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实践路径思考

□郭文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一带一路”引领中国产业“走出去”，一批企业开始面向全球进行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和生产布局，高职教育对外开放环境发生显著变化。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引导高职院校发挥自身优势，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国际化新路，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时代要求

2013年，***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至2019年，“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并且正在从谋篇布局转入精耕细作。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既为高职院校对外开放带来新机遇，也为高职院校开展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带来新挑战。

（一）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识为高职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至2019年4月，中国已经与131 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87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其中，亚洲38 个国家、欧洲26 个国家、非洲39 个国家、大洋洲9 个国家、南美洲8 个国家、北美洲11 个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正在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这些国家是高职院校对外开放的重要阵地，需要引起院校的高度重视。但同时也要注意，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链价值链不同、教育体系不同等，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面临的情况复杂多样，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具有“匹配度”的服务方案，以使不同国家、不同教育、不同人群更好地分享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目前，我国商务部发布了2018 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这一公共服务产品基本覆盖了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详细介绍了投资合作目的国（地区）的基本情况、经济形势、政策法规、劳务用工要求等内容，可以作为高职院校开展对外合作、加强国别需求研究的基础参考资料。

（二）基础设施网络联通与产业合作对高职参与提出了强劲的需求

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比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中蒙俄、中吉乌、中俄（大连-新西伯利亚）、中越国际道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阿联酋哈利法港，中俄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天然气管道、中缅油气管道，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等取得积极进展。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是为沿线国家提供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工程，2013年至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 亿美元，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超过4000 亿美元[2]。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发展层次提升大大增加了国际产能合作的需求，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经贸、产业合作园区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有序推进。这些都对高职院校提出了旺盛需求，高职院校一方面要聚焦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项目，发挥自身优势，配合“走出去”企业积极参与对外开放，服务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 另一方面也要围绕沿线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服务“一带一路”技术转移、技术协作与技术应用，推动形成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

（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深化了高职国际合作的内涵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共建“一带一路”不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输出，而是发展经验的分享，它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能够促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有研究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 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至3.9%[3]。经济全球化带动了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发展必将推动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一带一路”发展彰显的目标使命和价值引领也将成为职业教育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高职教育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要求，建立有共同愿景的国际化战略思维，聚焦“一带一路”，积极推行相关改革，在“引进来”“走出去”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献力。同时，要坚持把别人发展看成自己机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打造高职教育共同体。

二、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首创，是因应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产物，是融合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新模式。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学历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对于提高高等教育普及水平和毕业生顺利就业并重具有借鉴意义；产教融合的专业教学模式和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对于提高学生发展能力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并重具有推广意义[4]。高等职业教育的鲜明特点使其具有服务“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一）高职教育规模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体系覆盖全产业链领域

2018年，全国高职院校1418 所，招生368.8 万人、在校生1133.7 万人，分别占普通高等教育的46.6%、40.0%，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专科层次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5]。《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显示，615 所高职院校布点在地级及以下城市，240 所院校在160 个县级城市办学。高职院校这种遍布城乡、覆盖广泛的分布网络，具有办学布局重心低、服务城乡面向宽的特点，汇聚形成了对接、服务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巨大能量。与此同时，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注重满足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需求。根据调研，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共开设专业1000 余种，专业点数超过3.5 万个，基本覆盖三次产业各领域各行业，60%左右的专业点对应地方支柱产业，财经商贸、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卫生等专业大类的在校生规模均超过100 万人，校均相关专业点数分别达到5.1 个、4.0 个、3.8 个、1.4 个。高职院校构建了对接产业行业分类的专业图谱，能够支撑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

（二）高职教育类型新，服务国民教育素质提升和人力资源水平开发

我国高职教育是一种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育类型，具有国民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双重特征，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高职教育强调育训结合、德技并修，发展高职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受教育年限、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近20年来，高职教育发展坚持立德树人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重，形成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办教育的特征，在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服务乡村振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若干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贡献[6]。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大规模扩招100 万人的重大任务，重点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体现了国家对高职教育的认可，也将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为新型的全纳式教育，有效惠及更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高职教育的实践探索经验，对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高职教育模式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连接

21世纪以来，高职院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注重与行业企业对接，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结合发展的道路。与20年前相比，高职院校数量增长了2.3 倍、在校生规模增长了8.7 倍，坚持产教融合是高职教育发展壮大的关键，经过实践检验后，“产教融合”也逐步从职业院校的基层探索转为国家意志，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产教融合成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2019年，国家“双高计划”进一步引导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建设，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体现出学校集群对接产业集群、专业链对接产业链的明确导向。总体来看，产教融合的核心是将产业先进技术、产业优秀文化、产业发展需求融入教育教学资源和教育教学过程，推进专业教学对接产业发展，推广产业新技术新技能，提升职业教育课程技术含量，增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供给[7]。基于产教融合模式下的高职教育国际合作，既能够支撑经贸合作，又能够促进人文交流，可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引领效应的重要体现。

三、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路径探索

2016年以来，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高职院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努力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为引导高职院校深化国际合作，发挥服务“一带一路”的独特作用，2017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首次增加“国际合作”部分，至今已连续发布三年。根据各高职院校质量年报，吸引来华留学、走出境外办学、输出优质资源、搭建沟通平台以及“组团”开展合作等，正在成为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路径。

（一）吸引来华留学，沿线国家成为高职院校留学生主要生源地

2018年，高职院校全日制来华留学规模达1.7万人，比2017年增长近50%，是2016年的2.4 倍；非全日制培训规模比2016年增长超3 倍。留学生国别范围从集中于周边数个国家，逐步扩展到东盟、中亚、非洲等数十个国家，江苏、浙江等省份高职院校约90%的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重要的是，伴随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车等先进技术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一批高职院校积极发挥专业与技术优势，吸引境外学生来华学习，呈现以学习技术技能类专业为主、汉语学习为辅的格局。留学生规模扩大和来源多样性增加了管理服务的复杂性和挑战性，适应新形势，高职院校持续扩大留学生规模的同时，更加重视规范管理服务。比如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改革留学生管理机制，针对留学生教育背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迥异的情况，以适应性教育为主导、纪律约束为保障、奖优汰劣，坚持标准，保证质量，2018年劝退不合格留学生32 人。

（二）走出境外办学，沿线国家成为高职院校境外办学主要集聚地

境外办学是教育“走出去、树品牌”的重要路径，围绕“一带一路”，高职院校瞄准外向型企业，探索设立鲁班工坊、海外分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培训中心等多种办学形式，在高速铁路、道路桥梁、现代农业、信息通讯等行业开展技术和培训服务，主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向世界推广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为沿线国家培养培训本土化的技术技能人才，有力地支持了行业企业发展，也加强了自身技术技能积累，扩大了国际影响，“鲁班工坊”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名片。2012年以来，高职院校在境外建立了30 余个海外分校，覆盖亚洲、非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五大洲，72.7%分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与卢旺达北方省穆桑泽职业技术学校合作设立职业技能发展中心，帮助卢旺达培养机械制造、信息技术、酒店管理、建筑和农业等方面的实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在校生超过1000 人，成为卢旺达北方省最大的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三）输出优质资源，教师与教学标准“走出去”成为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高职院校鼓励教师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参与有关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订，并注重携手国外学校、跨国公司和企业，发挥产业和专业优势，共同制定国际水平的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得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认可。2018年，专任教师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超过1400 人，比2017年增加66.4%；专任教师赴国（境）外指导和开展培训时间超过10 人日的高职院校达到401 所，比2017年增加48 所。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595 个、课程标准3349 个，是2017年的2.2 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广东农垦橡胶集团海外公司合作开发橡胶加工安全生产规范标准，被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4 个国家20 多家海外公司认定和使用，提高了集团海外公司的安全生产水平，为世界橡胶行业安全生产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四）丰富人文交流，建设增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的沟通平台

高职院校注重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举办文物、美术和音乐展演等文化交流活动，努力打造高品质的品牌项目，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友好邻邦民心相通。在此基础上，与相关各方共同培养一批了解中国文化、能够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互信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广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尼泊尔全球旅游与教育学院开展粤菜文化、粤菜烹调工艺、粤菜培养基地、师资培训、师生交流和其他资源共享的国际合作项目，以粤菜为桥梁，以中华餐饮文化筑“一带一路”民心之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与泰国曼谷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共建孔子六艺学堂，按照“汉语+文化+专业+产业” 模式设计开展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

（五）“组团”合作，探索构建“一带一路”高职教育合作体

一批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企业、院校等合作，通过组建联盟、职教集团、研究中心等，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体，“组团”开展合作办学、留学生培养、技术服务、文化交流等，推动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国际合作水平。各院校质量年度报告显示，高职院校牵头成立的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平台已经超过15 个，如中国-东盟交通职业教育联盟、“一带一路” 职教联盟、“一带一路”国际艺术教育联盟、丝绸之路亚欧院校 （职教）联盟、“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国际化联盟等，推动国际合作更为机制化、长效化，增强了职业教育共建共享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深入性，更好地推动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落地落实。

（六）立足区位优势，沿边境省份高职院校发挥服务桥梁作用

我国陆上沿边境有9 个省份，通过陆地与15个国家相邻，9 省共有296 所高职院校，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8]。沿边境省份高职院校依托区位有利条件，探索建设“国门高职”新模式，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职能，逐步发挥了睦邻、安邻、富邻的作用，努力为国家民间外交作出贡献。广西成立55 家中高职院校及行业企业参加的“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借助与东盟各国文化相近、地缘相邻优势，发展边境地区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共招收548 名全日制留学生。甘肃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丝绸之路校长奖学金”，招收50 名来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泰国、文莱等国家的留学生。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挥新疆地缘优势，先后与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及俄罗斯开展合作。内蒙古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面向蒙古国开展职业培训，与蒙古国奥德公司共同组建了鲁班学院，与蒙古国农业大学签订协议开展“电气维修”“汽车维修”“焊接”“风力发电维修”职业技能培训等。

四、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进一步思考

服务“一带一路”是高职院校的重要使命，也是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重大机遇。聚焦服务“一带一路”，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正在形成多渠道扩大国际影响的新态势，有望成为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亟待更多关注和更好保障。

（一）高职院校国际合作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亟待加强

目前高职国际合作主要依靠各地院校自主探索发展，缺乏政策、资金的配套，亟待加强统筹规划与监督管理。比如，高职院校开展留学生教育仍存在政策支持弱、资源支持少等不利条件，高职学历教育留学生占当年高等教育来华学历留学总数的比例不到5%，并且尚有80%以上的高职院校基本没有留学生，高职留学生教育仅靠学校自身实践探索具有局限性，需要各级政府提供公平的政策环境、加大资源倾斜力度，扩大高职院校留学生教育培训规模与质量，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价，推动高职院校国际化有序、可持续发展。

（二）高职院校国际合作的内涵和质量有待突显

分析各高职院校质量年报数据发现，在体现国际合作内涵与合作质量方面，高职院校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数与课程标准数、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人数、国（境）外技能大赛获奖数量等指标上，仍有三分之二左右的高职院校基本为零。因此，高职院校需要结合自身实际，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基于专业结构、资源基础等方面综合谋划国际化，建立学校国际合作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开展高质量、有特色的国际合作。尤其是面对高职院校目前只能颁发专科学历证书，不具备学位颁发权限，在“走出去”办学和招收留学生过程中存在“学历不认同”的困境，加快制定国际认可的专业教学与课程标准，以标准来引领和提高人才培养的总体质量，是提高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路径。

（三）高职院校国际合作需要重视实施差异化策略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已连续三年发布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 强，从50 强的区域分布来看，高职院校国际合作正在呈现发达地区引领、欠发达地区突破、沿边地区凸显地缘优势的格局，这符合不同地区高职教育办学水平和区域发展需要。未来，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还需要聚焦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重大颠覆性技术，依托自身的教育模式创新和技术应用创新，进一步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深度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根据国家、产业、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积极开展国别区域研究，走出去的教学资源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和建设才能落地生根，在此基础上形成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四）高职院校国际合作要在服务大局中不断走向深入

近年来，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我国对外开放正在转为大进大出新格局，但与之相应的法律、咨询、金融、人才、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9]。高职院校“走出去”要充分认识当前的形势，尤其是伴随我国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 由倡议变为行动，高职院校国际化将不再是一个命题，而是高职院校的常态化生存方式。因此，高职院校要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自身能够支持经贸合作、加深人文交流上的功能，重视与“走出去”企业同沿线国家共建的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相结合，提供技术人才和科研服务支撑。同时，高职院校还可以“技术”为中心，助力沿线发展中国家技能潜力的释放，使中国技术、中国的技术应用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得到认可，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在“大进大出”对外开放格局中提升国际影响力，进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