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实践、动力与发展——基于全国1298所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的分析

□张菊霞 刘亚西 祝 蕾

高职教育“走出去”是近年来发展的概念，目前尚未有规范的内涵界定。学者与实践者对高职教育“走出去” 有诸多理解，有的将其泛化为国际化概念；有的与“引进来”对应，认为凡是走出国门的活动即定位为“走出去”；有的狭义地理解为境外合作办学或建立机构等。也有学者提出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需要构建相应的发展观，即“从认识论视角看‘走出去’办学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实践论视角看‘走出去’办学是高职院校检验办学质量和提高办学水平的有效路径，从政治论视角看高职院校‘走出去’办学是服务国家战略布局的必然选择。”[1]基于已有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认为高职教育“走出去”是指高职院校通过教育教学标准开发、留学生人才培养、专业技能培训、国际赛事参与、社会服务、文化交流、平台建立等形式，向境外输出人力资源、教学资源、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等有形或无形的教育活动。这种活动是高职教育扩大开放领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纵深发展的一种形式，也是我国高职教育向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中国方案”的形式，增强高职教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助力中资企业 “走出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促进各国民心相通的有效载体。从高职教育的功能定位与特征属性综合来看，高职教育“走出去”是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器，是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助推器，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桥梁与孵化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高职教育需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基础性与先导性作用。本研究以2017年全国1298 所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内容与数据为主要依据，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实践，以境外发展的实际需求分析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动力并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对于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实践现状

基于对全国1298 所高职院校年度质量报告的分析，从“走出去”的牵头主体、实践形式、面向区域、专业领域、国内区域分布及院校类型分布等维度，呈现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实践现状。

（一）“走出去”牵头主体以院校立足办学优势自主探索为主

按“走出去”重点依托资源的不同，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牵头主体有政府、行业企业和院校三方，“走出去”类型分别有政府统筹推进型“走出去”、企业需求驱动型“走出去”和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政府统筹推进型“走出去”主要是政府统筹协调境内外教育资源，院校积极参与并探索“走出去”的形式。较为典型的是国家商务部的职业教育援外项目，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已为113 个发展中国家开展97 期培训，培训学员2012 人。企业需求驱动型“走出去”是境外中资企业主动提出需求，高职院校作为联合单位积极配合，为企业提供人才培养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伴随企业“走出去”。较为典型的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高职院校赴赞比亚开展办学和企业员工培训，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在肯尼亚建立多个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主要是高职院校立足本校的办学优势，积极与境外院校合作并输出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合作建立境外分校或培训中心、招收留学生、境内外合作办学、开发国际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教师走出国门服务境外企业等形式输出教育理念与资源，如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柬埔寨建立“江苏经贸·柬埔寨职业教育中心”等。质量报告数据与案例显示，目前高职院校主要以院校自主探索型“走出去”为主。依靠院校自身优势“走出去”固然是高职教育办学质量与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也是高职教育“走出去”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在当前“走出去”的探索初期，与企业协同“走出去”是值得鼓励的形式。

（二）“走出去”实践形式主要为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短期培训及文化交流

质量报告显示，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形式有合作办学项目（境外设立机构与基地）、境外人员短期培训（援外培训）、招收境外留学生、专任教师境外教学与指导（担任职务）、开发境外认可的专业教学标准、参与专业国际标准认证、承办（参与）国际重大赛事、企业技术咨询与指导（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入国际组织与平台、学生境外就业（实习）、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及科研学术交流与合作等多样化的形式。在多种形式中，有纵深程度高的合作，也有较为基础的交流。数据显示，505 所高职院校共招收境外留学生7326 人，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达38.21 万人日，在校生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实习时间达59 万人日，专任教师服务走出去企业国（境）外指导时间达5.9 万人日，145 所院校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有459 人，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283 个国（境）外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等[2]。院校数据与案例显示，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主要以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境外人员短期培训（援外培训）、传统文化交流等四种形式为主，如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农业职业教育合作，与27 个国家的58 所院校和办学机构签署合作办学协议或备忘录，牵头11 个国家和地区的18 所院校成立国际农牧业职教联盟，招收“一带一路”沿线8 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133 人，培训了110 多名国外技术人员[3]。

（三）“走出去”区域集中于俄罗斯、南亚、东盟及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高职院校“走出去”对象国80%左右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辅以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等发达国家与地区，表明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围绕“一带一路”开展，但走向发达国家实践的同时也说明高职教育“走出去”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从过去发达国家“引进来”已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驱并驾的趋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俄罗斯、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肯尼亚、赞比亚等为主要对象国，其中面向泰国的院校有50 多所，面向俄罗斯的有30 多所院校。走向泰国的如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等天津市多所院校，积极开展深层次境外办学、专业留学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培训及教师境外授课等活动。走向边境国俄罗斯的院校中，黑龙江省具有较大地域优势，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依托校内基地，联手牡丹江市政府共同打造了集品种展示、技术推广、示范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省级中俄农业高新技术合作示范园区。

（四）“走出去”专业与相应产业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次之

高职院校立足专业，结合“走出去”对象国的发展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走出去”实践。从产业领域来看，面向第三产业“走出去”的实践较多，占“走出去”的实践院校一半以上（52%），主要为传统文化、语言、金融贸易、旅游管理、健康及艺术设计等产业领域；面向第二产业的实践，主要集中于机电工程、电子信息、采油采矿、交通运输及土木建筑等产业领域，占“走出去”实践院校的近三分之一（28%）；面向第三产业的院校较少，这一方面与国内农业类高职院校本身占比较少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农业类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需要更有针对性地面向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机遇。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制造2025” 的深入推进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趋势，对第二产业“走出去”的需求正在不断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制造设备的需求持较快增长，对铁路、核电、管线、机场、港口、卫星应用等有较大需求，这为装备制造产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4]，与之相应的是相关专业也获得了难得的“走出去”发展机遇。

（五）“走出去”高职院校集中于“一带一路”境内沿线省份及示范（骨干）院校

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地域性特征，“走出去”程度也在国内区域分布上呈现出差异性。“国际资源表”数据显示，从开展“走出去”实践的高职院校数量看，江苏、广东、浙江、湖南、山东、湖北、福建、云南等8 省共有263 所，占全国505 所“走出去”院校数的52%，其中江苏省有56 所，广东省有42 所，浙江省和湖南省分别有35 所（见图1，图2）。从“走出去”院校所占省域高职院校比重来看，浙江、江苏、北京、海南、上海、天津、云南、广东、湖南等9 个省（市）均有50%以上的高职院校开展了“走出去”实践（见图3），院校总数达234 所。

图1 开展“走出去”实践的高职院校数量的省域分布（单位：所）

图2 开展“走出去”实践的高职院校数量的省域集中度

图3 开展“走出去”实践的高职院校占本省高职院校总数比重的省域分布

约50%“走出去”的院校来自“一带一路”境内沿线区域或东南沿海（沿边）区域，这些沿线（沿边）省份的区位优势为高职院校“走出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与条件，同时也说明这些区域的高职教育发展得较为发达，具备和积累了“走出去”的能力与经验。这些省份的高职院校不仅在“走出去”的规模数量上占有较大比重，且在“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更加丰富，如江苏省在传统的师生交流、文化传播、人员培训等“走出去”的形式基础上，更加注重深入的合作办学、专业标准开发、留学生培养等深层次的“走出去”，2016年全省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高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199 个，全省高职院校招收以“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为主的留学生2669 人，其中学历生占53%[5]。相比沿线（沿边）省份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规模与质量，内地部分区域如重庆、陕西、甘肃、宁夏等“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高职院校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走出去”高职院校的类型来看，近60%的是国家（省）示范（骨干）院校，表明示范（骨干）院校对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思维的突破较快，对高职教育发展规律的回应也较快，相应地，示范（骨干）院校应加大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积极引领与带动一般院校发展与“走出去”。

二、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动力需求

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实践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已驶入快车道，逐步以“量”的突破带动“质”的提升，内部的需求与动力已蓄势待发。同时，外部对高职教育“走出去”的需求，如境外中资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的需求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教育程度提升的需求，均为高职教育“走出去”提供了驱动力与发展空间。

（一）企业“走出去”势头强、人力资源需求大，高职院校以企业为牵头主体的“走出去”形式探索机遇多、空间大

“一带一路”建设有力带动了我国的国际贸易额扩大与投资额增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2017年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 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 亿美元，同比增长14.5%[6]。随着贸易额与投资额的扩大，企业“走出去”的势头也在不断增强，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近三年共有47 家中央企业参与、参股或者投资“一带一路”建设，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 个项目，长周期的“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需要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到2020年，境外营业额将占到中国央企总体营业额的20%以上。目前央企境外单位总计9112 个，分布在全球185 个国家和地区[7]。《“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20 多个国家建设了56 个经贸合作区，涉及基础设施、产能和装备、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能源资源、农业、服务业等广泛的产业领域，累计投资超过185 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近11 亿美元的税收和18 万个就业岗位[8]。企业影响力和“走出去”正在不断提升与扩大，但从整体上看，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着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中国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许树森曾认为“中国有色集团在境外设立企业，主要制约因素便是海外‘招工难’”[9]。

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角度看，企业“走出去”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和助推企业“走出去”的主体，在企业“走出去”的牵引下实现高职教育“走出去”，积极配合企业解决人力资源问题。目前高职院校以企业牵头“走出去”形式探索不足，尚未充分把握企业“走出去”的契机，亟需探索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有效机制。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匹配度低，高职院校一产、二产类专业“走出去”空间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保障适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升经济社会水平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失业率较高、三产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失调是长期以来影响部分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水平的失业率①为5.73%，而在6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失业率高于世界水平的有37 个，其中10 个国家高于15%，如马其顿、希腊及亚美尼亚等失业率分别达高26.73%、23.91%和16.76%[10]。这表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亟需找到有效途径提升劳动力就业技能，逐步缓解和降低失业风险。同时，三产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东盟国家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与其对应的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严重失调，差距高达20%左右，如2015年印度尼西亚三产结构比为13.52∶40.01∶46.46，但其三产从业人员结构比为32.88∶22.24∶44.89[11]。显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与从业人员结构不相匹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过剩，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严重不足，整体就业水平较低。

失业率较高、三产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失调的问题亟需通过一定的职业技能培养与培训促使失业青年再就业，同时转移相关产业的过剩劳动力于其他产业。根据高职院校数据显示的不足三分之一的二产类专业和不足10%的一产类专业“走出去”现状，结合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程度，我国高职院校相应的一产类和二产类专业“走出去”空间巨大，有效“走出去”将有助于满足沿线国家产业发展与就业的需求。

（三）“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教育不发达，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对高职教育“走出去”开展学历教育与提供经验援助需求大

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是提高人口质量的前提，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基础，但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不足，人力资源开发程度较低，人力资源未转化为人口红利，反而成为人口压力。究其原因，教育不发达，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低、适龄青年失学率高、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较低等为其较大影响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高中适龄青年失学率达20%以上的国家有13个②，其中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老挝、马来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均高达40%以上[12]；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世界水平（76.42%）的国家有9 个，主要集中于南亚地区[13]。有研究表明，55%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50%，其中11 个国家低于15%，29 个国家处于15%-50%之间[14]。中学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可以充分说明国家职业教育人才资源的数量与规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65 个沿线国家中，中学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低于20%的国家有35 个，分布于南亚、西亚、中东欧、独联体等区域，这些区域职业教育亟需大力发展，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空间较大。

根据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短期培训（援外培训）及传统文化交流等主要形式“走出去”的实践现状及国内省域分布情况看，目前以境外办学形式开展学历教育的实践尚为数不多，且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省份，“走出去”对促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及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功能尚未充分挖掘与发挥，同时仍有大量“一带一路”境内沿线（沿边）地区，尤其是内地省份的优质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探索上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分开展多种形式的“走出去”实践，发挥其辐射功能与区域优势，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水平整体提升。

三、高职教育“走出去”的发展策略

（一）政校企多方联合，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机制

目前高职院校“走出去”以院校立足办学优势自主探索为主，结合当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势头与急迫的人力资源需求，高职院校亟需充分借助企业资源，搭上企业“走出去”的顺风车，不仅可以降低“走出去”的成本，更能降低风险障碍和能力障碍[15]。校企协同“走出去”的实践发现，因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导致部分校企协同“走出去”面临诸多问题。基于此，建议政府、院校及企业多方联动，尽快探索建立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机制为高职院校和企业协同“走出去”保驾护航。首先，建立校企协同政策保障机制。政府通过出台校企协同“走出去”的指导政策和管理办法，明确校企双方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功能定位与角色任务，确保责权利分明，积极健全境外办学制度与资产管理制度，为企业与院校协同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16]。其次，建立校企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校企双方协同“走出去”的信息交互平台，通过发布或更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态、企业人才需求、教育现状等相关内容，并积极开展跨境的多渠道线下校企实体对接活动，以探索更加多样的校企合作发展空间。再次，建立校企协同工作机制。加强校企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建设，将高职教育“走出去”通过国家“一带一路”办公室统筹协调境内外各相关行业企业，促进高职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的常态化与持久性。

（二）高职院校对接需求，促进专业精准“走出去”

高职院校二产类专业和一产类专业 “走出去”分别不足三分之一和10%，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产和二产的产业结构与从业人员结构极不适应，产业发展与人口就业匹配度亟需提升，高职院校需紧密对接境外需求，推进专业精准“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水平提升。

第一，不断加强“走出去”自身能力建设。牢牢把握制定并输出专业标准这一关键，借鉴目前较为成熟且已输出的专业标准案例，紧密结合对象国人力资源需求，组织国际专家、国内专业领域专家及职业教育专家等制定专业标准，为专业精准长效“走出去”奠定基础。教师走出去的积极性及双语授课能力是“走出去”自身能力建设的又一关键，面对目前师资国际教学能力紧缺的问题，高职院校要制订“双师双能双语”师资培养政策与中长期规划，同时完善校内“走出去”项目开展的相关配套机制建设，为教师“走出去”提供激励措施和保障条件。

第二，充分调研，提高专业精准对接度。院校在开展“走出去”项目的过程中，应厘清思路，在“走出去”前充分调研对象国的产业与人才培养现状和需求，做到知此知彼，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根据调研并结合院校自身专业优势，选择相适宜的“走出去”项目进行精准对接。同时，积极寻求境外相关中资企业或职业院校开展合作，确保境外企业与院校的资质，使“走出去”实现精准对接，有的放矢。

第三，特色鲜明的一产类高职院校，在拓展国内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积极探索“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方面为沿线国家培养农业类人才，帮助其改善产业与人才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也可开展“国际化+农业”双驱并驾的发展模式，改善当前农业类院校发展的社会困境。

（三）高职院校加快境外办学，促进“走出去”横向拓展与纵深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教育不发达、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对职业教育发展和接受教育机会的需求来看，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横向规模与纵深程度均有较大空间。高职院校“走出去”不断横向拓展与纵深发展，不仅可加快我国高职教育“走出去”步伐，同时也间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增加人口受教育机会。首先，扩大规模，促进“走出去”的横向拓展。一方面，内地省份优质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走出去”，通过与东南沿海沿边省份高职院校联合，或依托与借助东部院校“走出去”实践，如参与东部院校的援外培训等活动拓展“走出去”项目，或借助类似于“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等平台开展实践，促进国内高职院校在省域分布上趋于基本平衡；另一方面，“走出去”境外国家目前集中于俄罗斯、南亚、东盟和非洲等国家，走向中东欧、西亚等国家的院校实践较少，高职院校可逐步拓展这些国家领域，不断扩大“走出去”的国家覆盖面。其次，加强境外办学，促进“走出去”纵深发展。境外办学是输出高职经验与模式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可以更加直接地将我国高职教育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及社会服务模式与经验输出，助推对象国职业教育发展，间接提高人们受教育机会与程度。同时，境外办学直接培养当地人才，相比输出经验，是更直接的增加教育供给，补充对象国职业教育不足的有效形式。境外办学需“走得稳”与“留得住”，高职院校境外办学要遵循适应性、有效性与融合性原则，因地制宜、入乡随俗，深入了解境外文化和经济社会环境，准确境外办学定位，并开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专业，提高适应性[17]；积极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境外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办学有效性；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加强对境外办学学历学位的认证，促进境外办学的融合性。

注释：

①失业率是总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失业人数是指目前没有工作但有能力参加工作的劳动力数量（来源：世界银行模拟劳工组织估计）。

②一带一路65 个国家中有34 个国家未填报数据，在填报数据的国家中达20%的有13 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