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时代意蕴与解释框架

摘 要：伴随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落地与进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迎来崭新时代。由于职业教育被置身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境脉中，实现协同发展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理性选择。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欲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有所作为，诚然需做出宏观层面的时代回应和微观层面的内涵解读。鉴于新时代诉求，立足宏观层面“基本任务、推进原则和理论依据”三个维度的静态分析，微观层面“时间节奏、软硬条件、历史积淀、未来主张”四个向度的动态解析，可构建静动结合、时空兼备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立体多维式”内涵解释框架。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时代；内涵

作者简介：安冬平（1981-），女，山东威海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职业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9-0143-06

伴随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落地与进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迎来了崭新时代。尽管知识大爆炸、技术新革命让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职业教育发展的主题却以致力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而永恒不变。

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范畴界定与解释逻辑

“系统，或者叫协合、协作、合作现象、协同作用，是协同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个有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如果在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产生协同作用和合作效应，系统便处于自组织状态，在宏观和整体上就表现为具有一定的结构或功能。”[1]41所谓协同发展指能够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新型教育，是和传统普通教育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它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综合上述理解，可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界定为通过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各方资源的整合、职业教育主体（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的分工协作与有效合作共同完成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目标，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

由于职业教育被置身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境脉中，实现协同发展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理性选择。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巨变的时代，职业教育发展如何紧密追蹤时局变化节奏，如何将自身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利器，必须与时俱进地将职业教育镶嵌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背景中去考察。因此，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欲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有所作为，就必须以一个基于新时代的内涵解释框架出场，通过宏观层面的时代意蕴和微观层面的内涵框架建构赋予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一套系统的且具有时代意义的内涵解释。

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宏观层面的时代意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并“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由此，肯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互生关系，并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适应性发展确定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2017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向由地方战略层面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2018年3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2018政府工作建议，建议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荐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昭示着粤港澳大湾区各领域（包括职业教育）的协同与合作发展势在必行。至此，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走进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一）协同发展的基本任务：适用红利瞄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一种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模式，既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共性，又有粤港澳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特性。其特性有二：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创新性，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将打造“史无前例”的全新性世界级大湾区；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性，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属于国家高度的战略规划。因此，宏观层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本任务是：主动迎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变革浪潮，紧跟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充分挖掘并享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进中的红利。

所谓“改革红利，顾名思义，就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红利……改革红利就是在不断的改革进程中所创造出的新制度、新成就和新意识。”[2]238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享用粤港澳大湾区的改革红利，既包括已有成果也包括未来成就。就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而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应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就职业教育的高成本而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应充分享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利好政策与丰富资源；就职业教育的合乎时代规律性而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应坚持多重与一致的有机融合的发展主张。

（二）协同发展的推进原则：立体多维中追精准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的一个世界级大湾区，而且囊括了粤港澳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如何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性、复杂性的世界级大湾区实现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工程并非是区域内几个城市职业教育体系的简单线性拼凑，应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基本任务的完成，兼顾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特性，着力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统一的推进原则。若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系统之所以有整体行为，只是因为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作用……是一种纵横交错、彼此包含、不可分割的关系……是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内在动力”[1]138。基于此，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推进原则应立足于“非线性和系统整体性”的双重追求，可尝试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推进过程中要遵循立体性原则。一要从时空两个维度出发进行昨日的总结、今日的规避和明日的创新。深刻总结国内外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昨日经验教训，坚决规避历史性错误或偏差在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进程中的今日重演，坚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明日创新路径。二是要从动静两个层面出发进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各子系统的建构。静态层面涉及共同体系统、文化系统和动力系统三大系统的建构；动态层面依次包括投入系统、过程系统和产出系统三大系统的建构。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推进过程中要遵循多维性原则。粤港澳大湾区内充斥的多元文化、多样制度、多方力量等复杂元素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行动子系统是多维的。具体应包括职校联动体、产教联盟体和政府联合体等主体系统的建构；文化互动、文化融合和文化创生等文化系统的建构；政策激励、利益驱动、舆论影响等动力系统的建构；资源共用、人才互动、信息共享等投入系统的建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方式等过程系统的建构；以及利益分配、利益补偿、利益协调等产出系统的建构。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推进过程中要遵循精准性原则。为避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在立体多维推进中出现低质、抵消的问题和现象，着力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效益和效率，精准性准则被提至重要日程迫在眉睫。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遵循精准性行动准则旨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人才需求的“精准对接”，关键要做到三个精准：一是精准识别，即准确识别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之间的差距或缺口并诊断问题根源，这是精准行动的前提；二是精准设计，即准确设计能够解决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现实缺口和问题的行动方案确保针对性的行动，这是精准行动的指南；三是精准治理，即准确建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治理机制，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规则等细节的安排，这是精准行动的保证。

（三）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协同共生中求发展

共生理论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他指出，生物系统的进化是由不同物种在与其他物种及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形成的互相约束、互惠互利机制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整体进化。随后，共生理论被学者们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深化应用性研究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共生的本质，即多个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下只有通过共生模式形成共生关系才能实现共同生存与发展；二是共生系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基本元素。据此，若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系统视为一个共生系统，粤港澳大湾区可视为共生环境，粤、港、澳各自的职业教育系统可视为三个宏观共生單元，职业教育的多方参与主体（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可视为多个微观共生单元，则建构并不断优化共生模式即成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系统“生存幸福指数”的关键路径。

协同理论首次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提出，他认为，一个复杂系统在特定的环境下，基于子系统间的协同效应会促使系统演化为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序自组织新结构。协同效应是协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复杂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通过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效应，正是这种整体效应促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而获得一种更为稳定的系统结构。由此，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崭新登场的新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系统尚未形成理想中的有序状态，亟待推崇协同效应形成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有序发展局面。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最具科学性、最具合理性、最具时代性的发展模式安排。

三、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微观层面的内涵框架

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共生发展视角出发，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时代性战略为该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赋予了其时代特有的丰富内涵。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历史发展主流，延续宏观层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时代回应，可从时间节奏、软硬条件、历史积淀、未来主张四个坐标出发，构建静动结合、时空兼备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立体多维式”内涵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微观层面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新时代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的行动内容：一是把握时间节奏，确保规划与进程的精准对接；二是筑造软硬条件，确保政策与资源的充分共享；三是利用历史沉淀，确保经验与优势的并驾齐驱；四是创新未来主张，确保多重与一致的有机融合。

（一）把握时间节奏：规划与进程的精准对接

2015年国家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随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地位逐年提升，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意味着历经数年的酝酿与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由构想到实施的跨越。[2]4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正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由三足鼎立向区域协同转变的关键节点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颠覆性变革赋予了职业教育难得的历史机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尝试着史无前例的改革探索，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也将与湾区共进退，立足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的永恒主题，必将在发展规划和发展进程上与粤港澳大湾区保持时间节奏的同步。

把握好这种同步节奏，应努力做到四项精准对接：一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规划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精准对接，即坚决杜绝偏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轨道或严重滞后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各项规划必须紧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步伐，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风向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能够高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实质性落地的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力求实现二者起点和方向上的精准对接；二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目标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的精准对接，即坚决避免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目标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的各自为营或背道而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各级各类目标均应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目标为坐标进行设计，力求实现二者在目标维度和范畴上的精准对接；三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行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的精准对接，即坚决遏制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行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的各种可能性冲突，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所有行动要时刻关注和洞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的各种矛盾，以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中的各项难题为己任，力求实现二者在行动指向和问题解决上的精准对接；四是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评价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评估的精准对接，即坚决抵制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评价的孤芳自赏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中导向、评价指标、评价主体、评价方式等要素的设计均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评估的相关要素为参照，力求实现二者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的精准对接。

（二）筑造软硬条件：政策与资源的充分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需软硬条件的支持，其中硬件条件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的各项资源供给，软件条件离不开政府的相关政策驱动。同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亦受控于硬条件环境。“湾区具有资源和产业聚潜力，是一个跨境的经济区域或发展系统”[3]13，“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条件，而具有较强的资源和产业聚能力，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就可以视为湾区经济”[3]13，因而在湾区效应的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有充分的机会享用湾区内的丰富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支撑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硬件基础；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责任的回归，各级政府的各项政策也逐渐由只能“顶天”的政策战略转变为具有“顶天立地”双向能力的政策实践。据此，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建构有效的引渡机制将粤港澳大湾区的丰富资源和新鲜政策及时植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体系中，形成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有利条件。

建构有效的引渡机制，将粤、港、澳三地相关资源和力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中来实现资源和政策共享，这是一个重构职业教育公共性责任的过程。重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公共性责任的过程关键是三项工作的激活：一是界定政府的新角色，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为责任，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行动规则的制定重塑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新理念中的新角色；二是设立回应性的新激励，以共担责任，共享利益为理念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并对成员的资源贡献行动进行有效激励强化，由政府牵头制定一系列“激励规则”即时回应成员们的投入，确保其投入和贡献的持久和稳定；三是建构即时的反馈系统，各项政策的落地情况，各种资源的使用状况，或多或少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应内设及时反馈系统，动态地洞察并反馈政策与资源共享中的诸多问题与冲突，为政策的修订和资源的重整提供现实依据。

（三）利用历史积淀：经验与优势的并驾齐驱

粤港澳的文化、制度各异，但经百年历史沉淀各自在人才、制度、教育、经济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实战优势。广东省为切实落实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文件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实施方案》，在创新强效战略、终身教育资历框架、一流高职院校、专业教学标准、现代学徒制和品牌特色专业等职教改革工程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凸显了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先行军”的优势[4]；“香港回归20年来，香港的金融、贸易、自由度、竞争力等多项指标走在世界前列”[5]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竞争与国际合作经验，作为中国内地的超级联系人承擔了68.4%的外商投资总量（2015年统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仅次于纽约、伦敦和新加坡位居全球第4（《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排名》），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排名全球第2（《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GII）报告排名》），凸显了香港的国际化和科技化国际竞争优势；“澳门虽小，但也承担了连接欧洲特别是葡语地区与中国经济贸易互动的桥梁功能，且形成了东亚最大的娱乐之都”[6]，因而澳门具有极强的葡语文化纽带优势和丰富的与葡语系国家经济合作的经验。

集合粤港澳三地历史经验和优势力量将其注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有望实现“四造”：一是科技聚集优势创造强大公共智慧，即运用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涌现的先进科技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难题提供破解之道和平台支持，提升发展决策能力；二是制度差异优势营造多元文化氛围，即借助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化干戈为玉帛”，使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在多元文化氛围中实现协同发展，提升国际接轨能力；三是创新先锋优势打造标新立异局面，即通过产教融合途径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先锋优势转化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动力，提升国际竞争实力；四是经济夯实优势铸造坚强发展基础，即通过资源优化与整合途径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强大支持，提升投入保障能力。

（四）创新未来主张：多重与一致的有机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着“一国两制”、“中西文化并存”、“三个关税区”、“11个城市”的特殊格局。多元文化、多样制度、多方主体被嵌于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中，若不妥善地处理好“多重与一致”的关系，其冲突和矛盾必将造成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困境。基于协同效应的激发和协同价值的凸显，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未来应进行理念创新，提倡“多重与一致的有机融合”的主张，即“多重”中求“一致”，“一致”中求“多重”，如图2所示。

由图2可得三个重要启示。第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应具备三个“一”，即“统一愿景、统一战略和统一目标”；所谓“愿景”特指被准确定义的、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终极目的；所谓“战略”特指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系统行动规划和策略；所谓“目标”特指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进程中各项行动业绩的标准和参照物。第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系统已具备三个“多”，即“多方主体、多样制度和多元文化”；所谓“多方主体”特指粤、港、澳三地所有职业教育的参与者、治理者和决策者，涉及三地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业院校（机构）、教师、学生等；所谓“多样制度”特指政治角度的“一国两制”、法律角度的“三法体系”、关税角度的“三关税区域”；所谓“多元文化”特指中西文化并行、国内外文化交叉、中英葡文化兼备。第三，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三个“一”与三个“多”形成彼此成就的互动闭环局面；首先，“统一愿景”可激活多方参与、“统一战略”可明确多项任务、“统一目标”可衡量多维业绩；其次，“多方主体”需要实现“人力统一”、“多样制度”需要实现“治理统一”、“多元文化”需要实现“价值统一”；再者，“统一的愿景”基于“多方主体”共识发挥效应、“多样制度”必须由“统一的战略”进行扬长避短、“多元文化”可由“统一的目标”建立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王珺，袁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卢文彬.湾区经济：探索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3.

[4]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7）[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5.

[5]国世平.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全球定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01.

[6]宋丁.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推进的背景分析[J].特区经济，2017（7）：13.

责任编辑 刘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