种—价格三维分析，即广义均衡)。与此前的结构分析不同，这里的图(品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图(具体的品种)，在数学上表现为品种的超平面(由品种1、品种2……品种n构成)。由图的超平面构成的二维空间，加上价格维，构成了这里的三维均衡框架(加上这里不出现的数量，一共四维)。四维均衡框架仅仅是范围经济均衡分析，其中已假定了数量既定，这是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彻底“反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是假定品种不变，即同质性假定，研究数量与价格构成的均衡与最优；网络经济学是假定数量不变，即异质性假定，研究品种与价格构成的均衡与最优。网络经济的极限形式是范围经济且规模不经济(多样化效率而专业化无效率)，即俗称个性化和定制符合特定含义的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如3D打印(工业增量制造)。只有最极限端的个性化和定制能够在经济学上成立，网络经济(亦称数字经济、分享经济)才能放松条件到范围经济且规模经济(如大规模定制)，从而取得在经济学上彻底的独立地位。

需要明确的是，凡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其均衡点必为垄断竞争均衡。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原则分野。其中的逻辑是，新古典经济学持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隐含设定，意味着无固定成本，无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持报酬递增设定，代表着存在固定成本，因之存在报酬递增。前者以P=MC=ACmim为帕累托最优均衡，后者以P=AC为均衡点。先不论是否帕累托最优，至少限定了本文所研究的均衡主题已经同P=MC的均衡论无关，只讨论垄断竞争均衡。然而，又考虑到范围经济的全称是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分为需求经济与需求不经济、供给(主要是成本)经济与供给不经济两方面。关于范围在需求方经济与否，事实上各派经济学说均无异议，差别不大，本文不予展开。

以上原因决定，本文的均衡论主要讨论在需求既定条件下的成本论，即学术界有争论的部分。关于成本的主要争论在于，以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增长学派规模经济理论为一方，认为成本上范围不经济(越多样化，成本或平均成本越高)，推论是创新不经济[注]熊彼特因此讽刺新古典均衡为经济的“循环流转”。，个性化不经济；以中美范围经济学派为另一方，认为成本上范围经济(信息化条件下，越多样化，平均成本越低)，推论是创新是经济的、个性化也是经济的。本文将讨论平均成本从范围不经济到范围经济的全成本曲线，把均衡条件下的成本从范围不经济到经济的转变当作范围经济讨论的主要内容。

四、理论基础

在信息化与网络经济领域里具有国际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夏皮罗和瓦里安[3]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合著的《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一书主要讨论的是信息经济中信息定价、信息版本划分、版权管理、锁定、网络和正反馈、合作与兼容、标准、信息政策，以信息技术产业分析为主。他们没有把均衡理论作为聚焦点，并在总体观点上认为“不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学”[3]。范里安[注]因翻译不同，本文所提及的“范里安”与“瓦里安”实为同一人。等[4]还讨论了竞争和市场力量，以及知识产权、竞争和信息技术，对产品和价格差异化的关注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大进步，此外，他们还分析了转换成本和锁定、供给方与需求方规模经济，以及版权、专利等方面的问题。他们仍然对“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解释这个新的信息经济”表示怀疑，没有关注到范围经济是一大缺憾。总体上可以把这类研究归类在新经济增长学派中的规模经济理论项下。科马里[5]主要致力于将经济学与商业实践结合，其框架比夏皮罗和瓦里安的更全面，包括需求与供给、竞争与市场、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商业组织、生产要素等。以上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虽然各有新意，但仍没有深入到理论经济学的核心讨论问题，而仅限于利用现有经济学解释网络经济中的个别新现象。

(一)网络均衡问题的提出

真正将均衡问题作为网络经济学核心问题提出的重要著作，是戈伊尔[2]的《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在此之前，杰克逊[6]、沃斯曼和福斯特[7]、伊斯利和克莱因伯格[8]已将网络科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分析，但没有聚焦于均衡问题，所以《社会关系——网络经济学导论》应算作在同类研究中用经济学均衡框架分析网络经济问题的第一部系统专著。与夏皮罗和瓦里安的研究相比，戈伊尔的研究在深度与系统性上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夏皮罗和瓦里安的研究基本没有接触到“节点—邻边”这一网络核心特征，而戈伊尔的研究框架则完全围绕“节点—邻边”这一特性展开，在整体框架上的主要创新是进行了网络科学、社会网络分析与经济学的融合。

(二)网络效应的结构化分析

从资源配置角度，分享经济就是网络效应现象。当资源从专用状态转化为非专用状态后，就会产生典型的网络效应现象。此前，网络效应这个概念经常被用到非专用性的资源对象上，由此带来“搭便车”的问题。非专用资源用于分享，自然难以避免“搭便车”，姜奇平[9]指出非专用性资源通过适当制度安排(按使用效果付费的租金分配)，可以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对分享经济来说，要区分使用技术意义上闲置的专用资源(如共享单车)与无关技术意义上是否闲置但非专用的资源(如软件、知识)的区别，本文重点研究后者。因为前者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也可以解释，但后者只能用新的框架来解释。

对网络效应或资源在分布式节点上协同分享问题的分析步骤包括：第一步，求出给定网络的均衡(网络博弈的纳什均衡)；第二步，检验均衡如何依赖于网络中的位置；第三步，检验如果增加联接或联接重新分布，网络均衡会如何改变[2]。

网络效应分析的主题是，“个体利用网络里的地位以获取额外的私有剩余的可能性”[2]，或者说“网络地位与均衡状态下的个体收益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关系”。或者观察是否“个体的收益随着邻居的努力而增加”，或“次数更高的参与者是否会在均衡状态下赚取更多的收益”[2]。

戈伊尔的思路是个体论的，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讨论网络。本文的思路是重新建立一个整体论的框架，把效率的边界即网络相关市场的范围扩展到外部性和网络效应的外圈，而不是局限于企业。这样才能对得上分享经济的议题。

如此一来，效率从企业向外的溢出就不再是一种不正常的泄露与流失，而以分享形式(非专用方式)变成均衡的内生环节。这样一个框架与基于资本专用性现有框架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将租金回报机制内生进来。如果有了租金回报，外部性的含义就变了，变成了正常的使用分享和利益交换。实质是固定成本与风险之间围绕收益的一种对冲。

戈伊尔第三步的启示是，使用分享也有一个网络结构问题，因为分享的单位不是企业，而是网络(再次强调网络是与企业并列的配置形式)。分享的对象不是企业中的下属，而是一个具体的网络复杂性结构中不确定的节点及度分布。正是这种结构，在风险化解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外部性和传统网络效应理论只看到资源被分享，没有看到风险被分散，因而成本分析与收益分析是不对等的。其作用是在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定条件下(即商业复杂性条件下)，以外部性、网络效应的形式，保障企业以一个较低的分成比例，但具有较高的绝对数量，实现保值增值；或以一个较高的分成比例和分散的绝对数量，实现高风险高收益。

检验一个均衡如何随网络结构的变化而改变[2]，首先要“认识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从中获益的总体努力——自己的努力加上邻居的努力——的一般性质”[2]。即内生结构与不内生结构有什么不同。检验均衡的存在性和网络结构的关系需要分两种情况：存在“搭便车”(参与者从邻居那里获得更多)，与不存在“搭便车”(靠自己努力获得更多)。这相当于在测度企业与网络的不同。

1.专业化均衡

网络是不同于市场的结构。尽管专业化均衡存在于“缺乏分享”的环境中，即处在资本专用性的条件下，但还是可能存在不同于市场的网络结构，表现为在反映结构特征的网络地位这一指标上，同时存在专家和免费搭车者，因为邻接关系的不同，这样的结构不是均质的。

实际上，在专用性前提下，如果网络结构类似企业或异质完全竞争市场(即P=AC)，相对于同质完全竞争市场(MR=MC)，形成的应该是垄断竞争均衡(P=AC)。“次数更高的下接参与者是否会在均衡状态下赚取更多的收益”[2]，这具有垄断竞争均衡的味道，意思是零利润之上的利润是否可能因为仅令网络存在这一因素而出现。这直接是内生网络的题面本身。“充分的专用”并不能保证不存在“搭便车”现象。与非网络分析不同，这里需要内生结构，然后观察引入结构后，情况会有何种变化。

内生结构的方式是问：参与者(节点)与邻居(带边的节点)的关系，即“在任何一个网络的均衡里，都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者：一类是自己没有努力但从邻居那里获得超过总体努力S的参与者，另一类是从邻居那里获得的总体努力少于S，然而自己通过努力填补与S之间的差距的参与者”[2]。通过可以显示结构特征值的检测，观察每个参与者选择自然率或经济利润为零的均衡的可能性。S在此可以理解为自然率，一种情况是在自然率之上，另一种情况是在自然率之下，涉及谁吃亏、谁占便宜的结构化博弈。

在此情况下，由于结构因素(网络分享)使效率溢出均衡偏离同质完全竞争，相当于出现租值耗散。这可以转化为垄断竞争下的双层规划问题。在一般研究中，通常设想结构是一个集中的拥有者面对分布式的使用者的关系。要具体分析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具体邻接关系。这里的研究是把个体关系汇总为整体关系后的结果。

2.分布的均衡

这里主要指不存在网络的市场。企业在均衡状态限制外部性，以避免效率流失，有网络与无网络没什么区别，因而没有“搭便车”，形成的是“分布的均衡”[2]。一方面，“分布的均衡不可能在一个星状网络里存在”[2]；另一方面，“在正则网络里，分布的均衡会自然出现”[2]。正则网络是指网络每个节点都有相同数目的联接，这是一个均质网络，即同质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人人努力映射的是边的均质性，由于同质完全竞争，人人变得均质化。可以认为市场就是正则网络这一作为特例的网络。在这一方法中，网络结构围绕是否存在同质完全竞争(完全市场竞争)的企业条件下“搭便车”的外部性，分成两种反映邻接关系的结构，体现在分享经济中，则表现为：在平台经济中，自己的努力是指固定成本的付出，邻居的努力是可变成本的付出；在生态经济中，自己的努力和邻居的努力，可以理解为双边市场中两个边的成本付出。这时的“搭便车”，不如说是互补共赢。多出的部分可归于网络结构中超出简单性的复杂性。

但这一方法同样忽略了分享经济中的租金机制，因而可能是不全面的。对分享经济来说，“搭便车”意味着分享，即“使用而非拥有”。只不过分享得不到租金回报，更全面的思考是分析得与失对均衡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失去租值的影响。至于网络效应，对于分享经济来说，主要涉及效能问题，或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应从效能角度研究将网络视为固定成本因经济主体(行为模式)从企业(星状网络)转向网络(不均质)而在分摊过程中引起的均衡变化。

戈伊尔的结构化分析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局限，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平台经济在网络经济中的广泛存在，没有从双层结构角度观察问题。所有的分享(外部性)问题都是在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不区分的单层结构中讨论的。

五、均衡框架

(一)内生范围经济的三维均衡

在理解更抽象的四维理论之前，首先了解作为基础的三维理论。三维理论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内生品种的数量—价格均衡理论(内生品种的垄断竞争理论)，斯蒂格里茨和克鲁格曼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三维是指品种—数量—价格三维，它相对的是标准经济学中的二维，即数量—价格。三维均衡与二维均衡相比，在代数上，一元函数(以数量为单变量)一律变成二元函数(数量—品种二元变量)；在几何上表现为，供给曲线变成了供给曲面，需求曲线变成了需求曲面。这是数学形式上的改变，实质性的改变在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将二维的均衡与最优视为常态，认为构成第三维的均衡与最优(垄断竞争均衡与最优)是不稳定的、“短期”的现象，是资源流动不充分的结果。而网络经济学坚持认为，从三维均衡(内生品种后的广义均衡)和三维最优(内生品种后的广义最优)角度看，数量—价格均衡与最优(所谓完全竞争均衡与最优，实际是同质完全竞争均衡与最优)与品种—价格均衡与最优(所谓垄断竞争均衡与最优，实际是异质完全竞争最优)，在谁代表经济常态(更不用说经济“新常态”)上，至少具有数学上的同等地位。这种争论的实践背景是供给方面的创新与需求方面的个性化、定制，在资源充分流动的条件下，到底是否代表经济“新常态”。在摆脱工业化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可以发现，广义的帕累托最优点其实在“两市场均衡价格决定”的点，而不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认为的那个排斥了创新与个性化的完全竞争最优点。

(二)第四维结构化视角的范围经济

本文定位于以平台为固定成本、在整个网络中分享利用资源的内生复杂性范围经济。内生复杂性在三维上表现为内生品种，在四维上表现为内生复杂网络结构。四维结构通过品种超平面，即具体的图的超平面来展开表现。对应现实，三维均衡可以很好地解释平台经济，但对生态经济的解释力下降，这时需要四维均衡补充边的结构，以显示去中心、扁平化的生态网络。

本文采用的数学方法，借鉴超平面方法来分析本质上不同的异质范围经济问题。多产品范围经济中的每个产品是由具体的数量与抽象价格形成的二维空间构成的。对应内生(由节点与边构成的)结构的第四个维度，相当于建立了具体的度分布量值与价格的关联。

但中美范围经济理论有一个本质区别，美国的范围经济理论是多产品范围经济理论，中国的范围经济理论是多品种范围经济理论。区别在于，前者坚持同质性假定(没有内生品种)，后者坚持异质性假定(内生了品种)。内生品种的数学方法反而是从不承认范围经济(认为范围不经济)的规模经济理论(D—S模型)中借鉴来的。方法上的不同在于：第一，多产品范围经济以不同产品的数量轴展开，本质上属于同一维度(数量轴)的二维展开，二维之间的质是相同的。而多品种范围经济的超平面以图定义的品种轴展开，图的二维(节点与边)的质是不同的。本文借鉴超平面方法只是将产品数量替代为品种数量(从而将同质规模经济且范围经济替代为异质范围经济)，在超平面上展开的并不是数量本身，而是具体的图。第二，对第四维的量化(也就是图的量化)靠的是标准化的度分布值，但用在超平面上，不再是以度分布为N轴上的连续数列，而是把这些值在超平面的截面上以一定规则呈现。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与美国范围经济采用的数学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主要不同在于对质性的理解完全相反。这一点并不影响数学本身。换句话说，中美范围经济理论的不同在于对数学解释的对象定义，是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几乎完全等价于当年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的争论。张伯仑与罗宾逊夫人的争论中不涉及数学，数学(均衡价格的数学定位)是完全一样的，不同在于对这个点的解释，前者认为是异质点(所以叫异质完全竞争)，后者认为是同质点(所以叫同质不完全竞争)。发展到后来，情况明朗起来：前者可以发展出品种(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而后者永远封闭在数量分析中，就象美国范围经济学派那样。

在品种—数量均衡分析中，范围经济是成本分析中的另一端。范围经济进入理论经济学家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它本身的存在资格还有争议。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只要一提报酬递增，如果不特别指出，一般经济学家都会认为是指规模报酬递增，有的科教书甚至直接定义报酬递增即规模报酬递增。可见，即使在专业经济学家心目中，也经常没有范围报酬递增，以及它所对应的范围经济的位置。

在实践中，范围经济是阿里巴巴的经营哲学，代表着对互联网经济之道的最高理解。在笔者看来，范围经济在理论上代表的是品种的经济性问题。也就是类似“品种越多，成本越高，还是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样的问题。这在实践中涉及的是小到底美不美，个性化、定制从根上成立不成立的问题，因而是网络经济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推到价值论，它还是异质性的经济性问题，涉及从均衡观点看，异质性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的问题。这是能不能从根本上接纳创新的问题(因为创新的本质就是用异质性打破同质性)，相当于承认不承认熊彼特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中国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到底有没有根本上的合法性的问题。

如果不设立这项研究，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设定，一定是品种越多，成本越高，即范围不经济，正如在D—S模型中看到的那样。索洛悖论的立论中也丝毫没有考虑相反的可能。但这充其量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验事实，是一个在逻辑上未加证明的不缜密的假设。范围经济恰好是与这种似乎不证自明的假设相反的真实情况。更“糟”的是，信息技术越发展，范围不经济这个假设就越不成立。

然而，当真正从均衡的条件来分析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时，却发现迄今为止的范围经济研究并不完善。钱德勒的范围经济研究是从经济史角度立论的——更不用说托夫勒与安德森进行的只是经验现象的描述——都缺乏严格的均衡证明；Panzar[10]的范围经济研究，集范围经济研究之大成，均衡建模十分严格，但由于没有设立品种轴，是在数量轴上展开的间接分析，因而很难与一般的规模经济接轨进行比较。在揭开答案之前，首先从Panzar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入手，展开对现有范围经济体系的详细述评。这样至少可以知道两件事，一是范围经济的均衡分析已经完全实现，这正好可以补充讨论规模经济D—S模型的空白；二是范围经济的均衡分析，可以有从价值论到方法论截然不同，但计算结果却可能一致的两种不同途径。

(三)两种范围经济

网络经济学的均衡问题，在于把第三维均衡(内生品种的均衡)深化到第四维均衡(内生图的均衡)。第四维的对象——图——代表的是具体的质。但量化方法仍然要利用数学进行抽象，图是对具体的质的数学抽象。把经济学中的一切现象理解为图，意味着从原子论(代表同质性)和关系论(代表异质性)结合形成的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事物。其中的现实问题是要解释多样化效率(如质量现象、创新现象、个性化和定制现象、社交现象)，以及存在固定成本(如沉淀成本)条件下的范围报酬递增(如平台经济、生态经济、分享经济等)，建立其均衡模型。旨在将具体的局部现象联接为一个整体。

这与分析具体质的方法(如社会网络分析)应具有对应的关系，将社会网络分析转化为经济学的方法。例如，引入平均值分析方法，将边际分析无法解决的异质性计量问题，转化为垄断竞争均衡价格和租值计算。还要解决个量与总量的转化问题，如社会资本与特别节点的关系问题，或结构洞理论所讨论的问题。

本文结合图论，通过射线平均成本方法，将边际分析改造为平均分析，以得到经典范围经济结论。有助于发现网红背后的规律。主要发现是，市场、企业和网络的不同，既体现在第一种范围经济上(主要由节点定义的N值的多少不同而定)，更体现在度分布的不同之上，度分布越是异质的，平均成本定义的范围经济性越强。这是经济学中闻所未闻的新知，是通过四维分析了解到的情况。将两种范围经济(范围的规模与范围的范围)相综合，就形成了不算数量Q的品种—品种—价格三维分析。其中，N轴不再仅由节点数的多少而定，而是按图的特征值转化的图值大小而定。在四维的超平面中要分析的已不是图值的简单大小，而是其结构。更主要的是把这种代表具体质性的结构加以量化后，与垄断竞争均衡价格进行建模分析，找出其中的广义均衡和广义帕累托最优规律。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品种—数量—价格”三维分析中一元的图值代表N；而升维成“品种—品种—数量—价格”四维后，N转化为二元，一是纵轴，仅代表节点数(代表质的量性这种抽象)；二是由诸多不同质的品种构成的超平面形成的横切面相对于价格的高低，则代表边分布(代表质的“质性”这种具体，如关系的邻接性质是怎样的，或一种质的具体规定性是怎样的)。从成本角度说，综合的范围经济(三维的范围经济)是具体的质与抽象的质这二元现象的综合，一元代表节点复杂度(主要是多样性程度)而呈现的平均成本变化；另一元代表由边的分布特征(边的复杂度)不同而带来的平均成本变化。其中，边的复杂度代表的就是具体复杂性。由二者形成的幂律分布，体现了某种标度不变性，即节点与边的无差异曲线比例关系的不变性。对应现象就是无标度网络中的长尾现象这种有规律的特征。品种—品种超平面上的长尾，与品种—数量平面上的长尾表示的意思完全不同。后者代表的是专业化效率与多样化效率之间的均衡配比(多少品种的多少批量达到均衡)，前者代表是多样化效率与多样化效率之间的均衡配比，即多么离散的多样性分布与多么独特的质的配合达到质的均衡。举例来说，音乐四重奏中听众的小众化分布即个性化听众的数量与乐章本身语义辩识度或可引起共鸣的情感体验的细致程度之间恰到好处的结合，恰到好处的结合引起的就是所谓的爆发——网红或爆款。

在网络结构均衡分析中，市场和企业都不再是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以网络即平台和生态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平台是固定成本的单位，固定成本的分享构成了网络的边界(相关市场的边界)。这是笔者坚决反对在反垄断案中仅仅按平台企业本身的边界划分相关市场边界(效率边界)的原因。不再以企业划分相关市场，而是按固定成本的分享范围划分经济单位。这是使用的逻辑，而非拥有的逻辑。拥有权必须复归使用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基础上的正当性。而且特别需要注意一点，这时的资源不仅限于闲置资源，更主要的辩识性概念是非排他性使用。因为分享不仅仅是单车可以有几个小时从闲置状态变为使用状态(一个人骑时，另一个不可能同时骑)，更在于知识在整个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同时被非排他性地使用这种分享，尤其是当资本(如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知识资产、数字生产资料或数字资源等)在整个平台价值网络或生态价值网络中非专用地分享使用时。这也是笔者反对把分享经济研究窄化为闲置资源利用的原因。范围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可竞争市场理论有关。1982年，鲍莫尔与美国西北大学教授Panza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Willig一起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一书，标志着系统化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形成。

六、展望：从两两均衡到全局均衡

图均衡是网络均衡不同于标准均衡(包括三维均衡)之处。图均衡的本质性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分布式均衡，其最优是情境最优。与图均衡相比，传统均衡只是图均衡的一种特例。这种特例相当于把所有情境均衡、情境最优，都转化为标准的全局最优。

具体到图论分析来说，情境均衡是以两两均衡(一对一精准匹配)形式表现的P2P式均衡，是全局均衡的分布式形态。两两均衡既可能是小农式的，也可能是网络式的。前者与全局均衡是否定关系，后者与全局均衡是扬弃关系。

两两均衡与小农经济的明显区别，在于技术上的“无需远行，无需久等”，权利上的全网分享，其内在含义在于，由近及远，连接一切，分享一切，其两两均衡与全局均衡，是全息的，都体现着互利的关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的帕累托最优，不仅仅是关于全局的最优，而且是全局最优与两两最优的全息结合。

本文从网络经济的结构分析中得出的资源配置结论是，分享本身与网络是同一个概念，分享即网络，网络即分享。局部即整体，整体即局部。平台是分享的一种特例形式，其特殊性表现在，以企业方式经营固定成本，与其价值网络上的利益相关人进行围绕使用的分享和分成。在推广的形式中，平台融入整个网络之中，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知识，其回报就是付出本身。因为在人本之外，并无别的(社会)存在。人并不异于社会。

均衡论的本质是自由论，而实现的是何种自由，如何实现，“网络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11]，在均衡论水平，最终变成网络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意思是，原来的市场自由、企业自由，不过是规则化节点(同质化、社会化个人)的自由，以及固定的中心节点(精英)的自由。这种自由到了网络结构中，必须从节点与边的双重异质化，分别进化为异质的边的自由(个性化的自由选择)与分布式节点的自由(草根的自由选择)合成的网络自由。而网络均衡就是保证这种波粒二象性自由得以实现的秩序，简称自由秩序。网络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工程师在楼道里布线以更好提速降价的具体计算问题，而是讨论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如何因合理而最终变为现实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