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与诱因分析

王智威 孙欣 权欣 朱绮君

摘要：深入分析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诱因是重建学生学习自信心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质化定性合作解释研究方法，从13位研究对象身上收集到了丰富的研究数据。研究结果显示，专业自身的品牌形象是吸引高职学生转专业的重要的外部诱因之一。而专业的品牌形象建设，尤其是针对在读学生的形象建设，是众多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忽略的一个部分。高职学生的低自我效能感在高职学生转专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高职学生;转专业;定性研究;专业品牌建设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0）10-0075-06

一、问题提出

2005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各高校开展好帮助学生转专业的工作。2017年2月，教育部又进行了修订，明确指出高职学生如果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而学校方面也应该制定学生转专业的具体办法，并建立公平的标准。依据《学生管理规定》，各高职院校先后制定了学生转专业的管理办法和程序。然而，在具体处理高职学生转专业的事务上，很多学者和一线教师都持有负面观点和想法，认为转专业对学校资源分配和学生管理两个层面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高职院校不宜宣传鼓励学生转专业。例如，李雪菲列举了高职院校转专业所带来的四个负面影响：导致专业间发展不平衡;影响高考公平性;增加教学管理工作难度;加重转专业学生学习和心理压力[1]。姚刚也认为，高职院校教学资源比本科院校更为紧张，所以学生转专业会打乱学校原有的教学资源部署，严重的影响教育质量[2]。吴强甚至认为转专业会给学生造成严重的厌学情绪，造成学生专业学习不适应，应该从辅导员层面上努力打消学生“转专业”的想法[3]。

这些学者和一线教师的想法、意见、建议等代表了学校层面上的考虑和担忧。但遗憾的是，认为学生转专业负面大于正面影响的学者过于强调从“学校”管理层面和从“宏观”层面上来考虑和讨论问题，忽略了从“学生视角”和“微观个体发展”的层面上去分析转专业对学生个人的收益与风险。从管理层面上，学生转专业的确会带来以上学者提出的“教育资源分配紧张，影响学校下一年的招生计划”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如果从教育理念的层面上分析，这种偏“宏观性”的想法偏离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忽略了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心理活动。此外，在为数不多的分析学生转专业的心理活动的论文中，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相对堪忧。例如，有学者提出的“转专业会加重学生学习的心理压力”，在其论文里并没有任何实证数据支撑，整个观点的真实有效性很难令人信服。再如“转专业给学生造成严重的厌学情绪”，也没有任何数据和引用支撑。按照国内学者的分类，转专业学生类型及具体表现基本分为以下四种（详见表1）[4] 。

目前已有文献中很少见到公开自己的研究样本数量和分类依据的论文，因此影响对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分析的科学性，且预先假设了学生是没有任何学习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的个体，但实际上，学生转专业从想法到行动是一个过程，学生们往往有了想法之后，会更加注重收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信息，并以此为判断。转专业的过程也可视为一个学生进行主动学习、思考、信息收集处理与分析的过程[5]。为了进一步理解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诱因，也有一些学者和一线教师做了量化研究和分析调查。如倪江忠、廖雪研认为诱使学生转专业的最大的两个原因是个人兴趣（79.07%）和就业前景（51.16%）（见图1）[6]。但是，由于文中并没有公开所采访人数和有效样本，只是笼统地介绍“采取了典型院校实地发放+网络普及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其科学性依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学者们和高职院校的一线教师在针对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诱因的描述和分析中存在着以下三点严重的问题：一是对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判断过于主观，并无具体的、系统的和深入的调研与分析高职学生转专业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二是研究方法科学性薄弱，严重依赖于个人经验，或者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论述;三是分析的不够深入，并没有与学生心理学、组织文化学和学校管理学领域的现有主流理论建立起联系，用心理学理论对学生的行为做深度解析。基于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在这方面进行有效探索，针对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诱因建立起一个系统、综合、深入、科学性强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证型分析样本。根据研究目的，研究问题设计为：是什么样的动机和因素造成了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和意愿。

二、理论讨论

美國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教授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 Theory）[7]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成人和儿童都会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进行模仿，最后把学习到的行为转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的扩展性理论，即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社会认知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尤其是研究高职学生专业选择的问题上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解读高职学生行为方式的模型。这个模型强调个人选择是在环境和个人兴趣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并且强烈依赖于他人的成功案例[8] 。即高职学生如果观察到身边有同学通过转换专业而获得成功，如分数提高，或者是毕业后就业更好，或者学习压力减少等等，会跟随别人的成功经验尝试转专业。

图2清楚地表达了学生学习兴趣、个人选择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式影响。在社会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博士罗伯特·赖恩特（Robert Lent）、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博士史蒂文·布朗（Steven Brown）和亚利桑那里州立大学的博士盖尔·哈克特（Gail Hackett）进一步细化、发展和讨论了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了社会职业认知理论，即SCCT（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9] 。社会职业认知理论提出：就算人们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行业有兴趣，但是如果这些有兴趣的人们觉得这个行业里的某些技巧、技术学习起来有困难，或者他们评估在这个领域里晋升有难度，依然会选择放弃。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很多学生的学习行为动机。例如，某些学生对法律学有兴趣，但是成为律师和在法院工作需要经过司法考试，一部分学生认为司法考试难度较高，会选择放弃。而在我们讨论的议题里，这个理论可以解释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心理动机。

从事高职学生转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师忽略了对学生个体心理层面上的严谨分析，尤其是高职学生的心理动态的描述性分析。因此，他们的讨论、经验、结论和建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对高职院校内转专业学生的行为的认知，可是忽略了对学生转专业的心理动机的描述是无法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建立起更有深度的理解。只有结合社会学习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社会职业认知理论，我们才能对高职学生学习和专业选择的行为模式建立起深度理解，更好的分析与把握高职学生的行为。此外，在进行研究高职学生转专业的理论讨论的时候，有两种情况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就是一部分高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会偏低。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即个体是否对自己的能力可以完成某事得到满意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会直接影响她们做事情的投入度[10] 。而自我效能受到个人成败经验的直接制约。部分高职学生在高考中成绩表现并不理想，限制了其自我效能感发挥，这种感觉会继续体现在高职学习生涯中。所以，当他们遇到难的专业和自己不擅长的课程，比如数学，他们选择退缩和放弃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其次，现在高职学生的成长环境是信息轰炸式环境，他们可以快速地浏览到各种信息。所以，高职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方式和途径很多，并不像20年前的学生，只能从教师和家长的口中了解专业就业前景和未来发展方向。他们现在可以在百度上搜索答案，可以在社交媒体“知乎”网站上提问，可以轻松地通过社交软件比如“陌陌”上找到某个自己感兴趣领域的研究生、博士生直接询问。所以，在讨论高职学生转专业动机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个体信息接受和判断。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这篇研究报告的问题设定决定了这篇论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更为合适。选择定性研究方法的理由有三：一是对应简单的数理统计报告，定性研究更适合帮助学者们建立起综合的、系统的和深入的针对社会现象的理解[11] ;二是这篇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学生，而定性分析中的解释型研究方法就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比如学生群体，展开数据收集。整个编码转译的过程是研究人员和研究對象共同完成。这种合作方式收集的数据优势在于，既保留了研究对象自己的认知，又加入了专业学者解释性的翻译，最终使得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得以保证;三是定性研究更适合此项研究的原因是数据的信息量保证。之前讨论与分析过，少部分的学者使用了数字量化的方法去研究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原因，但是无论从深度、研究结果，还是从讨论和发现上，都差强人意。研究结果不如意的原因之一就是量化研究方法无法得到大量信息，也无法深入了解到高职学生的心理活动。定性研究法可以帮助获得大量的非数字化信息，研究对象的语音、声调、表情、肢体动作都会被记录成为研究数据进行分析[12]。这种全面化的、深入的研究方法，跟此项研究主题匹配度更高。

当定性研究被确定以后，研究人员针对定性研究方法内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筛选，最后决定采取合作说明解释型研究方法。合作说明解释研究型研究分析报告一般由4～5位研究人员共同承担，分别对原始数据进行独立的编码，然后交换各种编码结果后进行讨论。

（二）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问题，研究对象被判定为至少转过一次专业的高职在读学生。在研究样本数量的选取上，美国社会科学家史密斯（Smith）、弗劳尔（Flowers）和拉尔金（Larkin）建议博士级别的研究样本最好不要超过10个人。这是因为定性研究往往依赖于深度访问而造成记录数据量过大，数据量过大会造成对整个研究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13] 。但是，由于此研究是国内第一次使用合作型说明解释定性研究去研究高职学生的转专业意向，所以调查研究人员经过内部讨论和外部听取其他精通质化研究方法的学者的意见，最终决定选取13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多增加了3个研究样本的目的是增加在这个特定的研究议题上的科学性。这13名高职学生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超过18岁，既法定成年人;第二，必须已经转过一次专业。

由于第一研究人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任教师，所以人员采取滚雪球方式选取。传播工程学院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最受转专业学生欢迎的学院。2018—2019年学年，共有超过100人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其他分院，比如生化分院转去传播工程分院，所以，很快有超过13人报名。参加研究的学生都学习了参加此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也明白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所有研究参与者的名字都会被匿名。他们的名字会被颜色所取代。所有研究数据都会得到严格保密。13名究参与学生的资料见表2。

（三）数据采集

整个数据采集是用半开放式的结构、开放式的问题为主导的面对面深度访谈构成。为了确保其数据的准确性，所有采访都有录音。采访的语言全部是由普通话完成。尽管研究人员想把整个采访时间控制在45～60分钟以内，但是由于个别研究对象对转专业的理由倾诉欲望很强烈，实际情况是采访的时间跨度在39～72分钟之间。整个研究采集过程用了大概一个月时间。预定的是尽量在学校教室内完成采访，但是由于寒假来临，学校封闭了部分教学楼，所以大部分的采访是在星巴克和Costa等咖啡厅完成的。

（四）数据分析

在拿到原始数据后，由研究人员整理、编辑、注释和校对，形成可以分析的网络版书面性材料，然后再加密发给北京的清华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孙欣和美国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的博士生权欣。孙欣和权欣都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且系统地接受过定性研究方法的学术训练，有独立分析质化数据的经验。第一轮数据分析是3名研究人员分别在北京、深圳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独立完成。当独立编码翻译完成后，3名研究人员开始进入网络讨论阶段。在这个阶段，最主要确定的是3组不同编码的异同处。当对不同主题是否可以归属于超级主题产生重大异议时，3名研究人员会重新解释、讨论、比较、运用语义学翻译和内容分析重新确定主题。比如研究人员曾经对主题中的“技能增长”是否可以归属于另一主题“就业热度”产生过反复的讨论。这样合作性解释说明的研究方法，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某个研究人员形成过于主观的看法，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精确性和有效性。

（五）研究結果

整个研究的时间跨度约为6个星期，最终有13名研究对象参与到研究中来和研究员进行了面对面的、开放式的问题引导的、半结构式的访谈，贡献了他们选择的经验、动机、思考和其他关联性诱因。整个研究的对话产生了270页的电子文本对话记录（包括他们的音调、语气和必要的肢体性语言动作）。通过用合作说明解释型的定性研究法对这些研究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6项母主题。针对研究问题，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动机，6项母主题可以划分为两类来回答这个问题：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3个主题，包括学习难度;技能增长;个人兴趣。外部因素也有3个主题，分别为：家人及友人建议;专业就业热度;专业自身品牌和形象的吸引。图3可以直观帮助我们理解研究结果。

四、建议

此次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之前对高职学生转专业的原因和动机分析的研究成果忽略了高职学生在入学后还是会不断地接收和对比各种不同专业的信息，也根据收集来的信息，再次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未来规划做出相应调整，成为他们调整学习目标和职业发展最重要依据之一。

（一）加强专业品牌形象构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传播工程学院在加强专业品牌形象构建上做得非常成功。据受访者反馈，传播工程学院不仅有学院和专业的校园公众号，比如深职院传播工程学院和深职院传播与策划专业公众号，还有自己的抖音平台。因此，其他专业的高职学生在大一就可以通过各种年轻人比较流行的媒体平台去了解传播工程学院，对传播学院的各种不同信息进行收集。这种了解不局限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也有课程设置，还包括学生娱乐活动。受访者之一认为“通过校园公众号的文章发现，传播工程学院的老师们看上去都专业度很强的样子，而传播工程学院的学生形象给我个人的感觉也是会更加的活泼、学习氛围更加的轻松和愉快，学生们的颜值也更加高，所以我觉得这里更加适合我自己”。

（二）构建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高职专业的品牌和形象的建立有不同层次，包括在企业面前所树立的形象和针对社会评价所建立的形象。这两个层面都是学校层面相对比较重视的品牌建设，使得毕业生可以“同行认可，社会肯定”。对本校学生而言，学校内部不同的专业品牌和形象也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性往往是会被很多教师和学校领导所忽略。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传播工程学院算是一个特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传播工程学院下属几个专业成功塑造了良好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健康的、积极的专业形象。当其他专业的高职学生接收了这些正面信息之后，根据这些信息，开始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播工程学院的来自其他专业学生的转入率连续三年位列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之首。

（三）充分利用新媒体宣传平台

研究结果也给了高职院校其他专业的教师和负责人相关启示。如果冷门的专业想让自己的专业变得更加的吸引学生，留住学生，也需要加强自身的校内宣传和形象品牌建设。教师和辅导员们需要去了解学生们喜欢用的、流行的媒体软件，也需要了解年轻人聚集的媒体平台，然后在上面介绍与宣传本专业的优势，就业前景、课程设置与社团活动等内容。当然，传播工程学院几个专业的高转学率，不能完全归因于专业和二级学院的宣传和介绍。在外因上，值得讨论的还有新媒体的就业热度。整个新媒体行业现在在我国是处于快速发展期，同时也是国家政策扶持重点产业[14] 。所以这种大环境下的市场就业热度的上涨，也会对高职学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建议某些高职学院可以因势利导，利用媒体专业的热度，开展和调整一些媒体相关类的课程。这些课程会对一些对传播学有兴趣或者未来想从事传播领域相关职业的高职学生产生积极作用。

（四）学生存在专业学习畏惧感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难度是学生转专业的重要诱发性因素之一。为了降低部分课程的学习难度，很多高职学生每年从工科、理科、医学的专业转学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业。这个现象可以根据之前文献综述里讨论过的社会职业认知理论（SCCT）来解释，即部分高职理科生、工科生在遇到有学习难度的科目的时候，不想努力，也不想尝试，而想直接去更简单的专业，以求避开这些科目。对于有这种心理的学生来说，重新建立起学习自信心是第一步。而建立起学习自信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个体受性不同，有些学生需要1～2年，有些则需要更久。而高职课程学习只有3年时间，与高等本科教育的四年对比起来，其实这种短时间内的学习系统，更不利于高职学生重建学习自信心。以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难度相对比较高的工科和理科专业，只能通过在第一学年尽量降低课程难度来帮助建立学生自信，使得学生提高自我效能力。

综上所述，尽管论文采用了科学和严谨的研究方法，但是也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研究样本高度同质化问题。所有研究参与者都是来源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传播工程分院的下属专业，那么，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尚有待考证。其次，不同专业学生转学动机的差异性也是一个问题。这次参加研究的样本来源绝大多数属于理工科转入社会科学的学生群体，那么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的转学去理工学科动机是否会和这次研究结果产生偏差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鉴于此次研究成果的局限性，我们建议，教育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从不同方面来填补这个领域的其他认知。比如，高职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转学动机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专业的学生转学动机的相似性与区别性。再如，根据这次研究证明出的学生因自我效能低而选择的逃避难学科目的转专业策略，是否有良好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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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报告网.2018年中国文化传媒行业分析报告—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前景研究[EB/OL].[2020-01-22].http：//baogao.chinabaogao.com/yingshidongman/361038361038.html.

（責任编辑：刘东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