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与“正制度”

丁辉

香港的许子东就鲁迅与胡适讲过一句话：“病情是鲁迅看得透，药方是胡适开得好。”鲁迅似乎更能看到问题的根本。他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到文化上，从而一辈子念兹在兹的是改造人心或者国民性。中国向有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一元论传统，制度建设则先天不足，这一病症在鲁迅这里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

很多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文化或者国民性的问题，其实还是制度的问题。比如讨论既久，几成定论的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的问题。国人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是事实，但那是“果”，而不是“因”。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正是长期缺乏民主制度，从而缺乏民主训练的结果。因此不能等到有一天国人具备了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再去实行民主制度;而是要先有民主制度，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养成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已然是大大改观，今非昔比，而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公民从而有了初步的民主训练的结果。

社会变革不是文学抒情。谈改造文化、人心或者国民性往往可以做出更“深刻”的文章，一旦“落地”，就不仅是难，而是几乎不可能，比试图改变空气的成分还要荒谬。因为改变空气成分，在大范围固不可能，最起码在极小的范围，比方说一根试管里，还是可能的。鲁迅的悲观与绝望正在于此。

与鲁迅终身致力于“立人”（“正人心”）不同，胡适一辈子强调的是制度建设（“正制度”）。胡适的努力经常被鲁迅嘲笑、挖苦。鲁迅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排除了“改造国民性”之外的所有努力包括制度建设的可行性，从而陷入了独断的一元论。胡适讲制度优先，却同时并不排斥国民性问题，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但胡适却看到制度本身对人心、人性的塑成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性。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很难说胡适的话有多深刻，却是值得我们记取的常识。

正是因为看到了制度对人心、人性的塑成作用，與鲁迅的悲观、绝望恰成对照，胡适对中国的未来常怀希望，至于被人揶揄为“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犹终身以之，至死不悔。

在动不动有人抬出“文化”“国民性”，有意无意地为制度的延宕提供借口，从而也把制度变革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的当下，作为一名资深的鲁迅拥趸，最起码在“正人心”还是“正制度”这一点上，两者并不矛盾。

（作者系宿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