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出版与职校教学质量提升的成效解析——以项目任务制和融合式教材为例

□林 茂

近年来，有关职校教学质量提升策略与途径的呼声不绝于耳，业内外人士亦从课堂呈现、办学思路、教材编写、技术手段等方面着手，做了诸多有益探索。应看到，在最近十余年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教材一直是以呈现职教改革思想的物质载体形式存在的，但对于采用什么样的编写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过程并将成效最大化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项目任务制编写似乎已经取代学科式体系，正成为职校教材的主流模板；引入二维码的融合出版模式目前也风头正劲，貌似可以解决职校教学过程中历来难以克服的顽疾，塑造出不同以往的新型高素质劳动者……作为教材出版工作者，笔者有十余年的从业经历，目睹了这一系列发展历程，也由此有些自己的思考。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种教材编写方式在实际出版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切实起到了有效促进教学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项目任务制教材只有在适应读者需求，同当地办学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前提下，才可以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辅助手段；融合式教材出版模式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倘若跳出了这些客观条件而一味采取复制相关出版模式的手段，并不能起到正向效应。只有针对课程特点，采取因地适宜、因材施教的教材编写方法，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从而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一、项目任务制教材所体现的办学思想必须同当地办学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当下，随便翻开市面上一本主流的职教教材，大多已经摒弃了学科式体系而采用项目任务制编写方式，它背后体现的，是在中国大地已经初步落地生根的双元制或学徒制等先进的教育理念[1]，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种办学思想要想在社会上真正得以贯彻施行，一定要有与之相适应匹配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文化风尚、社会制度。否则项目任务制教材有可能因为缺乏实际操作与实习的机遇而变得没有针对性，会让教学过程困难重重，无法实现在实践中理解理论知识的目标，变成既没有实践又缺乏理论的失败教育。中国的国情与支撑双元制的德国、鼓励学徒制的英国有着重大差异，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即使在一个省内往往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强推体现双元制或学徒制办学思想的项目任务制编写方式是不合适的，客观上也并不合理，必须开展先进教学思想的本地化变通工作。

例如，由于职业教育受到区域产业水平影响，江苏的教材应用情况就体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我社的项目任务制教材在江苏太仓中专就得到了较好的反响，使用此类教材的学生毕业后较其他地区的职校生而言也得到了更好的就业机会，类似舍弗勒、慕贝尔等知名德国汽车零部件公司中高达20%的生产员工是因在校期间参与双元制培养而获得录用的，这背后的原因与太仓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直接关联，太仓外资企业高达1600 余家，其中有300 多家是认同或参与这种办学模式的德企[2]。而在经济并不发达的苏北地区，一些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虽然也认识到了项目任务制教材的重要性，但因为地方经济实力不足，尤其是缺乏能与学校合作对其支撑的企业，提供不了学生在岗实习与就业的机遇，完全成了自上而下的硬性推广，仅仅模仿了形式而没有吸收到办学思想的精髓，所以效果不佳。在缺乏实训的条件下，学生对于项目任务制教材中所涉及的案例只是孤立地学习，按图索骥地进行模仿，难以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融会贯通，也不能从中得出理性的思考，一旦接触到与项目任务制教材中不同的仪器设备、工作环境，就束手无策，既无实践动手能力，更无理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不如采用传统的学科式教材编写体系，虽然它存在理论性较强、实践短板的缺陷，但至少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学生还可以在后期的工作阶段凭借之前打下的学习基础实现自我提升。

由此看出，在教材编写方面，不应当为刻意迎合双元制或学徒制教学目标而一味编写项目任务制教材，在成功的项目任务制教材背后，体现的是职业学校与地方经济、当地企业的密切相连，不顾地方实情盲目照搬会举步维艰。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必须进行各种舍弃、创新，以适应现代化的办学目标。例如，苏州常熟中专在此方面就有所突破，该校对于一些缺乏企业资金与设备支持，难以按照双元制或学徒制培养模式开班的专业，在某些教材的选择上果断放弃了项目任务制，转而从传统的学科系统式教材中加以遴选，吸收其中有效成分并加以改造，采取与行业协会联合的方式，将学生送至外地企业实习，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二、融合式出版必须因材施教，有所选择，并非提升教学质量的灵丹妙药

以移动互联为标志的融合式图书出版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得到了广泛应用。不少职业教育教材出版单位认为，通过在纸质书中增添二维码的方式引入视频让学生观看，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堂上不易讲述清晰的知识难点，拉近学生与课程知识之间的距离，进而激发学习兴趣，实现教学目标。我社在这类新形态教材建设方面建树颇丰，目前已在“数控”“财会”“光电缆”“汽车”“电梯”等多个大类专业方面进行了业务尝试，但收获不一。通过对教师、学生的充分调研与交流发现，出版单位对于职业教育融合式图书出版所寄予的初衷并非总能切实落地，会依据不同学科呈现出明显差异，既有可圈可点的欣慰之处，也有让人深感必须内省外查的痛点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式出版产生的背景，是出版业基于纸书面临电子式阅读强劲冲击的大环境下所采取的自救式行为，出版业试图通过以二维码的方式融入互联网特征，从而吸收电子式阅读所具备的便捷、大容量、形象化等特点，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这其中，以视频播放的方式增加趣味性与可读性，是出版业采取的主要融合手段。但这种融合方式就目前而言，还缺乏统一的制作、运营与测评标准，出版社各自为阵的现象很普遍，更多地还停留在书中“有”与“无”二维码的初级阶段，没有思考它的合理性与规范性，导致出现了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并非所有课程都需要采用融合式出版的形式。在出版过程中发现，制造类专业因牵涉到较为复杂的理论学习与高端设备操作，更适合采用融合式出版的形式，在规划得当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形成对教学的良性补充。但目前出版从业人员受专业知识储备不足所限，对职校开设学科了解不足，存在不加甄选、盲目扩大融合式出版范围的现象，认为融合式出版一定是提升教材品质、增进学习成效的重要法宝。这种指导思想是有很大欠缺的——融合式出版是以手机、电脑为硬件呈现载体，它对于本身已经依托于这类硬件作为学习工具的专业（如计算机）而言，会显得画蛇添足，例如，对于C 语言这门课程的学习，由于学生在课堂上已经经历了老师在实体计算机上现场演示的授课过程，这时最需要做的是找一台计算机，在软件环境下进行自我练习，而不是观看二维码视频，若为这样的课程专门拍摄视频就显得画蛇添足。再如一些戏曲表演、非遗类专业课程，如京剧表演、云锦制作等，历来都是采用传统的师徒传承、现场教学的模式，视频拍摄常因制作难度极大、出错概率较高而不敢轻易制作。

因此，对于上述专业课程如采用融合式出版方式并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有鸡肋之嫌，而且可能起到不好的效果。

第二，视频录制带来的成本上升提高了定价，亦变相地遏制了优质教材的出版与推广工作。二维码往纸书中的引用，背后是要以拍摄和编辑大量视频为代价的，而市场允许的出版周期并没有因此而得以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出版人员分配给纸质教材的编校时间，教材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尤其应注意，当教材销量并未具备一定的规模保障时，这种行为实际上意外地造成了图书成本的大幅提高，而职业院校用于购书的经费有限，职校生经济条件也并不宽裕，有可能因此造成良品滞销的尴尬局面。以华中地区某社的融合式工科专业教材为例，为拍摄书中50 个视频，共计支出拍摄费九万元，首印7500 册，这导致最后的教材定价在原来的基础上不得不每本增加12 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与市场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力。即便如此，这增加的12 元经打折后并不足以实现教材初次印刷时的收支平衡，必须期待重印方能扭亏，这就使得教材从出版伊始就陷入了被动境地。

第三，过多的二维码严重扩充了图书应有的教学容量，无法激发阅读兴趣。一部分出版单位对于教材编写的认知不足，并未深入到一线与教研机构认真商讨编写意见，未用心钻研课程设计方案的由来，存在拍脑袋决策的现象，认为加入二维码就是编写思想先进的体现，加得越多越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忽视了作为一门既有课程而言，学校分配的教学总学时仍然是固定有限的这一现实。笔者曾亲眼目睹一本融合式出版的机电专业教材，220 页的篇幅中竟然包含二维码186 个，以平均每个视频耗时6 分钟，50M 容量计算，意味着学生将为此花费1116 分钟，使用超过9G 的网络流量，这对于课业繁多、宿舍与教室并不配备无线网络的职校生而言显得很不经济，也不现实。同时，采用手机观看视频时存在屏幕较小的缺陷，如果时间过长也极易引起人的疲劳与不舒适感。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出版社试图通过网络后台来监测使用情况时，常发现使用率出人意外地低，甚至于接近零的窘境。

第四，二维码所指向的视频应是有益补充或对抽象过程的形象化呈现，而不是对教学过程的二次重复。有些出版社对于自己生产的融合式职教教材出现滞销现象非常不解，感到纳闷：视频拍摄得这样精美，对于专业知识的讲述也清晰合理，却为什么得不到师生认可？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出版工作者对于职业学校的教学方式缺乏必要了解，没有对症下药地研究课程特征。他们不了解，对于以实训动手操作为主要教学传授方式的职业院校而言，学校其实已经配备了必要的硬件设备与实操条件，用以供学生在老师的讲解下进行演练，这样的操作方式能够给学生带来最为直接的体验，一旦经历过后就印象深刻，效果显著，不需要以收看视频的方式重复温习。职校生就总体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学习的群体，那些对他们不具备吸引力、非必要的知识内容，他们是不会愿意去看的，会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行为。

以一本曾在市面上畅销，但不属于职教教材的融合式出版图书为例，它就很好地做到了二维码视频是有益补充而不是二次重复——在央视《朗读者》节目成功之后，节目组及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图书产品，全书共收录有七十篇访谈内容，并通过使用AR 技术让传统纸质图书与节目视频互为呼应，浑然一体，探索了一条让当红电视节目与传统纸书互动的新路，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立体式阅读体验，成功地将一些原本对节目还不了解的潜在人群“路转粉”。这样的一种与传统媒体相融合的创新模式，有效地丰富了节目原有的内涵，它依托节目，但决不局限于节目：凡是电视上公开放映过的视频并未收录，而是引入了因节目时长限制而被迫剪掉的1000 分钟精彩内容，从而恰如其分地与电视节目的高品质相匹配，引发了全国读者的一片惊呼与赞叹，总销售册数迄今已突破200 万册。可以想象，如果出版方在书中引入的是已经公开播放过的重复性视频，销售册数就会大打折扣了。

因此，教材上所配备的二维码视频要想实现增效愿望，必须是对课堂内容形成有益补充、在学校不能轻易获取到的内容，如作业思考题、优质案例等；或是一些课堂中依靠口述、板书、PPT 幻灯难以呈现清楚的抽象过程，如汽车专业中的变速箱换挡、发动机四冲程运动等过程，若通过二维码视频的方式加以表现，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些仅仅是对实操教学内容进行二次重复展示的二维码视频，并不能增加图书的吸引力。

三、优质职校教材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笔者看来，职校教材的核心竞争力应具备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知识普适性与案例特征性共存，没有历经普适性熏陶的学生毕业后会走不远走不稳，没有通过特征性锤炼的孩子就没有实践经验，只有把这两者都做好，才能让学生在毕业后能够更快更好地运用所学技能适应工作环境；二是具备较好的可读性，这里的可读性既指具备较高的知识准确性，也包括阅读的简易性，换言之，要充分考虑到职校生的阅读习惯与水平，让人愿意读，读得懂。在我国，有一本由北京联合大学谭浩强教授编写，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到第五版，累计销售册数超过1100 万册的计算机教材《C 程序设计》，其最初并不是专门面向职校生编写的，但多年来也被很多职校列为C 程序指定教材。该书较好地符合了这两大基本特征：早期的C 程序图书多为自国外技术手册翻译而来，由于受翻译水平与编写方式限制，语言非常生涩难懂，内容枯燥。谭浩强教授对此作了适应中国院校教学特点与学生阅读习惯的合理改编，在保持语言浅显的同时，又合理地引入基础知识，并以各类实际案例加以支撑，获得了师生的普遍认可与欢迎。在这本书中，我们既看不到“知识准备”“任务导入”“学习总结”等项目任务制编写必有的模块，也看不到一个个方块式的二维码视频，但它的确能够满足广大学生，尤其是零基础的初学者需求。面对这样朴实无华却历久弥新、活力不减的优质教材，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位职业教育出版工作者深思。

综上所述，无论是采用项目任务制的编写方式或是引入融合出版理念与否，从本质而言，都是围绕提高职校教材核心竞争力这一目的而开展的，它们只是辅助手段，并不是提高职校教材出版质量的必经途径。项目任务制的编写方式已经伴随着双元制、学徒制办学模式的推广在我国职教出版业落地，但它需要很多客观条件的配合，只有身处具备这些条件的特定时空之下，教材才能有效地实现学校、学生、企业三方共赢的发展目标[3]；当条件不具备时，教材出版方也应有义务向学校提出合理建议，灵活变通地采取其他编写方式。融合式出版适应部分学科，也切实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拓宽了他们的学习视野，但也同样存在使用范围，不可为追求形式上的融合而刻意操作融合。唯有此，中国的职业教育教材出版才能真正砥志研思、切合实际地实现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