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限度与突破进路

□ 瞿连贵 石伟平

一、引言

加快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脆弱人口返贫，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已然成为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的重中之重。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和生成。***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与其他扶贫方式相比，“职业教育扶贫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保障，而是赋予贫困人口‘造血’的功能，能够帮助他们利用自己获得的知识、技术、能力改善生活现状，从而摆脱贫困”[2]。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培育来看，职业教育是较为适宜、较为可行且有效的方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亦将教育扶贫领域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扶贫实践看，“我国职业教育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扶贫机制，在东西职业院校合作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帮扶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帮扶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3]。然而，因政策取向、项目实施、贫困对象自身等主客观原因，职业教育反贫困中的持续性不足、有效性欠佳和内在动力生成受限等问题愈加突显，成为当前脱贫攻坚决战的关键问题和现实挑战。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相关政策文本分析和实地调查，试图探究以下问题：（1）国家反贫困战略对职业教育有什么样的定位与期待，取得了怎样的进展？（2）职业教育反贫困中的功能限度有哪些？（3）突破现有功能限度，以更好地发挥反贫困功用，职业教育该有何作为？以上三个问题的探讨，对于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服务脱贫攻坚及2020年后反贫困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也更有价值。

二、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与实践进展

简要回顾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与实践，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取得关键性进展：一是职业教育成为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构建起从中央、省级到地州市级的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体系，三是职业教育在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致富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职业教育成为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

从国家反贫困的顶层制度安排看，职业教育已成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工具。职业教育作为扶贫开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内容，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4]。这种定位在国家相关政策文本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5]；《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也明确要求“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度”[6]；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组织编写的11个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均指出“要特别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强调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支持职业院校发展，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基地，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转移就业、返乡创业和国际劳务输出等紧密结合”[7]；《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以提升贫困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为重点，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贫困地区人口就业创业和脱贫致富的能力”[8]。可见，国家政策制度层面对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赋予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已将其视为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和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从国家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解来看，把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反贫困、实现精准扶贫，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也具有明确的政策依据”[9]。

（二）职业教育是各级政府推动反贫困工作的实现路径

从地方实践看，职业教育成为各级政府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以云南为例，结合贫困人口集中、脱贫攻坚难度大、劳动者水平和技能储备普遍偏低的实际，制定出台《云南省技能扶贫专项行动计划》，明确“积极引导、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就读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将其培养成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所需的技能人才，促进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政策在地州市层面则有着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楚雄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培训就业精准扶贫实施方案》要求“依托职业院校、企业、民办培训机构，建立和完善遍布乡镇、灵活开放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依托，社会培训机构为补充的职业培训格局”。以上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已成为各级政府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的有效方式。对比各级政府职业教育反贫困相关政策发现：第一，国家层面的政策重在谋划全局，省级层面重在结合实际具体化，州市层面重在抓管理，县级层面重在抓落实。随着行政层级下移，政策作用空间和自主调整空间进一步减小，县及以下乡（镇）实践一线主要是根据上级制定的方案来具体执行（见图1）。第二，政策内容主要涉及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技术推广服务。第三，政府部门主要是政策制定及传递、项目管理及考核验收，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主要负责具体实施。

图1 各级政府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特点

（三）职业教育在贫因人口脱贫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从现实看，职业教育对于贫困人口多方面转变和增收均有明显影响。相关数据显示，因缺技术致贫的贫困农户占全体贫困户的22.4%[10]。当前精准扶贫面对的2000多万户贫困家庭中，448万贫困农户迫切需要掌握脱贫致富的技术技能[11]。可以看出，技术技能不足是当前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相关实证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在增加贫困个人的经济性资本、符号性资本以及缄默性资本方面成效显著[12]。也就是说，通过职业教育增加贫困人口知识和技术技能，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增加收入和增强社会参与能力，这也正是扶贫开发培养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目标，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相关研究发现：“在贫困人口中实施职业教育，可解决34.21%的致贫原因，使贫困人口获得就业能力和工作机遇”[13]。

从实地调查结果看，职业教育对贫困人口增收及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现有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普遍缺乏转移就业或科技务农的劳动技能。目前对贫困人口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对改变贫困现状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对西部地区云南省CX市“建档立卡”家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人口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85.6%的人收入有增加，93.3%的人掌握新的技术或技能、劳动技能有提高，94.7%的人认为未来生活会更好，99.3%的人脱贫致富的信心有所增加，79.6%的人自我感觉更好（见图2）。

图2 职业技能扶贫培训对贫困人口的影响①

以上不难看出，帮助因缺乏技术技能的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劳动技能，既是职业教育的题中之义和使命所在，也是当前脱贫攻坚的重点所在。与此同时，为贫困人口提供职业教育，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职业教育服务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贫困地区摆脱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有效途径。通过促进贫困人口就业，进而服务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既体现职业教育服务贫困地区发展，也使得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更加有针对性。

三、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限度

尽管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服务扶贫脱贫中发挥着切实有效的作用，然而，因主客观原因，职业教育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制约着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的发挥，造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功能限度，是当前职业教育反贫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需解决的难题和课题。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应急性取向产生的持续性限度

应急性取向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临时性”特征，是基于非系统的思维，其关注点主要在于解决当下的应急性和阶段性问题。“当前片区内的反贫困政策仍以应急型政策为主，部分地区过于追求眼前的反贫困效果和‘政绩’效用，对反贫困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对2020年片区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现象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握不全，从而导致在一些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践过程中缺乏前瞻性、系统性和长效性。”[14]针对贫困人口的职业教育扶贫，在现实中主要是通过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来具体实施的。受应急性价值取向的影响，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扶贫效果持续性方面均面临不少挑战。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与贫困治理的不同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贫困问题的成因以及扶贫的着力点都有所不同”[15]。

应急性政策取向是当前职业教育反贫困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时间和资源均有限的条件下，现实中一些扶贫项目注重物资或资金帮扶而忽视贫困人口技术技能的培训，以致过于追求外在效应和短期利益，从而偏离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培养的目标；多年来为农村贫困人口转移就业提供服务的农民工培训，至今仍然存在“短期性”“碎片化”培训的问题，而且在输入地往往缺少持续培训的社会支持。这种应急性、零碎化的培训难以有效满足贫困人口持续提升生产劳动技能的需求，对贫困人口脱贫所起的作用也极为有限。相关研究发现，在边疆民族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内容比服务对象实际需求高20%左右，外出务工技能和少数民族传统技能培训与实际需求相比有19%和14%的差距；希望接受传统课题讲授和会议形式的人数比预想的高出26.8%和38.7%，希望在田间示范和参观学习的比预想的高出29.7%和11.7%，这说明无论是培训内容还是培训方式，培训部门设想的与农民的实际需求存在明显错位[16]。

从实地调查结果看，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人口的年龄为20岁以下的仅占5.6%，20岁以上的占到83.5%（见表1）。进一步访谈中发现，仍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随同父母外出务工直接流向劳动力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业教育反贫困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仍然是以贫困发生后的应急性干预为主。

表1 “建档立卡”家庭接受职业技能扶贫培训人口的年龄分布表②

另一方面，从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生成的实际需要来看，需要长期的培养和培训。即赋予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需要职业教育进行系统化和长期的培养和训练。不难看出，当前阶段性的扶贫政策设计的逻辑难以支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自主发展能力的生成。比如，在实地调查中，有67.4%的被访者接受过2次以上培训，还有些受访者多次接受的培训内容是相同的（见表2）。

之所以出现上述诸多方面的培训与需求错配问题，是因为这些培训项目虽然是贫困地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常规工作，但常常以年度为单位进行项目申报、审批和实施，缺乏系统性的设计和安排。另外，现实中职业教育扶贫的项目化运作思维制约了扶贫效果的持续性。现实中，针对贫困人口实施的职业技能培训更关注短期培训、缺乏后续支持，职前培训多职后培训少；职业技能培训内容单调，偏重与职业相关的简单技能训练，较少关注影响个人持续发展的软技能及可迁移能力的培养。因此，一些贫困人口虽经过职业培训实现了就业进而脱贫，但因技能有限，只能从事简单的工作，随着时间推移，因缺乏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再次返贫，使得职业教育反贫困效果的持续性也大打折扣。

表2 “建档立卡”家庭接受职业技能扶贫培训的次数分布表③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项目的粗放实施产生的效益性限度

精准扶贫的核心含义是通过对真正的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达到持续脱贫的目的[17]。然而，精准扶贫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因政策执行环节偏差，甚至出现政策的粗放性执行，致使扶贫整体社会效益不高，制约了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的发挥。

第一，职业教育扶贫对象识别缺乏科学标准。当前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识别，仍然采用以“建档立卡”数据作为贫困户识别的依据。而这种识别是基于收入标准的识别，而非基于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在就业知识、技术技能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识别，呈现出一定的粗放性。在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国家助学金政策和国家贷款政策已建立的条件下，可考虑将职业教育扶持对象稳步扩大，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将对职业教育有需求的人口纳入职业教育扶贫，通过国家的“免、助、奖、贷”确保其接受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同时可以促进劳动力的就业。与之相反的是，现实中仍存在一些对职业育有需求但不属于 “建档立卡”的人口，不能享受相关的政策待遇，使得一些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得不到有效的资助，不利于发挥职业教育在贫困地区劳动者素质提升和预防贫困中的作用。另外还要看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缺乏技术技能都是贫困的重要原因。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及智能制造的发展，因技术技能不足而失业进而陷入贫困的人口将日渐增多。发达国家的经历便可证明这一点：因技能不足而出现的工作贫困（on work poverty）已成为英国贫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因此而建有较为有效的技能发展与减贫的应对机制[18]。这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因技能不足或技能滞后于生产发展而贫困的人口愈益增多。而应对这些问题，职业教育往往有更突出的优势和更大的空间。因此，应看到职业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并有所行动，将当前的职业教育扶贫与长远的技能扶贫结合起来，系统谋划。

第二，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管理缺乏精细思维。一是资金监管粗放。有研究者对扶贫资金管理进行研究后发现：现有的关于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的监督缺乏法律规范，一般采用预算加结项审计的模式，对项目进行中的财政监督薄弱，此外缺乏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出现扶贫资源漏出现象[19]。同时，扶贫资金从上到下层层分配，缺乏多方协商制约的机制保障，资金分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难以保障。另外，在职业教育扶贫资金监管中存在注重合法性与合规性审查，轻视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估；资金分配上偏向于外显性的和见效快的基础设施扶贫和产业扶贫项目，忽视内隐的和长期性的职业教育扶贫项目。二是质量管理粗放。职业教育和培训项目过程管理中轻视效益评估的现象仍然突出，由于缺乏外在监督，培训质量不高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有的培训机构通过提高补助而非质量，以吸引和留住学员，培训实施中过程控制缺位；一些职业培训项目内容重复、方法简单、理论性强、实践性差，与培训对象需求相去甚远；临时性、短期培训居多。三是项目评估粗放。有关扶贫项目的监管评价机制不健全，评价方法不科学，评价标准不统一，随意性较大，项目质量评价信度较低[20]。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扶贫在执行上相对粗放，缺少精细化的思维和措施。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对象的主体意识薄弱产生的内源动力培育限度

贫困人口是扶贫的对象，更是扶贫的主体，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至关重要。现实中，国家主导的扶贫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贫困人口的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对政府和政策产生依赖，使得贫困人口参与不足，“等、靠、要”思想突出。“我国的教育扶贫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开展的教育帮扶行动，国家和各级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是教育扶贫的主力。”[21]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政府通常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基层扶贫干部主要负责执行和监督，扶贫对象往往“配合执行”，遵循单向的权力传导路径。

从反贫困项目来看，项目设计上扶贫对象很少参与决策，其需求难以体现和表达。在某地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对他们所参加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项目和内容事先并不了解，而相关部门在设计时也并非基于农民的实际需求。主要是因为缺乏有效收集和汇聚农民对职业培训需求详细信息的机制。这种扶贫方式难以解决贫困人口“被贫困所奴役，失去生存的意志与自我改变的动力，进而丧失主体性”[22]的状况，他们对政府的扶贫政策和项目无动于衷，似乎与己无关。扶贫工作中的主体性缺失致使贫困人口丧失动力、失去信心、被动服从，沦为扶贫工作的客体，参与扶贫项目和过程的积极性不高。

以上扶贫过程中的扶贫对象主体性缺失，与扶贫政策的安排设计不无关系。在职业教育扶贫实践中，行业企业、培训教师及项目管理人依然缺乏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的机制，一些贫困人口常处于被设计、被扶贫和被脱贫的尴尬境地，缺乏主动参与的意识。有研究者在对云南某地精准扶贫中的农民主体性贫困进行研究后发现：“主体性贫困主要体现在精准识别中的农民对精准识别缺乏足够重视、缺乏自觉性、缺乏能动性；精准帮扶中的农民自主性发挥空间小、发挥创新性能力弱；精准管理中的农民造血机制形成慢、农民参与度低。”[23]可以看出，主体性贫困的产生，既有“贫困人口的文化知识素养不高，发展能力不强，体力和智力水平低下”[24]等主观因素，也有“国家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帮扶行动导致的贫困人口主体性缺失”[25]的外在因素。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主体性贫困是为数众多且较难攻克的贫困。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工作重心已从区域转向个人、从物质扶贫转向精神扶贫，扶贫攻坚的重心在于消解主体性扶贫，这也是当前扶贫攻坚中最难但必须攻克的“硬骨头”。

正因如此，2017年2月21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防止忽视贫困群众主体作用。干部和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一些贫困群众“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扶贫是干部的事，反正干部立了军令状，完不成要撤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贫困很容易导致个体专注于贫困本身，使得贫困者个人缺乏洞察力和前瞻性[26]，减弱贫困者的执行控制力[27]，自暴自弃，否定自我，难以实现稳定脱贫的目标。反过来，主体性贫困的普遍存在，使得扶贫工作中扶贫对象的参与不足，较多强调了国家的主体责任而忽略了贫困群众自身的责任与能动性，导致国家的主动给予向过渡治理、群众的被动接受向积极索取的转化。消解主体性贫困，赋予贫困人口知识和技能、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进而消除主体性贫困，是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发展进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是国家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脱贫攻坚战的实现路径。破解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功能限度，必须从整体性、精准性、主体性等方面，着力推进职业教育反贫困工作的推进和发展，为贫困群众告别贫困插上翅膀，为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助力。

（一）调整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取向：从应急性反贫困向系统性反贫困转变

从贫困自身的复杂性和长期脱贫、稳定脱贫的艰巨性来看，职业教育反贫困需要更加系统化的设计，才能真正提升贫困人口自主发展能力。

首先，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服务对象要体现全面性。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贫困问题不可能消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因成因和贫困程度会有所变化，表现形式也会有所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将各年龄段失学、辍学及失业群体均纳入现代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对这些群体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扶“未贫之贫”非常重要；对残疾等特殊群体开展特殊职业教育，帮助其掌握一技之长。与此同时，要完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防范机制，对陷入贫困的人群提供职业技能提升、转岗职业能力培训等社会支持，促其尽快脱贫。

其次，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政策目标要体现可持续性。职业教育反贫困针对的是可行能力不足、需要给予特定救助的特殊群体，目标在于贫困人口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需要增强职业教育反贫困工作目标的持续性。为此，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职业教育与生涯规划融合起来，既着眼于当下扶贫，更要关注持续发展。二是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相结合，将贫困人口导向就业岗位，既给知识技能，又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支持。三是职前与职后职业教育和培训融合，既促其脱贫，又防其返贫，形成可持续的机制保障。

再次，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政策安排要体现终身性。从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看，因技术变革和工作变换等原因，个人往往需要终身化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而现有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对个人职后培训的需求仍缺乏有力的支撑。要对人的终身职业发展有所贡献，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必须是开放的、灵活的且以学员为导向的[28]。因此，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将是职业教育扶贫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具体而言：一是加快建成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涵盖从劳动预备到劳动者实现就业创业并贯穿学习和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二是加大高校毕业生技能就业培训、失业和转岗员工特别技能培训、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等专项计划，为就业、再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有力支持。三是加快推进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职业培训机构以开展职工培训的制度，同时积极面向中小企业和社会承担培训任务，完善激励政策，激发企业开展员工培训、提升培训质量的积极性。

（二）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从粗放式反贫困向精准性反贫困转变

推进精细化扶贫，意味着提高职业教育扶贫的精准度，通过优化职业教育扶贫的各个环节，提升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效性。

首先，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相关参与主体责任划分精准化。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主要是处理好设计方（通常是政府职能部门）、供给方（通常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和受益方（通常是扶贫对象）之间的权责关系。一方面，政府应发挥好项目规划统筹、政策制度供给等方面的作用，而将组织实施、考核评估等事务性工作交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以此提升扶贫投入效益。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供给方应主要负责项目的实施。为确保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的质量，通过合同或项目承包的方式规范运行，项目接受第三方评估，增强外在刚性约束。第三，贫困人口是主要参与培训并达到培训项目的具体要求。改进对贫困人口现行的奖励机制，即将奖励环节后移，对完成培训任务的贫困人口实行“以奖代补”，并给予持续的就业或创业支持。

其次，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过程管理精准化。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参与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既可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又可改进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培训前，职业教育和培训提供者要对服务对象的需求有细致地了解。比如：时间安排、内容的难易程度、授课的方式等要充分考虑培训对象的现有能力和需要。二是培训中，扶贫对象与培训提供者的有效互动。结合受训者的学习效果适时调整教学进度，根据需要增加相关课程内容，增加培训内容的适切性，以更好地服务培训对象的需要。三是培训结束后，扶贫对象对培训提供者的服务提供及时反馈，培训提供者根据服务对象的意见及时进行改进，同时也能了解到培训对象进一步培训的需求。四是进一步拓展服务合作的内容，如培训机构可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扶贫对象转移就业提供就业服务，以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扶贫的整体功能。

再次，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方式精准化。通常情况下，职业教育扶贫更多的是把培训对象请到学校来集中培训；或者是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走出去，到乡镇农技站等集中培训。不可否认，这仍然是职业教育扶贫的基本方式。然而，随着培训对象需求的精准识别及精准帮扶的推进，更需要到田间地头、果园茶园等开展现场培训。这样的培训意味着更高的培训成本、更大的培训难度和更多的培训付出，但培训质量也来得更实在，群众也更满意，参与度也更高。同时，积极推广运用“互联网+”职业教育和培训，这样可发挥网络技术集聚优质培训资源、扩大资源覆盖面的优势，为贫困人口的学习带来不少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贫困人口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将可有效缓解其培训学习与务农务工的矛盾。

最后，推进职业教育和培训绩效评估精准化。基于贫困人口需求的变化，调整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供给的内容，以实现供给侧与需求端的精准对接。要提升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人口需求的契合度，就必须尽快调整政策方向[29]。劳务输出政策调整要以提升职业技能为目标以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契合度[30]。这也是职业教育有效服务扶贫攻坚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贫困人口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层次将会出现高移。这就要求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方面，要更加关注行业企业的发展，及时掌握岗位及相应职业能力的变化，并将新的职业能力要求转换为职业教育课程或培训内容。另一方面，培训服务的立意也要更高。既要关注贫困群体当下的脱贫之需，也要顾及扶贫对象长远发展的需要。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来看，需要在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适当增加弹性。如此，既能解决贫困人口当前的就业问题，也可为他们今后的稳定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培育贫困者自身的主体性：从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转变

贫困人口本身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力量。很多扶贫项目中，贫困群体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没有很好地得以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扶贫的效果。在精准扶贫下，更加强调贫困人群和贫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贫困群体将更多参与到扶贫中来[31]。这就要求更加注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聚焦于贫困群众的实际需要，以贫困群众所需为出发点，安排扶贫政策和相关制度。近年的成功反贫困经验证明：有效的反贫困，根本特征在于贫困者在整个反贫困进程和目标实现中都体现主体性，发挥自身主体性，对反贫困政策和制度的形成与执行给予反馈和影响，将自己的意愿与想法融入到贫困原因诊断、帮扶措施安排和脱贫计划实施中去。相反，如果在精准扶贫中让扶贫对象置身事外，忽略其主体特征，精准扶贫工作不仅是无法进行的，而且还会挫伤贫困对象自我发展的自信心和参与的积极性，这无疑损害了扶贫对象未来自我发展的信心与能力，同时也为政府扶贫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与负担[32]。

激发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可以借鉴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过扶贫对象参与机制设计，将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和收益与贫困人口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这就要求项目选择符合贫困人口的实际需要，项目一旦完成，便能取得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贫困人口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种利益上的紧密相关，使得贫困人口把扶贫项目当成自己的事情，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第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时，应注重贫困人口意见的收集，了解贫困对象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将贫困对象视为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应让贫困对象代表自由发表意见，并针对别人的意见展开批评与评价，扶贫组织机构通过讨论了解贫困对象的态度、价值观或生活需求，让贫困人口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结合当地实际和贫困人口特征，制定针对性强、可操作的扶贫方案，如此才能调动贫困人口的热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职业教育扶贫项目中，贫困群众也才能真正享受到扶贫带来的快乐和实惠。

五、结语

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应有作用，是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正视和解决职业教育反贫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提升贫困人口内源动力和自我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优势，精准助力脱贫攻坚。从国际国内反贫困的实践看，职业教育将是贫困人口精准扶贫、稳定脱贫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也必将是我国反贫困长效机制构建的关键举措。职业教育如何更早更有针对性地干预以行“扶未贫之贫”？面对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的新情况新需求该如何回应？2020年后反贫困中职业教育该如何作为？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与回答，既是当前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现实议题，更是我国反贫困长效机制构建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具有重大意义和进一步研究的巨大空间。

注释：

①②③数据均来源于笔者2018年8月在西部CX市实施的一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从该市14个乡镇的“建档立卡”户并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扶贫的贫困人口中，每个乡镇抽出28人，共计308人。发放问卷308份，收回问卷296份，问卷回收率96%；有效问卷285份，有效问卷率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