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理分析与“造血”能力建构

陈柏林 杨乃彤

摘 要：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理应成为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之一，其机理主要涵盖从宏观到精准转变扶贫对象、从给予到自主赋予的扶贫路径和从个体到群体逻辑的扶贫过程。当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正面临着办学体制机制与精准聚焦的供需矛盾、人才培养能力与彻底脱贫的供需矛盾、职业教育管理与资源整合的供需矛盾的困境，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造血再生，就要聚焦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切实完善职业教育管理。

关键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扶贫机理；扶贫路径

作者简介：陈柏林（1979-），男，辽宁大连人，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杨乃彤（1971-），男，河北沧州人，东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9-0149-05

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早在联合国建立之初，“消除贫困”就写进了《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当前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贫困问题。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即是贫困问题，为此，以***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其目的也就是通过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最有效、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理应成为精准扶贫的主力军之一，而其扶贫的机理、方式方法、路径选择、实践推动等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与研究的课题。

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机理分析

职业教育是最接近于帮扶就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平民教育”，具有广阔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可以直抵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需求。而且由于职业教育更多的是行业办学、产业办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直接带动精准扶贫，其运行的机理是从精准扶贫对象着手，通过系统化的推进完成拔根扶贫。

（一）职业教育扶贫对象：从宏观到精准的转变

我国的扶贫大致经历了第一阶段（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第二阶段（1986-1993年）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1994-2000年）综合性扶贫攻坚、第四阶段（2001-2012年）实施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四个阶段[1]。2013年11月，***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其后精准扶贫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扶贫演变的大致路线是从注重宏观的成片区的贫困问题转变为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精準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职业教育作为根源性扶贫方式，精准度高、实用性强，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其精准扶贫方式可以通过政府精准地引导与鼓励、贫困家庭和个人的选择，逐步建立起系统性的扶贫对象瞄准体系。纵向上，可以覆盖到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与贫困劳动力；横向上，政府通过向职业教育购买服务适当地向贫困家庭与个体进行倾斜，家庭通过有意识地鼓励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家庭成员接受职业培训而实现脱贫。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已基本建构完成，所提供的职业教育种类、职业培训结构等基本上能够满足贫困人口的需求，而实际上据麦可思所发布的历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表明，职业院校在生源上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所占的比重还是较高的，学生来自农民和农民工家庭所占的比重超过50%，而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其在发挥阻断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技能人力资本，有利于贫困家庭依靠技术技能脱贫致富。同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第三方机构等越来越多地将视野瞄准贫困家庭和个人，为失业人群、下岗职工、弱势群体等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技能培训服务，精准性也越来越高。

（二）职业教育扶贫路径：从给予到自主的赋予

我国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贫困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恶劣、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低、因病致贫、缺乏技术技能和发展资金等，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亏损和双停企业的效益下降、失业和提前下岗者遇到的生活贫困、个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等。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还是指经济贫困，缺乏足够或发展性的自有资金。因此，精准扶贫的首要目标是解决贫困人口的经济问题，通过财政或资金的“输血”，缓解其生活水平低下、经济条件恶劣的现状。但从长远来看，“输血”只是解决一时之需，最根本的“造血”脱贫才是长久之计，通过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生存能力和社会资本，才能保障其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兼备“输血”与“造血”功能，不仅能够通过直接促进其就业实现经济资本收益的“输血”，而且能够通过让其获得相关工种的职业资格、个人综合素质的的锤炼、较高的市场就业潜力和发展能力等达到“造血”功能。职业教育扶贫路径的这种从给予到自主的赋予，首先解决了贫困人口当前所急需解决的经济贫困问题，帮助其依靠一技之长，通过就业缓解经济压力；其次是解决了贫困人口的符号性资本收益，帮助其立足岗位、稳定岗位而获得相对长久的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再次是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增值，贫困人口通过获得机会补偿、素质补偿等，强化了社会适应能力，规避了其原有进入社会后由于缺乏足够的内在支撑而可能滑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可能。

（三）职业教育扶贫过程：从个体到群体的逻辑

***总书记在调研神山村时指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地走精准扶贫之路，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让贫困地区人民情愿、主动、自信、坚定地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3]。可以看出，精准扶贫是从个体或家庭开始，是从致贫的一个个原因着手，因地制宜、有的放矢，而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群体脱贫，集体走上致富之路，这也是精准扶贫的基本逻辑。职业教育的扶贫过程也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思路，在精准扶贫上首先是从个体入手，针对来自贫困家庭、贫困地区的学生或劳动力，宣传鼓励其通过家庭购买职业教育的契机或由政府买单实现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完成个体技术技能的提升，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次以个体影响家庭、家族甚至是村落，通过示范效应，以其个人所获取的经济性资本收益、符号性资本收益和缄默性资本收益的现实与案例，形成中观层面的“羊群效应”；再次就是中观层面的职业教育扶贫活生生的例子以其规模效应逐渐影响一个地区，使得贫困人口集中区域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与口碑相传，带动整个贫困连片区域主动接受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从个体→家庭、家族→县域或地区的逻辑演变，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在贫困人口中的认可度。

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困境所在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所具备的属性与功能虽然显而易见，也确实在扶贫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精准扶贫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于多个层面上的供需矛盾。

（一）办学体制机制与精准聚焦的供需矛盾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首要目标是要有明确的扶助对象，是要在厘清对象的基础上再精准聚焦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技术技能培养目标，而当前其即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其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办学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张。我国目前已经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拥有职业院校1.23万所在校生2680余万人，但是中职招生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已经连续八年下降，中职院校数量也是连年下降，201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07万所，比上年减少222所，而中职学生主要是经济困难群体[4]。调查显示，89.8%的中职学生来自农村家庭，5.1%的学生来自城市贫困家庭，31.5%的中职学生家长没有稳定工作[5]。同时，全国各类职业技术培训机构2017年为8.92万所，比2016年减少0.42万所，也是已经连续多年下降[4]。这些主要承担贫困人口技术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规模下降，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精准扶贫的供给不足，在广度上难以承担。其二，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办学吸引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受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士文化”等影响，职业教育在社会上一直处于“末等”教育的地位，社会、家长对其认可度不高，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职业教育的生源不断被蚕食，而这些生源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贫困家庭。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初中毕业生1397.47万人，高中阶段招生1382.49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82.43万人，比2016年减少10.91万人，也就意味着有14.98万人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直接进入社会，而在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贫困学生[4]。其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办学识别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大锅饭”式教育模式明显，对于贫困学生的精准识别和个性化教育凸显还不够，贫困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由于基础薄弱、综合素质不高等原因，无法受到重点关注或培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人才培养能力与彻底脱贫的供需矛盾

職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决定着贫困人口经济收益赋值和增值，扎实的技术技能获取不仅能够帮助贫困人口获得较高的收益起点，而且能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潜能。但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还处于偏低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人口的个人收益。其一，职业教育办学基本条件仍然较弱。职业教育的整体教学与实验实训设备、校舍面积、师资队伍等的总体配置与学生实际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实训装备的更新率、淘汰率还够高，教师队伍的企业实践与技术技能水平提升离产业与行业发展的现状还不够契合，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学生技能与岗位标准要求还存在差距。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2017年共有教职工107.97万人，比2016年减少0.64万人[4]，这些办学条件的弱项会带来接受职业教育贫困人口的个人预期性收益下降。其二，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及贫困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一般都是院校自主，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为主，在专业设置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实际上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设置时，更多考虑的是市场的需求，对于贫困人口、贫困区域的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在设置的数量和结构上还满足不了真实需求，专业设置上的这种偏差与非精准对接不利于实现精准扶贫。其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与课程体系还不够扎实。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满意度是评判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视角，201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雇主对中职教育满意度指数为53.4分，质量指数、忠诚度指数和期望指数分别为52.4、50.1和52分，忠诚度指数最低，总体上处于“不太满意”状态[6]。《全国高等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雇主对高职学生的专业满意度和教学满意度亦有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课程均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三）职业教育管理与资源整合的供需矛盾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办学主体等较多，需要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建立科学有序、管用扎实的体制机制，而实际上当前这一保障体系并未完全建立。其一，职业教育管理的“多头并出”。我国的职业教育院校及官方性质的培训机构在隶属关系上比较复杂，高职、中职一般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亦有部分高职和中职隶属于行业主管部门，而技工学校、技师类院校等则隶属于人社部门，职业教育的扶贫资金又归属于有关政府行政部门，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上难以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导致资源、资金的分散、分立状态。其二，职业教育办学主体间的协同不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需要政府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培训机构等各方主体的通力合作，而实际上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各主体间的不同考虑，合作效果并不理想。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资金及资源的供给者，其意愿是最强烈的，而有时过多的干预会适得其反；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在争取来自上级的资金、资源上往往是“对手”；而企业出于生产经营的成本考虑，参与愿望并不强烈。同时，当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区域及各院校间还没有成为“一盘大棋”，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突出。其三，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的无序。当前，我国已经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功能，但总体上还缺乏宏观、中观、微观层级式的规划，中央及地方都只是在某些规划里提及，鲜有将其作为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提出的。同时，当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所设置的项目也是五花八门，各相关职能部门都是从自身业务出发设置项目、拨付资金，缺乏统一的管理，其直接导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能成为“赶时髦”、泛化或重复性推进的内容，不仅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且难以形成合力。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造血再生

职业教育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教育类型，对于贫困人口获取经济收益和发展性收益有着强大的补偿优势，其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教育先头军”，而要充分发挥其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与功能，必须要强化改革，厘清难点，造血再生针对扶贫的新机能。

（一）基于精准扶贫聚焦办学体制机制

职业教育要进行精准扶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变革招生考试制度，大力提升职业教育对贫困人口的吸引力和聚焦度是关键，而这一系列变革，均需要职业教育管理者、从业者精准谋划、精细实施。其一，调整规模与结构。在规模上，要逐步改革“扁平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贫困人口的群体性特征、区域需求、个性化需求等出发，有序地调整东中西部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格局及规模分类，尽快建立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职业教育帮扶的体系。在结构上，依据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布局，适当扩大中西部地区贫困连片区、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分类发展体系，职业院校负责贫困人口子女的技术技能培养，培训机构负责现有成年贫困人口的实用技术、农副业技术等培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联合经济发达地区实施专项技术培训，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其二，变革招考模式。针对贫困人口，要充分将职业教育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进行融合，当前我国中职教育实施免费政策，要面向贫困人口逐步扩大中职的招生规模，使更多的贫困人口接受正规的职业教育。高职院校可依据实际情况在招生比例上向贫困地区倾斜，甚至可以实施单独招生政策。特别是贫困人口中的农民工、残疾人士等弱势群体，要采取相应的宣传发动措施，引导鼓励他们获得具备自力更生能力的一技之长。其三，加大资助力度。贫困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往往困囿于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问题，也是其响应国家职业教育号召的最大障碍之一。对于在校贫困学生，职业院校在切实增强“奖助贷勤补”的资助体系，高职院校要适当地对贫困学生进行免除学费，通过与企业联合、师生资助、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等方式提高在校贫困生的个人资金，缓解他们在校期间的生活压力，并建立贫困生“就业绿色通道”，确保贫困生“就业零剩余”。

（二）基于精准脱贫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质量是职业教育办学的核心要素，是促进精准扶贫、增强学生增值赋能、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关键所在，只有优质的技术技能训练与培养，全方位的综合素质提升，接受职业教育的贫困人口才能将技术技能转化为高质量就业和较高的个人收益，也才能从根本上拔根除贫。其一，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诸多贫困人口由于所在地区基础教育相对薄弱，其文化知识基础、对事物的接受理解能力、对技术技能的领悟能力可能都会一定程度上遇到问题，职业教育要针对贫困人口精细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要通过科学的调研分析与模型演练，制订出适合这些人群的具体方案，且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反馈修正，从顶层设计上就做好人才培养的预期效果。其二，调整专业设置。职业教育的专业决定出路，专业决定就业方向，要切实提高专业的贫困人口适用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性，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就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贫困人口就业趋向与意愿调研，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或改造专业，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的同时，满足贫困人口的就业意愿。其三，建构精准课程体系。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是贫困人口获得技术技能的基本保障，职业院校要着力建构由浅入深、层次分明、衔接完整、分布均衡、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引导学生通过课程逐渐掌握技术技能真本领，为更扎实的适应岗位提供保障。其四，革新教学方式方法。当前，随着现代信息化教学的快速推进，各职业院校在理论课、实践课教学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利用了信息化手段，但贫困人口可能接受信息化、应用信息化的水平和能力稍弱，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将传统教学方式与信息化教学方式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摸清学情，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三）基于精准扶贫完善职业教育管理

职业教育的管理是提升办学效益，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的长效保障，当前职业院校在管理上的重点工作是切实推进管评办分离，全面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全力推进职业院校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职业教育要通过管理的优化，一方面放大办学的优势，实现集约化发展，另一方面要使精准扶贫落到实处，通过资源整合和办学倾斜，系统推进扶贫各项工作。其一，强化政府扶持。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资金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而职业教育办学及精准扶贫涉及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产业，政府部门要有效统筹教育主管部门、人社、财政、扶贫、农牧等相关职能部门，及时提供真实的贫困人口技术技能需求，搭建协调与合作平台，推动职业院校依靠师资、实训基地、培训中心等资源开展技术技能服务，确保贫困人口能够掌握脱贫致富的技能。其二，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主体仍然是职业院校，政府部门更多是围绕精准扶贫为职业教育提供资金、资源等支撑，由原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治理服务转变，切实按照职业教育管评办分离的既定方针，推动职业院校在精准扶贫上的自主權和主动权，政府部门主要做好引导、评估和督促。其三，推动联动发展。当前我国职业院校的区域性差距、校际性差距仍然较大，发展的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精准扶贫的均衡性发展。有关部门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上，要强力推动职业教育的跨区域合作、跨校际合作、城乡合作，强区域加强对弱区域间的帮扶，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在线平台、实验实训基地等办学资源，增强双师型师资的交流、互访、援建。积极协调龙头企业、大中型企业、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采取“现代学徒制”“订单式培养”“定向式培养”等方式，解决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培养和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刘牧.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2]刘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制度形成历程与发展状况——《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22）：5-10.

[3]《学习时报》报社.以“互联网+”助推精准扶贫工作[J].农业工程技术，2017（24）：20-21.

[4]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2018-07-21.

[5]蒋欣.中职国家资助政策目标基本实现[N].中国青年报，2016-01-18.

[6]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N].中国教育报，2017-05-16.

责任编辑 刘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