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杨红荃 肖渝琪

2013年9月，***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指明了重要方向。高职教育的自身属性也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中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一、“一带一路”与高职教育国际化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国际化，即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一个“引进”和“输出”的双向过程，强调多样性和互动性以及多元性[1]。高职教育是以技术和应用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类型。相对普通高等教育而言，技术应用性教育更易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交流和借鉴，因此，可以说高职教育天然就具备国际化的属性。高职教育国际化强调思想观念的包容性、专业设置标准的国际性、政策导向的开放性以及人才培养的跨界性等[2]，它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是站在国际战略高度上，结合本国国情的跨民族、跨文化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融入到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社会服务、项目研究和文化价值等各方面，从而提升本国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培养具有国际素质、知识结构和应变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耦合关联

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了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的高效联动，“一带一路”战略与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着耦合关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高等教育改革，尤其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平台，也为与沿线国家实现教育互动搭建了桥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强调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需要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支撑。高职教育正是以人的培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就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知识及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根据“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项目做好人才需求分析，及时调整，紧跟前沿，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做好人才供给服务。

二、“一带一路”战略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推进，必将促进各国间教育文化交流。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核心战略，也从中迎来了自身发展的机遇。

（一）外部平台的资源供给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这其中每项内容建设都对职业教育有着巨大的需求，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心相通”，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一带一路”建设者，也担负着传承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重任。2016年，教育部印发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明确教育定位，围绕“一带一路”重点共建的“五通”提供两方面支撑：一是促进民心相通，二是为其他“四通”提供人才支撑。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教育对外开放成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使得教育国际化的理念深入人心，为推进高职教育对外开放事业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源互相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催生了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从而对高职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沿线各国在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产生巨大需求，这为推进教育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动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信会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阿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也为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如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等众多合作平台已经搭建。在历史文化渊源上，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自西汉时期起，各种文明长期交融碰撞，给“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留下了文化认同感，为我国与这些国家间的高职教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3]。

（二）内在体系的需求供给

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世界水平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二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走向世界。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发布，指出要建设开放型职业教育体系，鼓励高等职业院校与国外高水平院校建立一对一的合作伙伴关系，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相关文件中提出了着力构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明确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六个导向，首先就是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与体系。“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也顺应“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布局并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二者相辅相成[4]。国际化发展已成为高职教育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则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沿线国家及地区提供教育服务促进了现代职业教育突破发展模式、加快改革速度，也是国家建设开放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需要。

（三）院校自身的能力供给

2006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推动实施了“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经过多年的治理，高职院校办学实力显著提高。2014年，《决定》明确指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和骨干专业，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规划》中也明确了“世界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着眼点在于“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随后在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上，要探索和规范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要鼓励骨干职业院校走出去；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国际化”已成为“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应有之义，而随着“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一流高职院校”等建设计划的推行，我国高职院校已初步具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则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通道和平台支撑。经济新常态下，我国职业院校面临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恰为职业教育探索内涵式发展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转变发展观念，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推进高职教育提质、增效、升级。

三、“一带一路”战略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带来多重挑战

教育国际化须具备开放性、通用性及交流性的特征，能与国际经济社会在人才培养、师资交流、教育服务与管理等要素领域进行全方位对接，是教育国际化的较高水平[5]。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教育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践行者，我国高职院校历经30 多年的发展也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并积累了对外交流的经验，但目前国际化发展水平仍处于初始阶段。“一带一路”战略促进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使高职教育在国际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理念意识不强

就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现状而言，其国际化水平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现实要求，这也严重制约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有效供给。一方面是缺乏教育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意识。很多职业院校办学的出发点是服务当地的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导致地方职业教育的格局和视野狭窄，直接体现在高职院校国际化建设上就是缺乏协调学校各部门的运行机制，缺乏配套的总体战略规划，许多院校以国际交流项目数量、教师出国进修人数、留学生在校人数等量化指标作为判断国际化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而忽视国际化内涵的建设，如国际化精品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开发等[6]。另一方面是先进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理念未得到推广和应用。有限的国际化合作和活动主要集中在交流和参与的层面，具有较强的单向特征，以“引入”为主，“输出”较少，缺少双向互动的合作。从地方和学校层面的来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平台越来越多，但大多是官方性质运行，行业企业等其他相关主体的参与积极性相对较低，且合作方式上多是短期项目，合作专业比较狭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7]。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教学资源不足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前提是具备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即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教学能力的专业教师队伍。近些年来，我国高职院校积极与国外院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师交流、教师培训等合作项目，引进外籍职教师资，聘请外籍专家为教师开设讲座培训，派遣教师出国交流与培训；教育部和财政部也组织职业院校管理人员和骨干教师赴海外研修等。但现在能够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师资力量还远远不够，除了国际化观念层面的问题外，语言能力、科研能力和个人综合能力的限制，也使得很多教师无法全面理解合作国家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借鉴与输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贸易、文化等建设内容均需要我国高职教育提供技术技能人才供给。面对数量巨大、专业众多的高素质人才需求，无论是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方面，还是在办学质量和办学模式方面，我国职业教育都面临挑战。当前，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标准及培养的人才无法支撑“一带一路”项目实施的需要，这将影响高职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

（三）高职教育国际化多元牵涉复杂

“一带一路”横贯亚欧大陆，沿线国家中既包括少数发达国家，也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大量发展中国家，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存在明显差异，“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面临诸多风险。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类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沿线国家政体的多样性、政局的不稳定性、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必然影响我国高职教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严重影响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使“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愈发困难[8]。经济贸易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多样，对人才的要求各不相同，从而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各异。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日渐频繁，如何应对民族多样性、宗教复杂性及文化差异性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如“文化侵略”“意识形态植入”等，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不容忽视的挑战，也给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化发展中的本土化融合带来巨大挑战。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对技术人才的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职业通用能力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这是我国职业院校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挑战。教育体制的差异，不同的教育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劳动观念的巨大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仅会影响到劳动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而且会影响到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高职教育也应随着经济社会大形势的变化而实现国际化发展。现阶段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从供给角度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应关注供给侧的持续优化调整。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供给侧优化包含要素端和生产端两个方面。其中要素端主要通过对劳动力资源、技术、资本、土地等资源进行科学配置，实现要素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由流动，以达到最优化配置，激发社会生产活力和生产供给效率；而生产端主要围绕工业、农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战略新兴产业等领域内的制度创新，化解产能过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发展的竞争力[9]。与经济领域内的供给侧改革相对应，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供给侧优化也可以分为生产端和要素端两个方面。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生产端优化

1.开放办学理念，推进全局发展。高职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劳动者为目标，高职院校是人才的供给者，需要适应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的人才需求，这就要求高职教育领域不仅要关注、熟悉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新政策、项目、工程等的进展，还要找准适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契合点和着力点，持续地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人才供给。“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推进过程复杂，涉及内容广泛，专业化程度要求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众多，这就要求高职教育首先在办学目标和教育理念上必须契合“一带一路”大环境，国际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办学目标决定着学校建设的方向，要构建“大职业教育观”，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在立足自我发展基础和当地实际的同时关注国际市场的特点和需求。高职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平等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促进协同育人、汇聚国际资源，不仅要学习成功经验，借鉴先进成果，也要探索职业教育合作、援助的机制途径，输出我国高职教育理念，提升高职教育国际影响力。各个层面的政府机构和职业院校要具备国际视野，做好宏观战略指引，制定国际化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将国家与地方国际化发展战略相结合，将国际化发展和学校自身发展相结合，从而形成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特色。

2.建设运行机制，提供全面保障。“一带一路”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高职教育随之走向国际化发展道路，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也需要相应的变革，既要适应国际规则，也要结合国情和院校实际情况，构建并实施国际化的新机制。首先，强化沟通机制建设。一方面是政府与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制定者和指导者，要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提供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等；职业院校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实践者，要及时掌握政府的政策导向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是我国与国外合作机构的沟通，凝聚合作办学共识，强化政策制度的沟通和协调，保障与沿线各国间需求的协调度和契合度。其次，完善合作机制建设。大批企业随着“一带一路”不断“走出去”，需要技术和人才供给，需要政策和制度支持，协同企业、院校、政府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最后，加强投入机制建设。充足的经费投入是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推动高职教育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要发挥经费投入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要调整和优化高职教育国际化经费投入所占的比例，设立高职教育国际化专项经费制度，建立多元融资制度。另外，国际化进程中的项目执行机制、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建设内容。

3.参与职教标准制定，达到国际互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标准与政策、规则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为互联互通提供重要的机制保障。国家先后发布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年）》《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关于加强标准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倡议》等官方文件，职业教育领域内，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职业院校要主动参与国际职教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要与沿线各国共同探索，无论是专业标准、课程标准，还是评估标准、职业资格标准等，要实现标准国际化，就要与沿线各国需求对接，提升国际通识度，在“一带一路”区域范围内实现国际互认，包括课程互认、资格互认、学历互认等。截至2017年4月20日，教育部已与46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其中就包括24 个“一带一路”国家。另一方面，要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树立中国职业教育品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输出中国标准。中国职教标准是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和职教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不仅要突出本土特色和优势，围绕区域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集聚有实力的学校、行业和中资及外资企业共同参与，合作制定并适时修订，也要广泛参考国际标准体系，与其核心构成要素达到协调与融合，精准对接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企业技术标准体系，主动适应当地技术生产与技术创新需求[10]。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要素端优化

1.优化专业布局，对接课程设置。《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 号）提出，要紧密对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围绕各类经济带、产业带和产业集群，建设适应需求、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专业群。专业建设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专业建设随之优化调整。根据教育与经济的耦合分析，高职教育专业应与产业联动设置，与“一带一路”的产业群相匹配，随产业动态调整，既要体现中国特色，也要吸纳和包容沿线国家的优势与差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广泛，高职教育专业国际化构建更要具备动态性、预见性和超前性，对于建设急需的人才，优先专业发展，但也要合理规划，避免“一哄而上”，做好长期投入和长远规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应基本形成对接紧密、特色鲜明、动态调整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一带一路”背景下，即要形成能紧密对接国际化发展需求，随之动态调整，具有民族和跨文化特色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课程体系。职业院校要以课程改革为载体，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契合的国际化课程，通过成功“走出去”的行业、企业参与课程设计、课程评价、课程内容、课程结构等，将语言、人文、通识教育，跨文化知识、观念与能力，以及国际竞争意识、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等有机结合，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更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2.共建学习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高职教育国际化是由理念、制度、研究、管理、服务等各要素组成的，是各要素之间相互联动的过程，这就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搭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职教育交流平台，建立战略实施的支持服务保障系统，构建国际化沟通网，打造高职教育发展共同体，畅通各要素联通、共享的渠道。目前已经有很多合作平台搭建形成，如中国—东盟、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中国国际教育年会、APEC 领导人峰会、博鳌论坛等，通过这些平台加强了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在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办学经验等方面的交流和分享，以达到相互支持、通力合作。除了这些官方组织，也要充分发挥不同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机构和组织等的资源优势。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依托，校企合作的国际化不仅使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有更广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遇，也为高职教育和企业各自的国际化发展互相提供支撑和资源。如订单培养一直在校企共同培养人才中发挥重要作用，天津的“鲁班工坊”就是作为中外职业教育交流服务的专门机构，既是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职业教育，提供专业技能培训的平台，也是向各国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11]。另外，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及社会专业组织可以及时根据“一带一路”推进状态发布用人需求等信息，建立“一带一路”人才需求预测数据库，更好地指导高职教育做好人才供给和技术供给[12]。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师资力量一直处于劣势，可以利用网络，如在线教育等来弥补这一点，实现信息共享，交流常态化。

3.促进文化交流，构建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这既体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反映了我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也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共享、共建、共治”，“一带一路”倡议正着力于这一观念意识，着力于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和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建设的核心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促进民心相通，就要促进文化交融、文化理解。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连续三年举办“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 余名高校师生积极参与，有效发挥了高职教育在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的主阵地作用[13]。《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精神，全方位提升我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秉承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合作理念，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国情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地缘政治、民心社情等也有较大的差异性，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中不容忽视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承担国际间文明交往的一种有效载体，其中高职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一带一路”建设亦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程，高职教育在这个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在充分的文化理解和文化包容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达成文化自觉，以培养“世界公民”为目标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