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气到机构:稷下之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兴起和发展

吕文明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东方大国齐国兴建的集文化教育、学术交流和资政服务功能于一体的专门机构,自汉代以来,文献中多有记载,但稷下学宫的具体位置却被掩埋在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谜。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在齐故城临淄进行探索和发掘,逐渐找到疑似稷下学宫的建筑基址群。在对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稷下学宫的命名、位置和兴建时间等都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而进一步深入思考稷下之学兴起和发展的全过程。

一、是否确有一个稷下学宫?——从“稷下学宫”的称谓说起

今人研究稷下学宫,往往将其看作一个学术或教育机构,认为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曾经有一处建筑名为稷下学宫,这个地方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学者争鸣议论,形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但是,翻检历代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其实从未出现过“稷下学宫”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的提出者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9月26日完成的《庄子的批判》中首次使用了“稷下学宫”:“但即使认为是假托吧,在当时各国都在竞争着养士的时候,至少像齐国的稷下学宫也正很兴旺。”(1)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他后来在撰写《荀子的批判》时继续使用这一名称。而在此前的9月19日,他撰写《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时还只是称“稷下之学”:“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2)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20-121页。可以看出,“稷下学宫”的称谓在郭沫若这里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之后才出现的。所以,“稷下学宫”不是一个历史固有称谓,而是现代学者对古代学术问题的一种认识,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名词。那这个学术机构的真实称谓到底是什么?我们还需要通过文献进一步分析研究。

文献中最早出现“稷下”是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3)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89-290页。《韩非子》是后人搜集韩非遗作并加入部分评论文章编纂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详,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韩非所作。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认为,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公元前233年(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98页。,所以《韩非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撰写于战国晚期。韩非师从荀子,公元前253年荀子离开稷下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韩非在此前后投到荀子门下,“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5)《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12页。。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生活时间较长,熟知稷下人文掌故,作为荀子的弟子,韩非所言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应该比较可信。

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到“稷下学士”和“稷下先生”,《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6)《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2296页。《孟子荀卿列传》亦载:“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7)《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851页。至于这些称谓的具体来源,司马迁没有提及,他应该是受到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献的影响而提出来的(8)《慎子·内篇》中有关于“稷下先生”的记载:“稷下先生皆轻忌,以谓设以辞不能及。”(慎到撰,王斯睿校正,黄曙辉点校:《慎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司马迁距离战国末年稷下学宫消亡不过一百余年,当时尚有多种文献可见,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史记》中并没有专门论及稷下之学,对其发展消亡过程缺乏完整记载,只是在《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子荀卿列传》中偶然提及,因为这些人物的主要活动轨迹是在战国时期,所以司马迁所描述的稷下之学也主要是这一时期的活动。这就给后人造成一种印象:稷下之学的出现和发展就是在战国时期。

司马迁之后,学界对稷下之学的关注一直延续着他的指向,聚焦于战国时期的桓公、威王和宣王三代,更有学者结合司马迁的描述对稷下学宫的兴建时间及具体位置进行讨论,如西汉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9)《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条《集解》引《别录》,第2297页。司马迁只是提到齐宣王时期学者众多,而没有提到学者的集会问题;刘向认为齐国的“谈说之士”定期在稷门附近集会,但却没有提到集会的具体地点和机构。徐幹《中论》载:“昔齐宣王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10)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1页。徐幹提到了具体的机构名称“稷下之官”,这里的“官”就是馆的意思,何绍基《跋陆次山藏潘校官碑拓本》云:“校官者,学舍也。‘官’字从宀,凡从宀之字,皆以屋室为义也。”(11)何绍基撰,汪政点校:《东洲草堂金石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74页。“稷下之官”是指贤士集会的地方,但是否就是刘向所说的“谈说之士期会”之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两汉以后,人们对于稷下之学的认识基本是沿着司马迁、刘向、徐幹的记载向前推进,并有部分学者专门到临淄齐故城进行考察。西晋学者司马彪《郡国志》曰:“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莒子如齐,盟于稷门,此也。”(12)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居处部四》“堂”条引《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58页。东晋虞喜言:“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13)《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条《索隐》引虞喜语,第2297页。十六国时期,南燕国临淄人晏谟《齐地记》亦载:“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14)《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稷下”条《索隐》引《齐地记》,第2297页。元代于钦《齐乘》又载:“又有稷门,下立学舍。所谓‘稷下学’,齐宣王聚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髠、田骈、驺奭、接子、慎到、环渊之徒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号‘稷下学士’。荀卿尝为稷下祭酒。”(15)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卷四《城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87页。可以看出,后世学者对稷下之学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稷下学宫作为建筑和机构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他们分别以“讲堂”“馆”“讲室”“学舍”等相称,并关注到具体位置。不管他们所说是否准确,都让后世人把对稷下学宫的印象牢牢地定位在学术机构上,进而将其兴起时间锁定在战国时期。这都缘起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司马迁之后的文献记载的地理位置又是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平添了稷下学宫的神秘性。

可以看出,“稷下学宫”这个称谓的形成,实际是源于司马迁将稷下之学定位在齐宣王时期而引发的学术关注。学者们结合文献记载和看到的讲堂遗址,就认为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曾经有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到郭沫若时代,这样的观点已经成型,郭沫若大胆地将历代学者呼之欲出的“稷下学宫”提出来,但后世研究稷下学的人比较少,“稷下学宫”的称谓逐渐淡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稷下学研究的重新兴起,学者们再次把郭沫若命名的“稷下学宫”找出来,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反复提及,直到今天正式成为这个学术机构的名字。虽然历史上没有“稷下学宫”这个名字,但并不能否认战国时期的临淄确实出现过这样一个学术机构。

二、考古和文献所见稷下学宫相关地理位置问题探索

学界几乎非常一致的看法是稷下学宫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有关,只有少数人认为与后稷祠有关。关于临淄的后稷祠,《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1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471页。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地方以稷命名,刘敦愿等释《齐乘》曰:

鲁城亦有稷门(见《左传》定公五年、哀公八年)、稷下(定公八年),齐、宋、晋、楚均有以稷名地的(分别见昭公十年、桓公二年、宣公十五年、定公五年)。稷当系祭稷之地,稷门当是近稷之门,或通往祭稷之地,或社稷所在。(17)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卷四《城郭》,第289页。

齐国都城临淄之稷门也与祭祀后稷有关,《齐乘》载:“稷山○临淄西南十三里。《隋志》曰临淄有稷山,《齐记补》曰山旧有后稷祠,故名。”(18)于钦撰,刘敦愿、宋百川、刘伯勤校释:《齐乘校释》卷一《山水》,第26页。稷山上的后稷祠建于何时史料无载,似与文献所载之郊祀制度有关,《左传·襄公七年》载:“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19)《春秋左传正义》卷三○《襄公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206页。《史记·封禅书》载:“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20)《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34页。齐国第一代国君姜太公,不仅是周朝的开国元勋,而且是周武王岳父、周成王外祖(21)《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邑姜,齐太公女,晋唐叔之母。”(《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470页),因此,西周时期的齐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齐国国君“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22)《礼记正义》卷七《檀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774页。。基于这样的关系,郊祀后稷应是齐国的重要祀典。王肃曰:“配天,于南郊祀之。”(2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配天”条《集解》引王肃语,第1634页。稷山在临淄城西南十三里,正符合到南郊祭祀后稷以祈祷农事的要求。稷门是邻近稷山上的后稷祠而建,因此所谓稷下之学与后稷祠有关,实际也是与稷门有关。

关于稷门,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现在主要有小城南西门(24)清代学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三“申池”条载:“其南曰稷门……盖齐人于稷门立学舍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0页)刘敦愿持相同观点,其《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言:“小城有两个南门,大约可以稷门与扬门当之。”(刘敦愿:《刘敦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10页)、小城西门(25)刘文熙、张龙海等认为,稷门应当紧邻系水,是齐城之西门,而现在小城西门附近有一条“黉大道”,黉即学府之意,由此综合判断稷门为小城西门。此说支持者较多。、大城南西门(26)曲英杰、白云翔等认为,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为稷门,但对其具体位置有不同认识。、大城西北门(27)李剑、宋玉顺等认为,大城北部有一条东西干道,城外邵家圈村发现大量战国树木纹瓦当,并出土明代“稷下”碑文,所以推测稷门在此。等几种观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齐故城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大城自西周开始营建,到春秋晚期形成宏大规模;小城则是由田齐政权营建,约建于战国早中期(28)20世纪50年代,山东省文化局组成的临淄考古队通过发掘已经得出结论:“古城西南方小城、即一般所谓营丘小城者,过去认为年代较早;经调查知道,该城夯土墙的时代最早不过战国。”(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第297页)。如果稷门是小城西门或南西门,则其营建时间应为战国时期,如此一来,文献中的许多记载便会自相矛盾。《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29)《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昭公二十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560页。鲁昭公二十二年为公元前520年,属于春秋晚期,这时候还没有小城,稷门又如何可能是小城之门?此外,《左传·昭公十年》载:“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30)《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昭公十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471页。公元前532年,齐国大夫陈氏、鲍氏与高氏、栾氏发生冲突,双方在稷、庄交战。可以看出,稷、稷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所以稷门应为大城之门。而大城西北门距离稷山较远,且门外城郊多为战国时期的制陶作坊遗址,系水与大城西墙之间又很狭窄,不适合建大型建筑群,所以稷门不可能是大城西北门。在曲英杰、白云翔等明确提出稷门为大城南垣西首门之前,1972年发表的《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中已经指出,“比较能肯定的只有小城西门曰申门,大城西门曰雍门,稷门为南门,广门为大城东门”(31)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第54页。,但稷门到底是南边哪座门还不得而知。清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载:“臣谨按:《隋志》:‘临淄有稷山。’《齐记补》:‘上有后稷祠,故名。’今临淄县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或曰稷下之名以此。”(32)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525页。按照稷山在临淄西南的方位,稷门为大城南西门之说较为可信,此门与稷山相对,是齐国国君出城进行郊祀的必经之路。

其稷门当为原大城南垣西门。临淄城西南有稷山,与此门相对,故因以为名。后扩筑西南小城,此稷门亦不存,而遗“稷下”之名。田齐桓公曾在此一带筑“稷下之宫”,养士兴学。(35)曲英杰:《〈春秋〉经传有关齐都临淄城的记述》,《管子学刊》1996年第2期,第48页。

杨宽结合考古发现对此亦有论述: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可以断定临淄大郭的时代早于小城。检查大郭西南角和小城交接的地方,把交接处的截面解剖,可以证明大郭原来作完整的长方形,它之所以缺掉西南的一角,是小城建筑的时候伸进来而截去的,现在大郭的西墙还有一段向南延伸到小城内的残迹一百多米,足以证明。(36)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结合文献中“莒子如齐”与“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之说的相互矛盾,从今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城西门外发现的疑似稷下学宫的建筑基址群来看,稷门应该是临淄大城南西门,战国时期因为修建小城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被新建的小城西门所沿用,因此,稷门为大城南西门和小城西门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

据齐故城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资料推断,小城的营建时间应是齐威王时期。田氏代齐以后,第一代齐侯田和在位仅两年,后继者废公田剡和桓公田午分别在位10年、18年,这一时期的齐国并不强大,经常遭受周边诸侯国侵扰。齐威王即位之初,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改变,“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37)《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2289页。。后来齐威王励精图治,进行政治改革,选贤任能,国力日强,这时候齐国才有足够的财力营建宫城。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大,齐国君臣开始有了成就霸业的想法,齐威王便将齐国本就非常重视的招贤纳士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营建宫城时一体规划建造了稷下学宫,用于招揽人才、争鸣议论。徐幹《中论》中所说齐桓公开始营建稷下学宫并不准确,应该是齐威王时期,这从他后面提到的“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便可以看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孟子第一次游齐约在齐威王七年(前350),此时孟子约40岁,钱穆《孟子不列稷下考》言:“桓公之卒,孟子年不过三十,谓其已游齐,亦恐不然。”(3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72-273页。

但是,如果据此就说稷下之学兴起于齐威王时期则又过于草率和片面,稷下之学与稷下学宫是两个概念,稷下学宫是稷下之学发展演进的结果,齐威王时期是稷下之学从风气到机构的定型时期。稷下学宫绝不可能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机构和建筑,它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后世学者对此事的了解大多是源于文献和口口相传,他们即使亲自到了齐故城,看到很多建筑遗址,也很难搞清楚真正的稷下学宫到底在什么地方。关于学宫位置的最早记载是刘向《别录》中的“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后世学者顺着这条线索寻找,在系水两边看到很多建筑遗址,认为这就是稷下学宫,如晏谟《齐地记》载:“临淄城西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39)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居处部四》“堂”条引《齐地记》,第857页。郦道元《水经注·淄水》亦载:“系水傍城北流,径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40)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六《淄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7页。这些文献都是把“临淄西门”“系水”“稷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很容易将大城西门当作“稷门”。但是,系水从小城西北的申池发源之后,沿大城城墙以西向北流,在系水和大城西城墙之间的狭窄地带不可能营建大规模集会讲学之所。小城西门外如果有稷下学宫,那么从学宫位置往北就是郦道元所谓“水次有故封处”,但这未必就是稷下学宫,而极有可能是稷下先生们的“列第”。史料记载,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候有几千人,这几千人如果同时在里面学习、辩论、生活,则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现在小城西门外发掘的疑似稷下学宫的建筑基址群,单就发掘面积来看,绝对不可能同时容纳几千人在里面生活居住,这里应该只是他们集会和讲学的地方。

综上所述,稷下学宫因为建在稷门附近而得名,而稷门原为临淄大城南西门,战国时期因为修建小城而毁弃,“稷门”之名遂被沿用至新建的小城西门。据此来看,稷下学宫应兴建于战国时期,与小城一体规划并一体建设,今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城西门外发掘的建筑基址群,符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应该就是学界所谓的稷下学宫。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司马迁的《史记》和历代文献所记载的“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稷下学”“稷下之学”还透露着这样一种信号:稷下学宫不只是一个学术机构,它还代表了一种学术风气,从风气到机构的发展,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时间,战国时期形成的稷下学宫是这种风气发展的一个高峰。

三、啧室之议、庭燎与稷下之学在春秋时期的兴起

吕思勉说:

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4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页。

任何一种学术风气都不可能突然出现,其兴起和发展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在稷下学宫建成之前,齐国都城临淄早已形成一种议论的风气,这种风气曾经推动了齐国的发展,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因此而被齐国人牢牢铭记。到了战国时期,田齐政权要重振齐国雄风,便再次将这种风气激发出来,借修建宫城之机而建成稷下学宫这一特殊的学术机构。其过程到底如何,还需要系统考察齐国的国策和学术风气。

齐国的建立者姜太公曾辅佐武王伐纣,有大功于天下,首封齐国。他出身低微,早年经历颇为坎坷,《战国策》云:“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42)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七《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6页。《尉缭子》亦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43)尉缭撰:《尉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6册,第79页。《韩诗外传》亦曰:“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44)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4页。刘向《说苑·尊贤》亦载:“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45)刘向:《说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66页。这些文献虽然说法不一,但都大致透露出姜太公曾长时间从事底层劳作,直到七十多岁才得遇文王,成为周的贤臣。所以,姜太公对于人才的重要性以及要为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被封到齐国以后,实行的重要政策就是“尊贤尚功”。《吕氏春秋·长见》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4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55页。《淮南子·齐俗》亦载:“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47)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65页。“尊贤”就是不计较出身,只要能力强,品质好,便加以尊重和任用。“尚功”则是在评人论事中以贡献、政绩作为衡量尺度,而不管其名分如何。姜太公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对通过考核且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远近,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用人政策对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思想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有力地推动了齐国的发展,“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48)《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1793页。,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但是,齐国的发展在第十四代国君齐襄公时发生了变化,齐襄公荒淫无道,导致齐国内乱不止,元气大伤,所以齐桓公即位后第一次见到管仲就提及此事:

“优笑在前,贤材在后”与“尊贤尚功”的治国方针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齐襄公最后被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弑杀,齐国也陷入内乱。齐桓公从即位之初就努力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他重新重视人才,除了在国内举贤用能,同时还派人到其他诸侯国搜求人才,《国语·齐语》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50)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第157页。而最为重要的是,管仲为齐桓公献策“啧室之议”,开启了齐国成立专门机构争鸣议论的风气。《管子·桓公问第五十六》载:

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5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八《桓公问第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157页。

管仲在列举了黄帝的明台之议、尧的衢室之问、舜的告善之旌、禹的立谏鼓于朝、汤的总街之庭和武王的灵台之复后,提出实行“啧室之议”。他所列举的古圣先贤都能从善如流、虚心纳谏,而且,他们实行的措施大多与具体的建筑相联系,因此,“啧室”应该也是一个类似的议事机构。杨伯峻注《左传·定公四年》“啧有烦言”:“啧,《说文》:‘大呼也。’《荀子·正名篇》‘啧然而不类’,杨倞注:‘争言也。’又作謮,忿怒而责备之义。烦言,争论不一。句谓互相怒争而言论分歧。”(52)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535页。所谓啧室,就是议论时政、国君纳谏的地方,它是仿效明台、衢室、灵台等设立的谏诤和言事机构。黄帝、尧、舜、禹、汤和周武王设立求贤纳谏的机构,既能招揽人才,又能明晰自己的得失,所以他们都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成为贤哲圣王。齐桓公欲要振兴齐国成就霸业,则必须仿照古圣先王的做法,但是,齐国在还没有振兴以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招揽人才,为此齐桓公又设置“庭燎”,表现出对人才的极大尊重。

《说苑·尊贤》载:“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53)刘向:《说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69页。齐桓公用“庭燎”之礼招揽人才,那何谓“庭燎”呢?《诗经·小雅·庭燎》载:“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孔颖达疏:“庭燎者,树之于庭,燎之为明,是烛之大者。”(54)《毛诗正义》卷一一《小雅·庭燎》,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924-925页。《周礼·司烜氏》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郑玄注:“坟,大也。”(55)《周礼注疏》卷三六《司烜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913页。可见,庭燎是古代国家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在庭中燃起的大烛。《礼记·郊特牲》又云:“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郑玄注:“僭天子也。”(56)《礼记正义》卷二五《郊特牲第十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134页。据《大戴礼记》所载,古代根据爵位高低,所用庭燎之数有一定差别,天子一百,公爵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齐桓公僭用天子之礼以“庭燎之百”待士,而且用于接待献“九九之术”的“东野鄙人”,所以天下贤士争相奔赴。通过设置“啧室之议”广泛听取建议,又用“庭燎”之礼以待贤士,齐国延续“尊贤尚功”的国策,形成主动招揽人才和议论争鸣的良好风气。这样的政策与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景象颇为相似:

齐桓公这一措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齐国养士与别国养士的重要区别。这一措施为齐国开辟了一条由国家独立培养士的新路,对于齐国文化的繁荣昌盛和齐国国势的长盛不衰,特别是对于稷下学宫的最后出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稷下学宫的创立,可以说就是这一措施的继续,就是这一政策的最终产物。(57)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8页。

如果沿着稷下学宫向上追溯,我们很容易在齐桓公这里找到一种期会的雏形,只不过齐桓公的时候,贤士们讨论的主题是政治,而稷下诸子讨论的主题是学术,当然也有政治,但政治已不是主体而且开始学术化,这是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

这种不同的出现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政治社会变迁导致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白奚说: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乱,人们常以“礼崩乐坏”来概括。礼乐作为社会上层的行为规范,不仅标示着一种社会制度和秩序,而且包含着人们对此种制度和秩序的认可和由此形成的思想传统,因而它同时又标示着一种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礼崩乐坏”不仅是这一统治秩序的崩坏,同时又是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危机。它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使得人们的思想更自由,有利于新的思想学说的出现。(58)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13-14页。

春秋晚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贵族阶级迅速衰落,世袭社会开始解体,士这个新兴的文化阶层便应运而生。原有的“学在官府”格局被打破,学术开始下移,并进入独立发展的状态,政治与学术逐渐分野,学术成为士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田齐政权在获得周天子承认后,便继续推行姜齐时期“尊贤尚功”的国策,并仿效齐桓公设立“啧室之议”而创建新的议政咨询机构。此时各国都在开展变法活动,并广招人才,如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秦国重用商鞅等,但各国都过分强调实用主义,强调变法和人才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没有形成浓厚的学术风气。齐国因为有厚重的文化积累和三百年的养士传统,所以它对议政咨询机构的定位与其他国家不同,而是将议政咨询与国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培养和招揽人才的新路,并形成新的学术风气。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这种观点还需进一步论证,但是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稷下学宫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作为学习和议论的平台,而且开展教学活动的人数众多。荀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说明当时的稷下学宫有专门的负责人,而且有定期任命或考选制度。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订,《管子·弟子职》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对学生的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品德修养等都有具体规定。春秋末期开始兴起的私学教育和地主阶层的发展,对原有的官办教育体系形成巨大冲击,所以,此时的大学也进一步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成为政治和教育相结合的官办机构。因此,田氏代齐以后,既要延续姜齐时期招揽人才和议论争鸣的良好风气,又要继续建设和发展教育机构以培养人才,二者的共同指向都是人才,在这种背景下,齐国便重建了国家的大学教育机构——泮宫。

《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59)《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885页。周天子培养人才的大学是辟廱(雍),诸侯则是頖(泮)宫。有人认为,泮宫只存在于先秦时期的鲁国,其他国家没有泮宫,原因是鲁国有泮水,泮宫因泮水而得名。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泮水其实是因泮宫而得名,《诗经·鲁颂·泮水》疏云:“泮水,泮宫之水也。”(60)《毛诗正义》卷二○《鲁颂·泮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317页。陈启源亦云:“泗水县今隶兖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县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东入泗水,见《一统志》,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宫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于后世,殆好事者取经语以名水耳。水因《诗》而得名,反执水名以乱《诗》说,何其惑也。”(61)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册,第679页。辟雍四周环水,《白虎通·辟雍》载:“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62)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59页。而泮宫是三面环水,“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63)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第260页。,《说文解字》亦载:“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64)许慎撰,徐铉等校:《说文解字》卷一一上《水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68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发掘的建筑基址群,其东面是小城城墙,西、南、北三面有壕沟环绕,正是三面环水之状,与文献描述的泮宫极为相似,而且,建筑基址群的壕沟与小城城壕相接为一体,可以看出与小城是同时建造的,是小城的一部分,这应该是田齐政权规划和建设的新教育机构。

但是,稷下学宫又不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先生带领学生来到稷下学宫,主要是宣扬自己的强国治世思想,其着眼点并不在专门培养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教育模式,只是一种定期的学术集会和交流活动,正如刘向所言,“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所以,稷下学宫主要是为各学派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平台,同时兼有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功能。稷下学宫与原来的泮宫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们的学生来源和教育方式不同,此时来稷下学宫学习的不仅仅是齐国的贵族子弟,而且还有许多来自齐国以外的士子。在齐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招揽人才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学者带领弟子来到稷下学宫,孟子曾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5)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二《滕文公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59页。,《战国策》记载田骈有“徒百人”。他们虽然不是专门为培养弟子而来,但弟子在这种学术交流和争鸣议论中获得知识,快速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与此前的贵族教育已全然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稷下学宫应该是变化和发展了的泮宫(66)郭沫若提出“稷下学宫”的称谓或与泮宫有关,但未见其对此详细分析。此前从未有人称为“学宫”,而多以“馆”“官”“学”等相称。。

学界一直认为稷下学宫兴起于战国前中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姜太公“尊贤尚功”的国策到齐桓公的“啧室之议”再到稷下学宫的兴建,这是一条连续发展的脉络。稷下学宫绝不可能是齐国国君一时兴起而突然修建,在齐威王兴建造学宫之前,齐国实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虽然没有形成固定的学术制度,但是作为一种议论的风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战国晚期,因为稷下学宫的重要影响,学者们就把春秋战国以来整个临淄的学术风气统称为稷下之学,并被当时的学者和西汉的司马迁记录在相关文献中。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描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这里的“复盛”绝不是针对齐宣王的父祖而言,田齐时代的桓公、威王、宣王在招贤纳士振兴齐国的问题上是比较统一的,不存在对比关系。这里的“复盛”应该是与姜齐时代相比,是与齐国自春秋时期桓公“啧室之议”以来稷下曾经有过的议论风气相比而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今天从文献和考古发现所见到的稷下学宫并不能代表稷下之学的全部,它只是稷下之学发展的巅峰与辉煌。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非常漫长,从“尊贤尚功”到“啧室之议”再到稷下学宫,稷下的学术风气在逐渐形成,特别是战国时期,稷下的学术风气从议政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以学术为中心的研究机构,这与春秋至战国时期学术的整体发展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稷下之学是领风气之先的。站在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稷下之学,其意义更加深远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