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需要解答的三个命题

□ 李德方 孙 健

今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以下简称《职教改革实施方案》），这是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职教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到2022年，“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标志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以下简称“特高院校”）建设进入了关键期和加速期。“特高院校”建设工程是继职业教育领域的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和高等教育领域“双一流”建设工程后的又一国家工程，对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整体办学水平、早日建成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特高院校”建设启动伊始，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内涵特征，使我们在建设的方向上不偏离；在“特高院校”规划设计环节，如何科学确定建设的内容和重点，使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不错位；在“特高院校”工程实施阶段，如何妥善处理好 “借鉴与创新”“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三者关系，使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不耗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答的三个时代命题。

一、“特高院校”建设启动环节：需要明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内涵特征

打造“特高院校”是我国高职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由之路，是国家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直接回应，打造“特高院校”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特高院校”建设计划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对建设目标的构想是否明晰，建设内容是否抓住了未来高职院校发展的关键环节。[1]”“特高院校”建设的关键环节和目标是扎根“中国特色”办学土壤，瞄准“高水平”办学目标，明确“高职”办学定位，力争建设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声誉的高职院校，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一）“特高院校”必须扎根“中国特色”办学土壤

坚持“中国特色”是“特高院校”建设的精神内核和不竭动力。办好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到底什么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呢？也就是高职院校要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符合中国高职教育发展规律，形成被中国社会各界认可的办学特征，能够准确把握未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院校，体现在对具有中国特点的高职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的选择。因为历史、文化、社会等差异，不同国家探索出各具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发展道路。“本国特色”高职院校是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同时又受到时代的规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逐步形成了根植于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的体系，“中国特色”高职院校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实践的一个映射。回顾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特色”高职院校一方面是对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传承和深刻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持续探索，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本质上看，“中国特色”高职院校是过去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实践经验与未来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是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基本底色，根植“中国特色”办学土壤是“特高院校”发展的大逻辑。从2002年召开的首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提出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到2014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这一过程表明国家层面对“中国特色”高职院校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实践探索在不断深化，走好这条道路的信心也更加坚定。在党和政府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中国特色”始终都被置于突出位置，各界高度关注“中国特色”，把它作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土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也要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将这种自信贯穿建设的全过程。作为当今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职业教育的国家，中国有责任形成“中国特色”并提供“中国经验”。

（二）“特高院校”必须瞄准“高水平”办学目标

“高水平”办学目标是指引“特高院校”发展的灯塔，必须始终坚持。在“特高院校”建设伊始，要把加快发展“高水平”高职院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激发高职院校办学活力，增强高职教育吸引力。“特高院校”建设旨在通过高水平的专业建设、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构建、高水平的国际化，促进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不断推进高职院校回归到高水平的本质属性。

“高水平专业是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基石和基础，也是衡量和体现高职院校办学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2]”“特高院校”建设必须把高水平专业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激发专业发展活力，不断优化专业发展方向。立足整体架构，调整专业布局，形成主次分明、优势互补的专业形态，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国内领先的高水平专业或专业群，以高水平专业来彰显“特高院校”的实力。

“特高院校”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应紧紧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高院校”建设有必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本，以提高学生能力为核心，深化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转变教学方式，强化专业技术技能训练，提升高职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特高院校”建设的根本人力保障。在推进“特高院校”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扩展教师成才空间，健全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构建高品质的用人环境。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引领作用，着力建设高水平带头人并形成梯队，重点培养骨干教师队伍，支持企业工程师到学校兼职授课，高标准打造一批专兼结合的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特高院校”建设必须体现高水平的国际化。把中国高职院校放在全球发展视野之下，提升中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展现国际高职教育领域的中国形象。“特高院校”建设要敢于对标世界一流高职院校，积极探索国际化的教育教学模式，借助开放的交流平台，与国外相关院校合作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特高院校”应瞄准国际水平，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先进的职业标准，推动专业课程体系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衔接。“特高院校”要积极主动地融入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潮流之中，不断提高院校的国际化水平，着力提升院校办学的国际化格局。同时，跨出国门，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服务，扩大中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三）“特高院校”必须明确“高职”办学定位

办学定位是“特高院校”建设的根基，“特高院校”建设前提就是在教育体系内部进行准确定位，从发展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等环节出发，遵循教育规律，依据对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内涵的准确把握，明确高职办学定位，使高职教育在特征上无法被其他教育替代。

一方面，要明确“高职”类型定位。高等职业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但又具有职业教育属性，“高等职业院校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它既要关注高等教育的要求，更要落实职业教育的重点。[3]”它既要有高等教育的共性，更要有自己的个性。在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相比于普通高等教育学术型定位，高职教育尤其应当强调职业性和行业性，培养在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通过实际操作，进行产品生产或者服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应明确“高职”层次定位。教育层次是指基于递进结构的教育阶层。目前，我国已经构建了一个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职教系统。高职院校与初等、中等职业院校在教育功能层次上的差别，本质上是真实职业活动功能层次的差别。相比于初等、中等职业学校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尤其要在职业教育中体现高等教育特性，也就是高职教育在彰显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必须更加突出高素质、高质量的层级特征，适当拉开和初等、中等职业学校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的差距。

二、“特高院校”规划设计环节：需要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建设方略

“有所为”是指高职院校干什么，“有所不为”是指学校不干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蛮干与错干。诸多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建设方略。

（一）大学职能分工的细化发展决定了我们需要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历史上看，大学“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中世纪的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义的抱负之上”，而德国大学“注重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其合法地位”，后来的美国“赠地大学”的合法地位则依赖于“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服务”[4]。实际上正是个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需求变化催生了大学的多样性。大众化理论的提出者马丁·特罗教授曾指出，高等教育系统在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将不再是同一模式，而是呈现多样性特点。而另一位美国学者Birnbaum.R.则认为，多样性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地满足社会与机构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如此众多的大学进行适当的区分实为一种必需，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家伯顿·克拉克从系统论角度指出的那样，“在各高等学校和各种类型学校中实行分工是愈加必要了，这种分工使各个不同单位都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各种不同的任务。”[5]他进而建议，“要使多样性和双重性合法化，人们必须帮助各高等学校和各类高等教育明确和确定各不相同的职责、各不相同的任务搭配。”[6]因此，“特高院校”建设单位和其他普通高校以及“非特高院校”在职能分工上应有一个明确的分隔，使得各安其位、各谋其政，从而最终实现多赢。

（二）资源受限的实际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客观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极大提升，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高等职业教育人均资源还比较有限；另一方面，与年均办学经费动辄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世界一流大学和高职院校相比，中国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尚有较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特高院校”建设中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不能四处出击、遍地开花，更不能人云亦云赶时髦。在“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可以借鉴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伟的观点，他曾经说过，“每所大学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但不是每所大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出色。对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7]。高职院校同样也是如此，每所学校应找准自己的定位，选择有限的发展目标，集中力量建设好。

（三）“特高院校”的建设目标要求我们应该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为“特高院校”的建设目标，教育部曾在2015年9月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有过原则性的规划，即鼓励支持一批“办学定位明确、专业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综合办学水平领先、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契合度高、行业优势突出的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通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幅提升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实质性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培养杰出技术技能人才……争创国际先进水平”。1月24日颁发的《职教改革实施方案》则进一步明确了其建设目标，即通过“特高院校”的建设，能够引领职业教育改革、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达到“世界水平”。这就要求入选的建设学校应该按照《职教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心无旁骛瞄准世界水平砥砺前行。具体而言，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杰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卓越技术创新服务、全方位国际交流合作等，应该是“特高院校”建设者们需要“有所为”的。相反，凡是不属于上述任务要求的、其他高职院校能够完成的事情、别的社会组织可以替代的事情以及社会上那些赶时髦的事情，“特高院校”建设学校是可以而且尽量“有所不为”的。如果我们在“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哪些是有意义的事情，什么是涟漪、哪些是波浪，那么就会“很容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浪费人力财力，耽误主要工作”[8]。

三、“特高院校”工程实施环节：需要协调处理好几对关系

“特高院校”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理念、方案、资金、人员等诸多事项，关乎校内外各级组织和万千师生，影响一大批院校发展，可谓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协调处理好“借鉴与创新”“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尤其重要，以便最大限度消除过程阻滞、减少资源损耗、提高建设效率。

（一）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借鉴就是“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对于国人而言，“特高院校”是一个新生事物，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建设没有既定模式与现成方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借鉴国际上一流高职院校的经验显得尤其重要。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9]。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我们认为，在建设“特高院校”的实践中，“后发优势”理论也同样适用。

通过学习借鉴职教先进国家的成功理念和发展经验，可以有效避免“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的失败陷阱，缩短目标达成所需的时间。以世界一流高职院校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其发展就是遵循着“借鉴与创新”的“后发优势”之路。据南洋理工学院创院院长林靖东先生介绍，新加坡在1965年成为独立国家，建国后的新加坡工业发展急需人才“于是经发局①决定与外国合作，把他们最好的经过时间考验的职教模式引入新加坡，缩短我们自己摸索的时间。经发局当时认为德国的双元制培训模式是最合适的”，于是“经发局在1970年代与三家外国先进大企业合作，先后成立了达达政府培训中心、罗莱政府培训中心和飞利浦政府培训中心。三所培训中心都是以德国双元制模式办学”，先把他们的经验搬过来，“最初是由外国专家当院长，几年后开始由本地人接任”[10]。

职教后发国家在有效借鉴的同时，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所谓“替代性”的广泛存在。所谓“替代性”，即存在着多种途径达到同一种效果或者是从事相类似活动的可能性，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取得同样结果的器具、手段或是制度等的替代性[11]。也就是说“特高院校”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全方位地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国情、中国教育制度以及学校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文环境等一系列具体情况，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国外经验“本土化”，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东西。以南洋理工学院为例，在成功借鉴了德国经验后，他们没有坐享其成，而是将“创新”作为学校文化，提倡“人人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我们就在已建好的基础上创新，以自己创立的‘教学工厂’理念办学，后来也发展和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办学模式”[12]，最终学校也成功跻身世界一流高职院校行列。因此，在“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借鉴”与“创新”同样重要且必需。如果不采用“借鉴”的方式，“特高院校”可以建成，但不会很快；如果在借鉴的基础上没有“创新”，“特高院校”或许有“中国特色”，但永远不能成就“世界水平”。

（二）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特高院校”的建设主角无疑是高职院校，但现代大学组织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其建设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构，妥善处理好“内部”和“外部”两个关系，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既是“特高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识论的，一种是政治论的。随着现代大学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进入到中心，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后者逐渐占据了上风，“对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用不着大惊小怪”[13]。对“特高院校”建设单位来说，作为外部关系，需要协调好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等，而其中处理好与政府及企业的关系尤其重要。

一方面，中国的高职院校主要是公立为主，有条件承担建设任务的高职院校更是如此。因此，作为学校举办者的国家对学校的影响不容小觑，加上“特高院校”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资金、人员和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同时，高校如何在国家干预和社会影响中保持自身定力，努力按照自身逻辑独立思考、自主办学，从而符合大学这一独特的社会机构的发展规律，同样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洪堡早在1810年撰写的《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中，就倡导国家除为大学提供其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和保障外，应当任其发展，而不是提出一系列实际要求让学校去执行去完成。他说：“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14]。我们认为，在“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政府依法放手让高职院校按照自身的理解并实施工程建设，充分调动建设高校的积极性，这不仅有利于学校通过努力达成建设目标，同时也更好地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更高层次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由于包括高职在内的职业教育的“跨界”特征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密不可分，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旨在产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和教育教学过程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发挥学校和企业双方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教育环境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能力为主的生产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达到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目的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门。因此，如何密切与产业部门的联系，如何有效进行校企深度合作，也是“特高院校”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内部要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关系。一方面，高职院校是一个组织、一种机构，因此像所有的组织和机构一样也需要管理，“它不能混乱不堪”；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又是一个独特的组织，不能像管理其他如公司、军队、政府机构那样去管理。比如就企业管理而言，“当然应该安排有序、井井有条，企业的繁荣当然有赖于其组织效率，但人们是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组织也同样必须存在于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估量的宗教、政治和教育领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大学的管理，本质上是为思想的繁荣与知识的创新服务的”[15]，“行政管理应是微量的和费用低廉的”[16]。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着组织机构臃肿、行政队伍庞大、服务意识淡薄等不正常现象，学校内部正常的学术生态得不到维护，行政文化、官场逻辑却在学校大行其道。这些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不仅“特高院校”建设难以取得实效，而且连学校正常的生存发展都将受到影响。因此，作为“特高院校”建设学校，在从政府手中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如何依照法律法规重新审视自身职责和使命，努力使大学精神得以彰显？如何按照办学规律重新改造内部组织、聘任并引导行政人员做好服务工作？如何依据学校章程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使行政和学术两股力量同向发力？这不仅是“特高院校”建设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建设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保障。

（三）软件与硬件的关系

在“特高院校”建设过程中，是重点关注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建设，这是另一个需要明辨与协调的重要问题。毋庸置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大楼”，更需要与技术发展接轨的各类先进设施设备，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世界一流高职院校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就卓越更需要“软件”——学校内在精神的支撑，这种精神集中反映在以学校文化为指征的“软件”中。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明确提出“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的理念，德国科隆应用技术大学则秉承“卓越教学”的学校文化，而德国另一所名校——梅泽堡应用科技大学则坚持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十分注重学生的工程训练和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它们共同成就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强大。位于澳大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则立志为学生提供一本“全球护照”。该校在校生82000人，其中国际学生有28000人。为了方便工作与学习，除了墨尔本的三个校区之外，在越南和西班牙还设有分校区，有17600名学生在澳大利亚以外的校区学习，其国际教育在首届维多利亚国际教育颁奖会上被授予“卓越国际教育总理奖”[17]。因此，作为“特高院校”建设的高职院校，在建设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学校文化这一软件，因为“真正的育人是文化育人”“学校文化通俗地讲就是做泡菜，文化便是那一锅汤汁，你放黄瓜、白菜、洋葱，无论你放什么，出来的都是‘泡菜’的味道”[18]。一所学校只有具备了优秀的高职院校文化内核，才能在这复杂多变的激烈竞争中保持本色、成就自我、达至一流。

注释：

①“经济发展局”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