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元化投资模式研究

佟光霁 邢策

摘 要：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明确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以及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方面因素的组合影响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进行的关键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有效激发，优化创业环境，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是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并提出保障多元化投资模式运行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3.6;F2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8131（2020）02-0057-09

一、引言

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日趋严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持续加速、新增劳动力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失业再就业现象日益突出。为保障社会总体就业水平的稳定，有效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群体就业难的问题，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李克强总理重点指出：“双创”要利用“互联网+”，促进生产与需求对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同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在此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备受关注，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然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多集中在第三产业，从创业的特征角度来看，创业内容和形式同质化较为严重，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较短，不能保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长期稳定，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引导，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模式和指导，以期通过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因此，尝试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分析创业环境、自身条件、收益水平等影响因素作用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决策的演化过程，找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投资模式，以切实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开展。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基于对创业内涵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集中探讨了创业环境及创业者能力对农民创業的影响。一方面，Malecki[1]，Corum[2]指出农村地理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信息通讯技术、文化差异、农村金融环境、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等自然、社会、经济及政策环境均对农民创业激情和精神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众多学者认为创业技能是农民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Jarkko[3]，Pieter de Wolf[4]指出创业者应该具备各种创业技能，如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的能力。此外，农民自我效能感强弱[5]、受教育水平的高低[6]等个人特质因素，创业成本高低[7]、创业榜样的标杆作用[8]等环境因素均会对农民个人创业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在影响农民创业外部环境分析框架方面，Gnyawali，Fogel[9]提出了基于政策和规程、商业与创业技能、社会经济条件、资金与非资金支持的五维度创业环境经典分析模型，并指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Anders Lundstrom[10]提出的MOS（Motivation Opportunity Skill）模型，以行业经济、教育、融资、政策、人文环境为切入点对创业环境进行评价，是当前创业环境的主要分析框架;Fuller Love[11]也强调环境问题是制约农民创业的根本原因，不同地区农民创业政策要根据该地区的环境条件的特点制定。由于创业环境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的特性，因此农民创业者需要具备越来越高的创业技能来适应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个人特质及外部创业环境因素在影响农民创业者行为决策的同时也成为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创业者本身一般不会拥有高质量且充足的资源，因而需要从外部获取。A. Greve[12]，R. Tung[13]指出社会网络是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重要来源，并且在中国的创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J. Watson[14]通过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的关系;G..R..Ferri[15]则认为创业者社会网络活动中具备的社会技能影响获取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有效性。

国内学者关于创业环境与创业者能力的研究，主要从单一方面因素影响及两者综合作用影响两个视角进行了集中分析。张应良[16]认为政府支持、贷款难易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对创业绩效有显著影响，魏凤等[17]指出农民创业能力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创新性、竞争性、人力资源性、坚初性、风险承受性五个维度。郭军盈[18]，罗明忠等[19]研究了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的因素，包括农民的心理素质、知识素质及技能素质。朱明芬[20]运用罗吉特模型对杭州农民创业行为的一般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素质三个方面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地域差异性、家庭人口构成及受教育水平等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影响较为显著。

但从农民创业行为决策的过程来看，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更为显著，如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支持等外部环境因素及受教育程度、创业技能、心理素质、社会资本等内在能力因素均是影响农民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这种综合性作用影响的分析也可从创业个体、创业资源、创业网络和创业环境的角度进行探讨。郭红东[21]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并不是仅仅表现为直接作用关系，部分作用是嵌入到认知层面来发挥中介作用的，而通过对农民进行培训促进创业警觉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的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祁伟宏等[22]通过构建创业者经验—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机会识别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了创业者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蒋剑勇[23]等研究了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技能对创业资源获取的作用影响，发现农民创业者的网络活动对创业资源获取的影响是正向边际递减的。

因此，激发农民的创业意愿，提高创业成功率还需要建立农民创业保障体系。蔡衍宁[24]提出以完善保障创业的法律政策、引导创业者技能修炼、提供网络服务等保障手段来提升失地农民创业的成功率。肖华芳[25]指出为农民创业者提供的多样化的创业咨询服务、完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和出台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可以推动农民创新创业。

通过以上文献综述显示，国内外关于农民创业环境及创业者能力方面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对于两者所包含各类因素对于农民创业行为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也颇具显著，国内关于农民创业素质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已逐步拓展，为后续深层次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针对不同创业主体所面临的创业环境营造和创业者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完整创业生态系统的建立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双创”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决策过程及保障体系的研究更是一个刚起步的新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三、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的机理分析

1. 博弈的前提假设

（1）假设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存在两类行为主体：地方政府与农民工，构成博弈方组合N=1，2，其中参与人1为地方政府，参与人2为农民工，两类行为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即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决策都是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

（2）假设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过程中的两类主体都存在两种行为策略，即政府的策略集为G1={支持，不支持}，支持是指政府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政策、资金及平台等方面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不支持则是政府不主动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针对性的扶持，不营造及改善创业环境。农民工的策略集为N2={返乡创业，不返乡创业}，其策略行为的选择受创业意愿、创业收益、创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3）在不考虑双方行动顺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的策略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

其中C1表示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所投入的财税成本;C2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所投入的成本，包括资金、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C3表示农民工从事其他非农活动投入的成本，如外出打工，或开展其他类型的非农经营活动;W1表示农民工从事非农活动所取得的预期收益;W2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时所获得的预期收益（W2>W1>C2）;R表示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的平台资源，如产品或服务推介、创业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等;S表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后为地区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及政府声誉提高所带来的正效益;F表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政支持。α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0≤α≤1），β为在地方政府不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0≤β≤1），n为创业的投资回收期，即创业成功所需的时间。

根据博弈行为前提假設的现实基础条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更高，即α>β;返乡创业的成本高于其他非农活动成本，即C2>C3;两种行为的收益均高于成本，即W2>C2，W1> C3 ;在政府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益高于政府不支持下的收益，即（αW2+C1+R-nW1-C2）>（βW2-C2-nW1）;政府不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收益低于其他非农活动收益，即（βW2-C2-nW1）<（nW1-C3）。

2. 农民工返乡创业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建立2×2双矩阵博弈模型，假设参与人1即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为y（0≤y≤1），不支持的概率为1-y;参与人2即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为x（0≤x≤1），不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为1-x。则此时的策略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具体情况如下：

（1）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或不选择返乡创业的期望收益为：

E1=xy（αW2-βW2+C1+R）+x（βW2+C3-C2-2nW1）+nW1-C3（1.1）

（2）政府选择支持或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期望收益为：

E2=αxyS+y（F-C1）+βxS（1-y）（1.2）

根据 Malthusian 动态方程的定义，假设农民工中选择返乡创业的比例为x（0≤x≤1），地方政府选择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例为y（0≤y≤1）。在地方政府与农民工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决策的适应性如果比群体的平均适应性高，则该决策会成为主导发展方向。因此，该博弈下的动态方程组为：

x"=x（1-x）[y（αW2-βW2+C1+R）+（βW2+C3-C2-2nW1）]

y"=y（1-y）[（α-β）xS+（F-C1）]（1.3）

根据演化博弈分析的相关理论，群体动态均衡点可借助雅克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进行分析。

因此，动态方程组的雅比克矩阵为：

J=dx″dxdx″dydy″dxdy″dy（1.4）

根据均衡点处的特征值可知：NC1-F（α-β）S，C2+2nW1-C3-βW2αW2-βW2+C1+R点为鞍点，O（0，0）和 B（1，1）为演化稳定点，是演化稳定策略（ESS），A（0，1）和C（1，0）为不稳定点

基于上述对地方政府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中复制动态方程的分析，博弈双方的动态演化关系的演化路径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博弈双方动态演化最终趋向于的均衡状态取决于博弈初始时模型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分布区域。如果农民工在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财税优惠政策及平台资源支持下的创业预期收益超出其他非农收益的部分不足以抵消创业的投入成本，即选择创业的预期收益在政府支持下仍不严格优于其他非农活动收益，农民工的理性选择是不返乡创业，进而影响农民工群体中更多的人趋向选择不返乡创业;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双创”的财政支持是按照上一年预算拨付的，当期的执行效果不影响兑付，因此，地方政府在响应国家号召的情况下，选择的优势策略仍是支持，但（支持，不返乡创业）显然不是双方稳定的均衡策略，在中央政府因地方政府的执行效果不佳取消财政专项支持后，各地方政府的策略则趋向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初始值将分布在G1和G4区域内，动态演化博弈结果最终会稳定于（不支持，不返乡创业）的状态。如果农民工受到相对满意的外部创业环境及预期收益的驱动，将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返乡创业并取得成功，则会影响农民工群体中更多的人趋向选择返乡创业。同时，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正效益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反哺，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选择概率的初始值将分布在G2和G3区域内，动态演化博弈结果最终将稳定于（支持，返乡创业）状态。

显然，第二种演化结果为理想状态，即地方政府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国内各省区中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案例的驱动下，对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产出效益的预期高于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打造等投入成本，进而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在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返乡创业成功案例的吸引下，将返乡创业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動性返乡创业，这种演化趋向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工三方主体之间整体的最优均衡策略。但是，在地方政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相关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是否选择进行返乡创业可能基于对内外部创业条件的非完全理性预判，局限于内部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更多是衡量自身的能力和风险的偏好程度等对创业成功率的影响，而关注外部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者则会过度依靠外部创业环境，对风险的预估过于乐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中央“双创”号召的背景下，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必然的选择，但针对进行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地方政府需审慎考虑自身实际情况，重视工作开展的实际效率和效果。

3.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知，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的决策过程更注重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分析，自身创业意愿、创业风险偏好程度及外部创业环境均直接影响农民工最终行为选择的结果;地方政府由于履行政府职责的要求明显趋向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是若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失衡情况，地方政府会选择放弃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的博弈演化路径来看，是否返乡创业的关键因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因此，地方政府需积极营造更具吸引力和保障力的创业环境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创业环境优化的根本落脚点则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可以看出，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尝试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建立与运行

1.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建立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是以地方政府支持创业的财政专项资金及财政补贴资金为基础，依托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调控力，引导建立直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创业天使基金，风投基金，支持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教育、知识技能培育的教育专项基金，创业投资平台提供风险担保的财政补贴基金三位一体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1）地方政府可通过推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农业农村补助项目等向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倾斜，建立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惠农资金为主要来源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相关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社会资金联合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形成“政府+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合力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2）地方政府可从财政中专门拨付一笔资金，面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开展教育培训的网络在线教育平台、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和线下教育培训机构，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进行专项培训，并对投身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教育的人员给予补贴，使农民工的创业教育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形成良性循环。

（3）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的风险性相对较高，因此，要向吸引更多投资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并鼓励其参与其中。地方政府要在建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基础上，引导保险机构参与其中，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提供风险担保，为保险机构提供财政补贴，建立其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平台提供风险担保的财政补贴基金。

2.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运行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运行主要涉及创业投资基金运作主体的治理结构、创业投资运作管理方式，以及将联合投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其有效运行的结果则是促使农民工返乡创业取得成功，为地方带来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具体的运作机理如图5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能够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对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选择因素组成及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与地方政府在返乡创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均是在“成本—效率”目标驱使下做出的决策结果，因此，农民工自身返乡创业意愿的激发与强化，地方政府对于创业环境的营造与优化都是各自进行收益与成本对比分析后所作出的决策行为，成功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是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情况下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营造和优化更具吸引力和保障力创业环境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主导下，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及社会其他投资主体共同形成的创业基金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所需启动资本和运行资本的扶持力度，因此，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创业投资、融资机制和多元化投资模式是满足农民工返乡创业不同发展阶段资金需求的有效途径，对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和发展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建议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多元化投资模式的有效运行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1）适时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管理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基金，提高基金的投资效率。地方政府应打破传统的政府委托给事业单位或国有公司进行基金运作管理的观念，逐步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共开招标遴选具有丰富经验、专业能力和运营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基金公司操作农业科技创业引导基金，并委托银行作为资金第三方托管，同时，地方政府需成立专门的对接管理机构，在提供支持服务的同时进行基金运营过程的监察，从而有效发挥市场化运作的优势，实现资金的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

（2）合理设定投资基金投入比例，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创业引导基金的投入限额的确定取决于区域内创业投资的发展水平，创业投资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参股投资比例则相对偏低，而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出于引导和扶持的目的，地方政府的参股投资比例相对较高。在东部沿海等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的参股比例以保持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为宜，一般可以控制在20%～30%，而在西部等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政府的参股比例则一般会达到绝对控股的比例。此外，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机制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地方政府可尝试由直接引导转为间接引导，通过发挥财税优惠政策对社会投资方的激励作用、借助政府信用和担保提高风险投资机构信贷和债券的杠杆融资能力、设立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基金、完善相关法律引导，建立以社会投资方为主体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风投功能。

（3）细分投资组合策略，规避政府基金与关联方的利益冲突。政府创业引导基金、教育和保险专项补贴基金的运作是要以保障财政资金安全为前提的，因此，地方政府需深入分析并定位自身的投资目标，细化配套的投资组合策略，有效发挥创业引导基金、教育和保险专项补贴基金的引导和扶持作用，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更具指向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4）建立健全创业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强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制度基础。国家需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領域的法律体系，营造一个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的良好的法律保障环境。

参考文献：[1] MALECKI. Digi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Potentials and Pitfall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3（2）：201 214.

[2] CORUM.The New Farmers Market：Farm Fresh Ideas for Producers [J].Managers and Communities，2001（3）：272.

[3] JARKKO. Develop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xplored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2006，12（1）：21 39.

[4] PIETER DE WOLF. The European Farm Entrepreneur：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2007，4（6）：35 40.

[5] Boyd， N.G..，Vozikis G..S..The Influence if Self 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4，18（4）：63 77.

[6] Fafchamps M.，Quisumbing A.R..Social Roles， Human Capital and The Intra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Evidence from Pakistan [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3，55（1）：36 80.

[7] Fonseca R.，Lopez Garcia P.，Pissarides C.A..Entrepreneurship， Start up Costs and Employ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4）：692 705.

[8] Meccheri N.，Pelloni G...Rural Entrepreneurs and Institutional Assistance：An Empirical Study from Mountainous Italy[J].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2006，18（5）：371 392.

[9] D.R. Gnyawali，D.S. Fogel.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1994（18）：43 62.

[10] Anders Lundstrom，Lois A..Stevenso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 [M].Springer，2010.

[11]Fuller Love N.，Midmore P.，Thomas， D.，Henley， A..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A scenario analysi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Research，2006，12（5）：289 305.

[12]A.Greve，J.W. Salaff.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J].Theory and Practice，2003，28（1）：1 22.

[13]R. Tung，V. Worm.Network Capitalism：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in Penetrating the China Marke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1，12（4）：517 534.

[14]J.Watson.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ing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7，22（6）：852 874.

[15]G. R. Ferris，G. Blickle，P. B. Schneider et al..Political Skill Construct and Criterion related Validation A two study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2008，23（7）：744 771.

[16]张应良，汤莉.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对东部地区284个创业农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3（4）：19 24.

[17]魏凤，闫凡燕.西部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2（9）：66 74.

[18]郭军盈.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6（5）：77 80.

[19]罗明忠，邹佳瑜.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8）：133 136.

[20]朱明芬.農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杭州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0（3）：25 34.

[21]郭红东，周惠珺.先前经验、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一个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25 26

[22]祁伟宏，张秀娥，李泽卉.创业者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影响模型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5）：138 140.

[23]蒋剑勇，钱文荣，郭红东.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96 97.

[24]蔡衍宁.我国失地农民创业保障之探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14）：58 62.

[25]肖华芳.基于政府视角的农民创业环境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2（5）：70 74.

[26]韩寅.创新生态视角下技术资本化机制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2 5.

[27]顾友仁.“后小康时代”中国农民科技素质的现状及其对策[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50 154.

[28]朱红根，刘磊，康兰媛.创业环境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农业科技与管理，2015（1）：15 25.

[29]焦爱英，郭昕霞.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农民科技创业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4）：212 214.

[30]许昆鹏，任国章.农村创业榜样如何带动创业[J].农村经济，2017（11）：91 95.

[31]刘婧娇.脱贫、发展、关联——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反思与展望[J].云南社会科学，2018，224（4）：30 36.

Research on Multiple Investment Models for Government Supported Retuning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volution Game Analysis

TONG Guang ji， XING C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ouble driving of national “mass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ive innovation” polic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turning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is focused. Through evolution game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selec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to make entrepreneur by returning hom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stability strategy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tiv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such a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self condition， income level and so on affects the choic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that the key to whether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for the entrepreneurship depends on the effective encouragement of the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home for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migrant workers， and that optimizing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setting up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are the important method to initiate the enthusiasm and capabilit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for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On the basis of this， this paper builds multiple investment models led by governments and advances real measures for guarantee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multiple investment model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vestment model

CLC number：F323.6;F224.3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 8131（2020）02-0057-09

（编辑：莫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