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四非”考研族

贺艺成

2018年考研报名人数超过了250万，为历年来总数最多、增长最快的一届。

与“考研热”交相辉映，“学历鄙视链”“招研究生为何看本科出身”等话题，引起了很多网友对“原始学历歧视”的热议。这让很多本科只上了“四非”（“非985”“非211”“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感到心情复杂。他们开始怀疑，考研给自己的社会流动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好处。

有人说，这是由于学历的“贬值”;也有人说，第一学历更高的人往往素质也更高，因此能受用人单位的重视;还有人说，研究生招考的“公信力”远不如高考。

然而，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全部逻辑吗？

被迫考研

有数据显示，“排名”靠前的近百所大学的学生家庭背景中，出身社会下层的占比早已大大缩小，而 “四非”高校当中，出自社会下层的学生比例正逐渐增大。

近些年，文凭的稀缺性早已大不如前，只有进入“好大学”才能给社会下层带来社会流动的好处。对于“四非”们来说，在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把“考试”赋予了很强的资源分配合法性的社会环境里，既然高考没能给他们的社会流动带来好处，同时他们又没有其他的稀缺资源，那么只能把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于考研了。

刚上大一的时候，岚岚就打算要考研了。她学的是临床医学，今年已是第二次“参战”。

岚岚当年高考失利，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了湖南某“211”高校的独立学院。她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她很早就知道，近几年很多二乙以上医院的用人门槛早已是水涨船高——只有进入“好学校”，才有进入“好医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其招聘的最低学历要求，大多都抬高到了硕士。

于是，她与周围很多同学一样，为了将来的就业，只能寄希望于高学历，并早早就把考研作为将来要走的“默认选项”。

岚岚从小就比较好强。她努力奋斗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获得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更多的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她希望自己常年经营水果摊的父母能为她感到骄傲，能使他们不再为没有保障的生活而烦恼。

随着考试的临近，岚岚感觉压力巨大。去年的失败虽使她积累了经验，但今年选择了另一所更知名的学校，她必须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

事实上，与岚岚相似的考生还有很多。山东有几所“四非”高校，比如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这些学校因学生热衷考研而声名远播。那里很多学生把考研当作人生的第二次高考，他们大一开始就准备考研，部分院系的考研率甚至达到80%。网上有段子调侃他们是“为211头破血流，为985流泪心碎”。

无论如何，为考研而疯魔的他们，心态至少比一些自称“佛系”，或沉浸在“丧文化”的青年要更为积极。

然而，他们的状态似乎也体现了，近几年的阶层竞争已经传递到了他们所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赶上这个潮起潮落的时代洪流。

会被歧视吗？

相比未雨绸缪的岚岚，段茵则显得后知后觉，因为她等到毕业之后才打算考研。

段茵本科就读于广东潮州的一所师范学院，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在大学期间她也没有考虑太多将来的事情，除了上课以外，很多时间都和朋友在打牌、逛街、玩手游。

直到临近毕业，她参加了一次大型招聘会，现场投了好几次简历，但都因专业限制或文凭不高而直接被拒。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就业面非常狭窄，而且以前考取的教师资格证的作用也十分鸡肋，因为市区里很多学校的招聘起点都至少是“211”了。

她开始第一次认真考虑自己的将来，决定选一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通过读研、读博，将来进高校工作，“算是人生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目标，想真正努力一把，就是感觉自己挺后知后觉的”。

实际上，这并非段茵首次和我接触时所谈论的内容。

“学长，湖师大有歧视吗？”这才是段茵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很担心自己的本科“四非”身份会在复试中受到考官歧视，以致名落孙山。

段茵之所以如此担心，是因为考研不同于高考。高考总共只有一大场考试，而考研包含初试与复试两个环节。

高考全部为笔试，客观性强，而考研虽在初试为笔试，但在复试中却有“面试”的环节，这就给整个考试带来了主观的因素。哪怕很多高校的总成绩计算方法是以初试成绩的60%加上复试成绩的40%，却也难以忽视考官的主观因素给整个考试所带来的影响。

对“歧视”同样感到担心的还有岚岚，倒是她所报考的学校要“公平”很多。虽然那是一所知名的医科大学，每年有很多本科出身较好的考生也会报考，但她打听到，只有初试分数太低的时候才会将她区别对待。对此，她感到些许庆幸。

同样是作为一种社会筛选机制，考研的合法性似乎比不上高考，而背后隐约可见的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社会状态——对人的评价更看重其社會价值排序上的位置，社会资源分配的天平也逐渐向那些有社排上的身份的人倾斜。

从“四非”到“四有”

不论考研的公平性如何，历年来也确实有不少本科“四非”成功跨入“四有”，实现了“学历鄙视链”上的等级跃升。

罗宇轩也想成为其中一员。他一直对高考的失利耿耿于怀，考研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实现“翻身”的宝贵机会，他觉得自己必须抓住。

当年，罗宇轩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想学心理学，打算将来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分数太低，最后只能调剂到四川某“三本”院校，而且读的还是他丝毫不感兴趣的应用物理学。

于是，在大二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跨专业考华东某大学的应用心理学——这所学校拥有全国知名的心理学教学与科研单位。这样一来，他不仅从“四非”跨到了“四有”，还从理科跨到了文科，这在考研人的眼中属于实实在在的“敢死队”。

罗宇轩并不担心“歧视”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早就消除了信息壁垒，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稳扎稳打，本身对考试就有十足的信心。

对于“原始学历歧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他相信社会的淘汰机制是多种多样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在众人中凸显出来。

实际上，将“学历高”等同于“素质高”是大众的普遍看法，但这二者并无必然联系。不仅“素质”的内涵经不起推敲，而且学历高的人群其绝对数量本身就比较小，哪怕其中只出现很少素质高的人，也容易给人“学历高等于素质高”的印象。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