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自觉及实践理路

□ 周 杰 李德建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最为敏感且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要数2005年提出、2006年正式全面启动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1]。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不仅让职业院校在改革与探索中逐步明确了职业教育办学的功能内涵与基本路径，更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存在的认可与共识。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进入验收阶段，社会就开始在关注，国家层面是否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名称或项目作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接续。2015年教育部启动实施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来，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职业学校456所、骨干专业3815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193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727个，为下一轮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在《创新行动计划》和《提升行动计划》收官之际，国务院于2019年1月24日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提出到2022年，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一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与之前的示范校、骨干校和优质校建设的不同。（***总书记曾经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3]。如何精准地把握时代精神、满足时代的新诉求，进而抓住新时代背景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内涵，创造性地回答新时代背景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践自觉和发展价值，是摆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面前的重要课题。）贵州省结合《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年）》的要求，连续三年实施了《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6-2018年）》，于2019年1月出台了《贵州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特色教育强省实施纲要（2018—2027年）》，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中基于时代自觉，坚持“五个瞄准”和“五个推进”，在回归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发展，为新时代背景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发展样态和实践理路进行了有益探索和研究。

一、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自觉

所谓时代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时代的人对其时代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时代自觉”的形成是在历史大潮中，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历史责任[4]。任何的“时代自觉”必然体现为当下“时代精神”的引领、时代意识的改造和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时代自觉”得以表达为对新时代背景下何去何从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并由此而形成对示范校、骨干校和优质校建设因其原创性的经验探索及实践成效形成的“经验模式”和“话语模式”的审视、反思和创建，建构起新时代优质校建设特殊的价值体系与内涵追求。

（一）新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有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

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这不仅彰显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更赋予了职业教育基本使命。只有立足区域经济社会需求，深耕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在服务和就业中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元素，职业教育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一席之地。一段时间以来，中兴事件“缺芯之痛”引发了全社会大范围的反思和讨论。美国商务部突如其来的一纸禁令让这家成立于1985年、全球四大通讯设备供应商之一的中兴通讯，立刻进入了“休克”状态。中美经贸争端升级，从表面看是逆差问题，是美国对华经贸发难的借口；从中层看是竞争问题，美国需要保持经济和科技的全球竞争优势；从深层看是战略问题，美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日益迫切。中美经贸摩擦大有越演越烈之势，其背后则凸显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的持续推进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安。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制裁，意在“精准打击”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高科技竞争力。如果说，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始于1775年瓦特改造蒸汽机，第二次是始于19世纪末的电气化革命，第三次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那么，当前人类正处在以计算机普及带来的信息化、3D打印和机器人等新型技术带来的制造领域革新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健康和生活方式改变在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没有完全赶上，或者至少比全世界慢了半拍。但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则呈现出热情拥抱和深度参与之势。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等一批着眼于长远、关乎未来核心竞争力的规划、意见。“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就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和政策。”[5]基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站在新的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有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无论是从发展定位，还是专业建设，都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主动服务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人工智能、一带一路、创新驱动、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对方兴未艾的产业转型升级做出自己的回答。

（二）新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有满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自觉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必将深刻影响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表现是深刻而丰富的。表现在学生和家长需求上，这种主要矛盾转化最大的变化即体现为学生和家长从有学校读的需求转化为有好学校读；表现在社会和企业需求上，则是学校和企业不再是合作的甲方乙方，而是产教融合的“双主体”；表现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需求上，则是从非均衡发展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同维度需求的内涵与边界都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上专门指示，职业教育要“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是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对高职院校优质发展提出的核心要求。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如果说让人人有学上是机会公平，那么，站在新的时代，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则是结果公平。从机会公平到结果公平，这是更高层次的跨越，需要通过更为艰巨的教育改革创新才能达到。陈宝生部长指出：“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标准，标准决定质量，质量决定竞争力。”[7]职业院校服务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作为，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功能。功能在不断转化和发展，结构也应该跟得上这个节奏。职业教育应该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主动适应这样的功能转化，才有可能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并在这种满足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其实也是思考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逻辑。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服务终身学习、提高国民素质、非遗文化与传承等角度满足政府对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从职业技能、社团建设、卓越人才培养、学分制改革、高质量就业等角度满足家长和学生对优质高职教育的需求；从技术积累、员工培训、服务研发、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角度满足行业企业对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需求。只有在更好地满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需求中夯实办学内涵，高水平高职院校才有可能在新时代的宏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三）新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有高质量发展的自觉

***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8]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一重大政治战略安排必将持续而深刻地影响新时代背景下优质校建设的始终。“党的建设从来不是就党建抓党建的问题，而是要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党的建设质量最终要靠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来检验。”[9]从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角度来说，党的建设高质量，必然体现在凝心聚力推动学校高水平发展以更高质量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当前，高职教育已由外延发展阶段转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职院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必须紧紧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把学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放在推动学校各项事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上。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有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把***总书记提出的“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要求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各个方面，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作出高职教育应有的贡献。高水平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维度是比较丰富的，就党的建设高质量而言，要自觉地从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党的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等角度，夯实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建设；就机制建设高质量而言，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教学诊断与改进等角度，提升质量发展的保证体系建设；就育人成果建设高质量而言，从立德树人、职业素养、文化育人、学风建设等角度，完善育人成果的保障建设。***总书记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10]。站在新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必须要坚定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抓住理想信念铸魂关键，扎实推进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践理路

尽管职业教育发展有它的规律性，但从其核心内涵需求而言，站在新的时代，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和优质校建设的翻版。新的时代必将给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注入新的内涵需求。这也意味着，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内涵需求与其路径选择具有内在一致性。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应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为逻辑起点，把发展的着力点回归到支撑专业高水平发展的基点上，回归到满足师生、家长及社会多元需求问题上，回归到保障学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的问题上，由“项目创建式”发展回归到院校整体常态式发展，在回归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对于经济较为落后的贵州来说，教育是最长远的民生，也是拔穷根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贵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职业教育率先突破，先后出台《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16-2018）》《贵州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特色教育强省实施纲要（2018-2027）》等政策文件，通过实施“中职强基工程”“高职特优计划”和“培训强技行动”三大行动计划助推贵州脱贫攻坚等，职业教育办学投入不断加大，职业教育内涵建设不断加强，“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理念和实践不断深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高职院校，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实践路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瞄准高端产业，推进定位提档升级

所谓高端产业，一般是指高科技含量较多、新兴产业或新概念产业。就核心内涵来讲，高端产业的“高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含量高，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体现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继承；二是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三是在产业链占据核心部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以贵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例。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省质监局和经信委出台了《贵州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标准体系规划与路线图（2016-2025年），明确了近十年贵州省将重点围绕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装备、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山地农机等6个方面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一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标准、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相关标准。作为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就应该扎根贵州大地，紧紧抓住区域高端产业的发展动态，瞄准“贵州标准”不断推进学校内涵建设的提档升级，从发展目标定位、办学层次定位、服务面向定位、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定位、课程定位、师资发展定位等等方面，重新予以梳理，才有可能赋予其较强的解释张力和发展活力。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瞄准高端装备产业“贵州标准”，使数控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城市轨道交通等专业从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重构、实训资源保障等重新进行了提档优化和升级。同时，对学院现有的专业体系重新进行系统梳理和定位，把现有专业体系划分为品牌专业、特色专业和需求专业三种类型，努力通过锁定标杆，从达到标杆、追赶标杆和追踪标杆三个层面，力争经过几年建设，推动专业建设实现从追踪产业到跟随产业到引领产业的转变，真正做到高水平优质发展。

（二）瞄准产业高端，推进专业改造提质

所谓产业的高端是指在产业链中技术最复杂、价值链最高的部分。以大数据产业为例。按照与大数据核心业务关联的紧密程度，人们一般将大数据产业分为三类业态，由内到外依次是大数据核心业态、大数据关联业态和大数据衍生业态。核心业态是指围绕数据生命周期、大数据关键技术和大数据核心业务所形成的产业业态，它主要是为整个大数据产业链提供支撑，代表着大数据的创新性和带动性；关联业态则主要包括大数据产业链上下游与大数据核心业态紧密联系的电子信息产业，属于将产业做实的部分；衍生业态则是大数据、互联网+在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应用所产生的业态，是大数据与传统经济融合发展的产物，是核心业态和关联业态的市场和服务对象，也是发展大数据抓应用的敲门砖、入门路。对大数据专业（群）的改造提质而言，如果只有计算机网络技术、软件工程等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的专业，而没有抓住能够直接支撑和服务核心业态的骨干专业，就不可能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核心技术，也无法真正把大数据专业（群）做好；反过来，如果只有服务核心业态发展的骨干专业，而没有围绕核心业态适当布局满足于产业链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的上下游相关专业，核心骨干专业则缺乏科学（专业群）之间的交叉融合和补充支撑而无法形成集群发展效应，学校专业建设的学科资源优势和集群协同发展优势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无法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做强做优。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停办经济信息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等一批与产业对接不够紧密、办学特色不够明显的专业，依托贵州大数据产业，瞄准产业高端，新办大数据技术及运用、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一批新兴专业，发起筹建贵州大数据产业职业教育集团，不断优化专业发展生态，推进专业改造提质，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技术含量和核心竞争力。

（三）瞄准产教融合，推进课程改革提高

马树超教授认为，产教融合是从示范到优质院校建设的主线[11]。这既是由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也是由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所决定。但在实际上，如果产教融合没有落到课程上，没有落到每一节课堂、每一个老师和学生身上，产教融合就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的臆测，而难以发挥出“生命线”的关键作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深化产教融合的政策内涵及制度框架，指明了产教融合的意义、路径和方法。纵观发达国家产教融合的主要形式，无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还是法国的“学徒培训中心”、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日本的“企业教育”，抑或是美国的“学工交替”、英国的“三明治”，或者加拿大的“合作教育”[12]，都充分地体现了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标多元主体在技术发展与传承中的互动融合关系。“产教融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校企合作，它对接的不是具象的某个企业，不是对具象的某个企业及其技术标准的简单引入。相反，“产教融合”中的“产”强调的是产业或行业技术的社会性、普适性以及典型性，是对代表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技术前沿的、在产业或行业中具有话语权的特定企业的关注。这也就意味着，“产教融合”强调的并不是校企合作数量的多少，而是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是否代表了产业行业发展的技术前沿和发展趋势。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利用新校区建设的契机，在校园布局规划中融入产教融合元素，在校园里搭建了5.9万方的产业园，与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管委会联合投入2000多万元，进一步完善了入驻在校园内的大学城国家级双创园的服务功能，瞄准大数据、大健康产业高端企业，加大招商力度，吸引了上海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10多家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入驻园区，利用“大智移云”背景下产业的“重新定义”助推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计算机技术、机械制造等传统专业的迭代升级。同时，学院还拿出300万元，重点支持室内设计、酿酒技术和物流管理三个专业与企业联合开发一批校企融合课程，矢志不渝地把产教融合纵深推向“课程极”，将产业基因融入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将产教融合落到课程、融入课堂，着力从根本上推进职业教育办学的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社会服务变革，推进学院优质发展。

（四）瞄准标杆成果，推进服务创新提升

成果导向思维是近年来管理哲学在实践运用中被广泛认可并普遍推行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成果导向的哲学蕴意在于，它赋予了实践者以自由和无限可能。优质校之所以优质，其根本不仅在于成果的优质，更在于伴随着这种优质成果的实践过程的自由和无限可能。马树超教授认为，建设一流高职院校要做到“十个高水平”，即毕业生竞争力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高水平、服务地方行业高水平、办学条件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高水平、学生能得到高水平的个性化关注和指导、知名企业参与专业教学高水平、协同创新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高水平、社会认可高水平[13]。十项高水平，每一项都可以外化为多个具体的标志性成果。基于这些高水平成果的要求，高水平高职院校要高位谋划学校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将建设目标认真梳理成可以重点达成的标杆成果，并明晰出每一个标杆成果具体完成落实的路径、部门和人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众多的标杆成果中，最具含金量也最具教育本质的无疑是学生能够得到高水平的个性化关怀并实现高水平的成长。对学生的无限爱心和对师生的责任感应该是高水平高职院校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和价值追求。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在建设过程中，着力抓好高职毕业生的优质就业和优岗发展，坚持就业导向，积极为学生的第一次就业服务，推动毕业生顺利就业、对口就业、优质就业，努力为学生终身职业生涯发展服务，培养学生具备职业迁移能力或再就业的应变能力，实现由单纯谋职到自身事业获得发展，毕业生本地就业率稳居贵州同类院校前列。这也启示着，高水平高职院校不仅要在传授学生知识和技术上做出表率，更重要的是，还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品德素养以及学习能力和职业适应性，在奠定其一生卓越成长好和优质发展上做出积极贡献。根据标杆成果的培育需求，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基于院校整体发展的视角，从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引领、思想政治全程过全方位育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完善、优美校园环境和优良服务保障条件的创设、师资队伍能力水平和科研服务的提升、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深化、教学资源和实训条件的优化、创新创业和就业基地的搭建、产教融合和协同创新的深化等角度，不断优化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设内容，培育结出标杆成果。同时注重标杆成果达成的条件保障建设，通过配备机构设置和人员力量，完善学校目标绩效考核办法，扎实保障标杆成果建设，切实提升高水平高职院校核心内涵发展能力。

（五）瞄准质量强校，推进管理提质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改革成效。在“放管服”改革中，各级政府和部门大力推行清单管理，从审批清单到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再到公共服务清单、职业资格清单、中介服务清单、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等，为推进改革提供了支撑和保障。与“放管服”改革如火如荼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期习惯于依赖教学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工作安排的很多职业院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所适从的现象。如何抓住“放管服”改革的契机，激发学校内在的办学活力，是每一所高职院校向高水平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在管办评分离的背景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必须坚持质量强校战略，在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上率先作为、主动探索。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省唯一入驻花溪大学城的省属高职院校，进入新校区后锐意进取，外拓资源，吸引数据宝、贵安创客总部基地等一批优质的社会资源入驻校园，产教融合要素不断完善；内强内涵，连续获得了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实现连续两年在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所有项目申报立项 “大满贯”等。其跨越式的发展经历告诉每一个教职员工，唯有发展才能摆脱落后，只有发展才能共享改革红利。要想不落后就必须走高水平优质发展之路，走质量强校之路，否则几代人的努力会白费，也会带来倒退。这不仅是学院党代会和历次教代会全院师生的共同心声，也是全体教职工和学生的共同愿景。如果说，内涵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优质校建设，那么内涵发展的路径选择则是诊断与改进和质量提升工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核心则是人事制度改革和目标绩效考核。建立健全学院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让学院围绕中长期发展愿景在健全目标链和标准链的过程中通过“8字”改进螺旋不断优化与改进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平台支撑下使其愿景逐步变得清晰、透明和可测。与此同时，贵州省贯彻教育部创新行动计划的质量提升工程既是一场质量意识的思想发动，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理念变革，更是一次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群众运动。在教育部门主动引导和学院自觉选择内外两种因素的合力共谋下，质量提升工程和教学诊断与改进互为支撑，使得优质校建设的路径也开始显得更为清晰和可信。只有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目标绩效考核、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协同助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学院高水平发展的愿景才有可能一步步变为现实。

应该说，作为党在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大背景蕴含了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时代方位、环境格局以及内涵特征，也从根本上规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对于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而言，相对于示范校、骨干校和优质校建设的意义在于，其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不再拘泥于某些局部性的探索和实践，而在于其发展内涵与要素的成体系、结构性的优化。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要从时代自觉的高度，“遵循高等职业教育学科发展逻辑和区域经济社会需求逻辑”[14]，自觉关注核心内涵和关键能力的构建，围绕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继续强化成果导向，通过扎实做实绩效考核，才能把各项建设任务做实。只有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区域经济实际，通过扬长补短、造峰填谷，把内部治理结构、高层次教师队伍建设、科研服务能力、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等制约短板补齐，持续不断培育、塑造和张扬学校基本优势和办学特色，才有可能不断提升高水平发展的内涵水平和质量品牌，在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道路上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