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与思考

杨　智

摘要：在对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并从观念、制度、实践等层面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发展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西方的先进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为了拯救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一批有识之士打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以“开设工厂，兴办学堂”为己任，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1865年，左宗棠在福建开办的福州船政学堂，被称为近代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实业学堂，是职业教育在中国的雏形。1901年，《钦定学堂章程》正式把实业学堂纳入学制系统，从此，职业教育从民间团体自行办理进入官方制定的政策性文件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职业教育得到了发展，并且在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起伏跌宕。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一）职业教育兴起时期

民国政府成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提出了“振兴实业”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仅以工厂数为例，1903~1908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只有21．1家，而1913~1915年间，平均每年注册的工厂达到41．3家，1916~1919年间，平均达到124．6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大量工厂的兴建，必然需要大量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提倡。具体发展情况见表1：

可以看出，在民国元年至十五年期间，职业学校的数量翻了两番，增长很快。究其原因，一是列强都在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工商业的发展对人才有了需求；二是在黄炎培、陆费逵、顾树森等人的推动下，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职业教育法令，如民国元年九月颁布的《学校系统令》以及由此演变而成的《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等。

1922年以后，世界列强从一战中渐渐喘息过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民族工商业发展严重受挫，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之路越来越窄。职业学校遇到的困境最终导致职业教育的重心从以工商业经济为主的城市转移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

（二）职业教育生产化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产主义教育思潮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高涨以及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提出，职业教育渐渐与生产教育相结合，它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农村。实际上，这时职业教育的重点已经在寻找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契合点。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农业推广规程》，具体规定了农业推广事务，强调职业教育要为农村生产力发展服务。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了以“富教合一”主张来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职业教育向生产教育的转化。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提出“群以各级教育应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养成职业技能。因此，职业科高中，除师范科、商科和家事科等所需的特殊设备不多，得酌量情形与普通科合办外，应就农工两科设立。”在官方政策中，职业教育生产化的倾向也显露出来。

1930年，国民经济发展迎来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高峰，农业持续增产，资本主义统一市场迅速发育成长，这一切刺激了社会对工、商、农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据资料统计，1930年全国职业学校只有272所，这个数字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壬戌学制》颁布以来综合中学办理失败，导致中等教育中职业科名存实亡的现象。鉴于此，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省市，限制设立普通中学，填充职业学校……自二十年度起，各县中学应逐渐改组为职业学校，其办法既自二十年度起，停招普通中学学生，改招职业学生。”这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反映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导致了教育的混乱，不仅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波及到普通教育的质量。

（三）职业教育制度调整时期

1．抗战前职业教育的发展

1932年，“鉴于把中学与师范科、职业科合并设置出现的问题，遂把中等教育分为普通科中学、师范、职业三部分，各自独办。”这是《职业学校法》所要解决的问题。该法规的颁布，重新奠定了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从此分离，解决了混合办学带来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又陆续颁布了《职业学校规程》、《职业补习学校规程》和《短期职业训练暂行办法》以及一系列关于师资、课程、设备、经费等法规和政令。但《职业教育法》没有太大改动，一直沿用到1949年，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当调整。抗战前，尽管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但是职业教育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职业学校数量从1933年的312所增加到1936年的494所，这也得益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的稳定增长。

尽管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还存在诸多不足，“职业科、职业班因其附设，往往设备简陋、经费奇缺，成为学校的冷角和差生收容所。朱家华曾说‘按诸实际，中学校对于职业技能，既未有充分之培养，对于师范学科，既未有专业之训练。而其本身所应注重之基本学科，又不能严格教学，学业程度因之日益降低，以至开学、谋生、任教之者均无所当。”职业教育还与地方经济发展脱离，存在办教育的只顾办教育、而办实业的只管办实业的情况。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不少职业学校在“正规化的盲目追求下，不问地方产业人才的实际需要，不做当地学生程度的切实调查，在职训练与课堂教育照搬外国的一套。”

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大量懂理论、精实践的教师。针对师资问题，1933年，教育部定颁《各省市职业学校职业学科师资登记检定及训练办法大纲》，规定：“凡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后具有二年以上之职业经验者或职业界高等技术人员，继续任职四年以上得请求登记充当甲种专科教师。”这种办法在民国特殊的情况下确实改善了师资缺乏的状况。然而，专科以上的毕业生只懂一些理论，缺乏实践经验，而高等技术人员在当时更是少得可怜，更何况他们又不懂理论。而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部分又去当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难免形成恶性循环。

2．抗战期间的职业教育发展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沿江沿海地区迅速沦入敌手，而后方的职业教育基础十分薄弱。鉴于此，193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指令大后方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9省教育厅，会同建设厅、民政厅调查各县市主要工农经济及日用产品的需求状况，然后一县或数县联合成立相应的职业学校。该《办法》还规定，初级职业学校应该有相应的生产机关作依托，采用校厂联办形式，应特别注重实习，而且，学校应该与地方厂矿企业打成一片。1939年，教育部又公布了《各省实验分区辅导职业学校办法大纲》，规定要根据各省的交通、物产、职业等来拟定职业学校分布状况，而分职业学校区。一些社会机构，比如专科学校、相关的生产企业、军工单位，要利用其现有的条件参与指导学校科目的设置、教材的编写和实习的进行。

1942年，鉴于职业教育对抗战进程的积极作用以及职业教育经费来源缺乏保障的情况，教育部下令规定各省市、政府在预算教育经费时职业教育经费在中等教育经费中的比例不得低于35%。为了加强中级人才培养和弥补地方职业教育的不足，国民政府还进一步扩大了职业学校的规模。1944年，在相关职业学校中分别增加了农、工、医学等多种职业班。为了鼓励青年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学校免收学费，而且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都设有一定比例的公费名额免除学生的食宿费用。因此，这期间职业学校数呈稳定增长态势（见表2）。

抗战期间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能稳定发展，一是职业教育无论从办学思想还是具体实践上都是为抗战服务的，爱国热情激发大量社会青年接受教育；二是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重视。另外，职业教育的灵活办学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满足了民众的需要。

3．抗战后职业教育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在收复区原有校园的职业学校原则上东迁，余下的移交地方办理，但由于教师离去的多，大多数都停办。但是，职业学校数量却从1945年的517所增加到1946年的724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把收复区类似职校的各种职业训练所基本都改办为职业学校；二是“这些新设立的学校，多数是性质特殊的，如四川的国立造纸职业学校，上海国立机械职业学校等，在设备和人才上，普通而论，比旧有的学校充实。”但是，由于内战打响，政府无暇顾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办理就停留在1946年的水平上。在科目设置上，工科最为普遍，而农科很少，因为农业职业教育与农业实际需要之间有相当的距离，也不容易收到效果，所以举办者较少。至于商业科目，虽然实际数目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已不如从前。多数学校，特别是复员的学校，设备、师资已不能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对于新增的科目来说，教材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评价与思考

（一）观念层面

观念也是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学生求学不为求学，只为文凭；不为文凭，只为特此为敲门砖，以入赚钱之路”、“职业学校多数学生皆志在升学，无毕业生入社会服务意思”等现象是屡见不鲜的。针对此种情况，民国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实施职业指导或职业陶冶来转变传统的读书观，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观念来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而民国时期的教育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扎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职业教育观念到中国后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必然会影响其应有的效果。尽管职教界同仁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短短的40年间，要想彻底改变属于意识形态的观念，是不大可能的。其次，民国时期中国文盲占总人口的80％，严重影响了新思想的传播。

（二）制度层面

教育制度是教育思想、理论的物化形式，是连接观念层面与实际操作层面的中介和桥梁，也是一定时期教育改革成果的主要载体。学制是教育思想的物化形式，每个学制背后都隐含着一定的指导思想，体现出对前期教育办理的改进。职业教育制度也不例外。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制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借鉴西方学制到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大致体现了民主科学思想的演化过程，背后的主旋律是“教育救国”。

从制度演变过程来看，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制度总是随着社会变化而调整，为各个时期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实践指南，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进步。从在制度指导下的实践效果来看，每次都与预期的结果似乎相去甚远。因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受到的经费、师资、课程等限制，制度的指导思想以及条文规定很多时候流于形式，没有落到实处。

（三）实践层面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既受到学制的影响，同时又催生新的学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实践是从城市到农村，从重视工商业到重视农业，从贵族教育到平民教育，从教育与职业不沟通到职业教育办理因地制宜，从单纯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与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相融合的过程。在民国短短的几十年里，职教界同仁在实践中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职业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经费缺乏、师资短缺等问题制约着实践活动的开展，导致教育者在学校办理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职业教育逐渐流于形式，注重理论传授，使职业教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其次，由于战事的影响，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发展严重受挫，多注重商业等不需要太多设备的科目，工农业科目未尽开设。尽管学校西迁后带动了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参考文献：

[1]白媛媛．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2][3][4]蒋致远．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一次，丙编[M]．台北：宗青图书公司印行，2006．

[5]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85．

[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86．

[7]蒋致远．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丙编[M]．台北：宗青图书公司印行，2006：1032．

[8]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71．

[9]赵笃明．中国教育应如何改革[J]．教育杂志，1925，17（12）．

作者简介：

杨智（1982—），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20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研究。（本栏责任编辑：杨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