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8
□管 辉 杜树阳 谷 峪
博士学位论文是学科发展的缩影,其研究主题的变迁能呈现出该学科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并能够据此展望未来研究的生发点。正是其所承载的多重意涵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教育领域,刘晶波[1]、迟景明[2]、焦建利[3]等分别对学前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现状、趋势等进行了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仅有林克松[4]等从学科分布、 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等维度对2003-2011年间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计量分析,但其研究偏重于整体研究现状的探讨,且研究时间截至2011年,专门针对研究主题的系统研究至今尚未出现。
自2005年第一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生至今,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数量、主题与方法等方面迅速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正值我国职业教育由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转变、 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考察这一时期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发展变迁,归纳其特征,梳理存在的问题,展望和反思其未来走向,不仅能为未来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提供参考与借鉴,同时,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研究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等都有重要意义。
研究以我国大陆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其研究主题为研究内容,文中出现的博士学位论文专指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完成并通过答辩且明确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不包括除此之外的学位论文。
研究的数据采集以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源,检索时间为2019年3月7日,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条件,以“职业技术教育学”为检索词,将时间限定在2005-2018年,共检索到112篇学位论文。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所有论文进行逐一阅读,删除不是以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103篇。其中,天津大学45篇(43%)、华东师范大学41篇(40%)、西南大学10篇(9.7%)、上海师范大学4篇(3.8%)、南京师范大学2篇(1.9%)、辽宁师范大学1篇(0.9%)。
当前,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研究主题分类框架。本文在借鉴已有的主题分类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03篇论文进行分析,并结合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实际情况,将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分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等14 个类别。对照103篇论文逐一进行分析,上述主题分类能够完整涵盖和反映样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据此对103篇论文进行主题归类(见表1)。
首先,依据内容分析法基础上形成的研究主题分类框架对103篇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归类统计,以明晰研究主题的整体分布情况;其次,依据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发展情况对学位论文进行分期,以考察不同时期研究主题的变迁;再次,对论文的研究层次、研究性质、研究方法等分析单位进行分类并统计分析,以进一步归纳和梳理研究主题变迁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自2005年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迅速增加、质量不断提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可谓成绩斐然。整体而言,2005-2018年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研究视野愈益开阔、研究主题不断增加,14 个研究主题基本涵盖了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统计显示(见图1),103篇论文中,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11篇)、办学模式(12篇)、人才培养(7篇)、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11篇)、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28篇)、职教教师(11篇)六个主题的论文总量达80篇,占总体比例达77.7%,在年度主题分布中的占比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见表2)。而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职业技术教育史、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职业教育专业与学科建设等主题的论文数量都在4篇以下,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没能形成持续深入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史相关的研究自2014年后再无出现。
表1 2005-2017年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类
图1 2005-2018年间各研究主题整体分布情况
研究方法的运用影响着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考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是了解对研究主题的认识程度的重要途径。本文所考察的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论文中所阐明的研究方法类型;二是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即具体的技术、工具和手段等。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依然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研究的分类以及论文中研究方法运用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类型,收集和分析资料方法以论文中明确说明且呈现的方法为准。
统计显示(见表3),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混合研究占据主导(48.5%),思辨研究(37%)次之,质性研究(13.5%)和量化研究(0.09%)不足,特别是量化研究仅有1篇。具体到各类主题中,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50%)和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54.5%)领域依然以思辨研究为主,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等以混合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主要运用于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的研究之中,仅有的1篇量化研究应用于人才培养的研究中。尽管混合研究和质性研究显著增加(见表4),思辨研究下降,但整体上,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依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严重不足,失衡现象突出。在收集资料方面,83篇(80.5%)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的方法,其中,文献法、量表(问卷)法、访谈法是主要的方法,田野考察使用频次较低,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实验法、民族志等也相继出现在研究中,但使用频次都比较低。在分析资料方面,案例分析、内容分析使用频次最高,统计描述、统计推断使用频次较低。总体上,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趋向综合化、多元化。
对研究主题变迁的考察指向于透过学位论文的发展过程来审视不同时期研究主题的动态发展状况。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根据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论文的发展情况,将其分为 “起步期”(2001-2005年)、“发展期”(2006-2010年)、“加速发展期”(2011-2015年) 和 “深入发展期”(2016-2018年)四个时期(见表5)。
表2 2005-2018年研究主题的年度分布状况
表3 不同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运用分布状况
表4 研究方法的年度使用情况
1.起步期(2001-2005年):着眼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变革。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率先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并于2002年开始招生,2005年产生了这一时期仅有的1篇博士学位论文,这也是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即匡瑛所著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比较研究》[5],其研究聚焦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变革,系统梳理了二战后英、美、德等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的基本历程和特点。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博士点的设立、招生、学位论文的产生及博士学位的授予等发展过程,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趋于完备。此一时期,北京师范大学也于2005年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和职业教育研究不断向好。
2.发展期(2006-2010年):聚焦于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在博士点设立、学位论文的产出量及研究主题等方面都呈现出积极的变化。2006年、2007年,天津大学、西南大学及南京师范大学相继设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还设立了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层次更趋完备,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这一时期共产出博士学位论文24篇,研究主题不断拓展,涵盖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制度与政策、职业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等9 个研究主题,大多主题是首次出现,研究进一步精细化、系统化。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占比最大,特别是职业教育知识生产研究[6]、转型期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7]等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3.加速发展期(2011-2015年):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成为研究热点。此一时期,“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发展规模及“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学位论文等得以迅速发展。一是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和培养单位继续增加,此一时期,上海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开始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二是这一时期我国产出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达51篇,占总体比例的49.5%;三是新生主题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学位论文涵盖了13 个研究主题,新增了“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职业技术教育教育史”“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专业与学科建设”4 个主题;四是论文的方法运用愈发多元,试验法、德尔菲法、民族志、语义分析等都相继出现在研究中。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成为研究热点,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次之,两类主题的论文总量超过同期总体论文的50%。同时,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等主题也受到广泛关注。
4.深入发展期(2016-2018年):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成为研究热点。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开局之年,教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体制四梁八柱的改革方案基本建立,教育改革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8],以新理念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成为主旋律,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成为新诉求,注重内涵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新共识,诸如体系建设、制度创新、结构调整、体制机制改革等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词。职业教育进入深入转型发展攻坚期,此一时期,共产出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27篇,研究主题方面,除了上述13 个主题外,新增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相关的研究,与时代诉求紧密相连。同时,其他主题的研究也继续得到拓展,诸如普职沟通的动力机制[9]、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治理[10]等研究使得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得以深入发展。
2005-2018年间,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多层次的、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持续拓展,新生主题不断涌现,研究主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延续性与拓展性,如高职实践教学体系研究[11]与“行动导向”教学体系研究[12]及“项目主题式”课程与教学模式研究[13]使得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不断得以深化。转型期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4]与集团化发展研究[15]以时代背景和社会诉求关照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不仅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共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职业教育研究得以不断细化、深化。此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有效性[16]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收益研究[17]等使得校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愈益深入。承前启后的研究推动着宏观问题微观化、 具体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与理解不断走向深入。同时,研究主题在不断得以分化、细化的同时,又在交叉发展中趋向综合,呈现出愈发丰富的发展态势。
2005-2018年间,我国职业教育深刻变革,规模与质量共同发展,以中国速度、中国模式书写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智慧,确立了建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和转向内涵式发展的路径。此一时期的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基于时代诉求的职业教育发展成为研究热点,且随时代境遇持续变迁。这一特征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诉求、职业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等密不可分。一方面,回应社会关切、促进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价值承诺和价值体现,而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自然也就成为研究热点。当前,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成为职业教育的时代命题,围绕一系列战略决策,研究者们捕捉到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18]、经济转型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发展[19]等。另一方面,通过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来促进自我革新是职业教育保持生命力与活力的必然抉择,由增量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现代转型引领下的职业教育研究的系统化、 精细化即是如此,而这种“挑战—应答—挑战—应答……”的循环也势必将职业教育研究带向新的图景中。
通过方法的转换与创新来促进认识的深化越来越被认同。统计显示,2005-2018年间的103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有50篇论文运用了混合研究,占比达48.5%,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收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愈益多元,83.6%的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的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综合化趋势日益明显,综合多种方法来认识复杂的教育问题成为共识,这对于研究的深化显然是一个积极的征兆。特别是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混合研究主张开放的、问题导向的混合方法,强调多种方法的结合,有效避免了单一方法的局限,在客观主义和解释主义二者间寻求一种折中,有效弥合了定量研究对复杂教育问题无法量化部分认识上的先天不足,同时也悬置了人们对纯粹的思辨研究书斋内“文学创作式”的自我独白的质疑和诟病。多种方法的结合使得不同方法在同一认识框架内共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也随之丰富,认识更加深入。
表5 不同时期研究主题的分布
研究发现,尽管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整体发展态势向好,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等高度关联,因而对诸如此类热点问题的关注并不直接构成问题,但盲目地跟风热点问题导致的失衡现象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脱节、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失衡等。统计显示,2005-2018年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等6 个主题的论文篇数均在7篇以上,总计80篇,占比达77.8%。特别是但凡国家重大政策出台后,与此相关的研究迅速涌现,而对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缺乏持续、深入的研究,如职业教育专业与学科建设、职业技术教育史、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等主题的论文数量都在3篇以下,一些主题,如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还出现了中断现象。此外,职业教育元研究、职业启蒙教育、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职业教育教材、“双师型”教师、职业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县域职教中心建设、职校生可持续发展、面向特殊人群(新型农民、退役军人、残障人士等)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职业技能与资格认证等亟待解决的难题尚无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这些薄弱点和盲点也是未来研究中应当予以关注的领域。
统计显示,103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理论研究87篇(84.4%),实践研究16篇(15.5%);宏观层次的研究81篇,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研究22篇。上述种种,加剧了研究的失衡现象,不利于研究的系统性和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尽管理论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应用研究是理论研究应用于实践的中介,理论的成熟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修正和提炼,应用研究不足,理论就缺乏向实践转化的介质。因而,鉴于理论成熟的过程性,一味地扎堆于理论研究,反而会延缓理论的成熟,“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远离社会实践的基本理论上,学科无法通过应用研究向社会证明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和贡献,这将有损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和学科发展的外在环境”[20]。因此,“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融合”[21]应当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新思维和新共识。
毋庸讳言,尽管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但职业技术教育学仍然算不上一门十分成熟的学科,学科建设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学科内部建设的问题更为突出,如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缺失被认为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统计显示,2005-2018年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领域,对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仅有6篇,涉及职业教育的基础概念、层次结构等,对方法体系、话语体系等学科建设关键问题的系统研究十分匮乏。对这些问题的简化处理与搁浅影响到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价值认同以及学科同一性的形成,最终伤害的是职业教育的理论建构力和实践指引力。悬置人们对职业教育合法性、合理性的质疑和对职业教育研究的不满,破解学科发展的困境,加强上述基础性、方向性问题的研究无疑是重中之重,应当成为未来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重点。
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是反映某一学术领域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对某一方法的盲信或漠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失衡等都不利于职业教育研究的质量提升和健康发展。统计显示,2005-2018年间的103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量化研究仅有1篇,而定性研究达到52篇,量化研究严重不足。这一状况不仅与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与内涵式发展对提升职业教育研究质量的诉求格格不入,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研究“低水平研究重复过多”的批评。事实上,量化研究将问题或现象数字化处理,以量化逻辑进行分析、解释,力求把握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研判发展趋势,能提升研究的客观性,同时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因而被认为是提升研究科学性和解释力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量化方法更是不可或缺。
职业技术教育学兼具职业性、 技术性和教育性,涉及教育学、职业科学、社会学、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个综合性强、学科交叉多的学科,若仅仅从教育本身来理解职业教育,很容易造成偏狭和短视。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还需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借鉴和运用跨学科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开展交叉研究。统计显示,当前的103篇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明确呈现跨学科交叉研究(这里的交叉指的是理论,不包括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论文仅有6篇,涉及美学、伦理学、政策科学、技术哲学、博弈论、公司经营理论等,其它的研究大多数是在教育学视域和思维中的理论演绎与经验总结,研究方式比较单一。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职业技术教育学既不能局囿于普通教育学的思维定势,也不可对其他有利于深化认识及提升研究水平的思维、方法等置之不理,以跨学科的思维、视野和方法观照职业教育研究,对职业教育中的问题与现象展开多元透视应当成为共识。
盲目地扎堆于所谓的热点问题,对职业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难题视而不见,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一些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欠缺,正如有学者所言:“职业教育学人大多热衷于热点问题研究,在‘问题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相关研究往往对热点现象的肤浅解读,……造成了职业教育学术成果的虚假繁荣,更造成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的缺失,致使我们很难对一些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认识和根本的解决”[22]。而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研究的系统性是化解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虚假繁荣”、低水平重复问题和提高研究质量的必然抉择。
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指向于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23],提出一个科学的、有价值的、可行的“问题”,深入、系统地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路径,而非趁热打铁般盲目跟风和“短平快”的投机取巧。解决问题则指向于聚焦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研究的设计和研究过程始终围绕研究问题而展开,研究问题、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之间须构成一个清晰、科学、严密的逻辑链,进而实现解决问题的目的。
事实上,人们在质疑职业教育研究中一些研究“有什么用”之时,就是在召唤提升研究的解释力、批判力、建构性和应用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指向于研究的符实性和科学性,既要突出问题导向,也要强调研究本身的科学性。批判即是藉由理性的检视与省思对无法实现逻辑自洽的谵妄予以摧毁和重建,促使研究回归理性,形成和提升观念辨别、价值判断和行动选择的能力。建构性即是在理解与批判基础上对观念桎梏和思维定势的解构与重构,意味着开放、提升和发展。对于应用性而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是必须。潘懋元先生曾提出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环节”,即“基本理论→应用研究→政策→操作性措施→实践或基本理论→应用性研究→操作性措施→实践”[24]。根据这一过程,应用研究是理论转化为操作性措施的首要环节,必须经过实践应用的反复检验与修正,形成反馈循环。没有应用研究的指导,理论无法转化为实践。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理论研究占比大、应用研究占比小的现象,显然不利于理论转化为实践、服务于实践。
改变这一现象,首先要改变研究取向单一的局面,给予应用研究及中观或微观层次的实践研究足够的重视,学术刊物、培养单位及导师应当给予适当的引导和鼓励,避免论文选题盲目跟风。其次,各涉及高校应当凝练特色、集中优势,明确各自的主攻方向,形成协同发力、错位发展的局面,避免扎堆热点现象的无序蔓延。再次,加强职业教育元研究,改变理论贫瘠和过度依赖其他学科理论的局面,着重研究的深度及其与职业教育实践的适切性。
当前,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中的特质性概念、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缺失等问题使得职业教育研究中跨时空拼凑及对其他学科理论不加甄别的生搬硬套等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忽略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也损害了职业教育的独立性,同时也反映出学科自觉的缺乏,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学科地位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职业教育的独立性,强化学科建设,首先要加强学科自觉,强化独立的学科意识,坚定学科自信,明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所蕴含的特殊的学科属性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殊社会属性,避免对其他学科及对他国职业教育理论的过度依赖与盲目崇拜。其次,加强对学科建设的研究,不断完善、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的结构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再次,加强自我革新意识,坚定学科立场,形成独立的学科逻辑和规范体系,从套用、模仿走向批判、融合与创新,从外部游离走向内在透视,摆脱“经验或常识性思维主导研究过程,经验事实层面的描述分析成为学术主流”[25]的窠臼,强化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规范研究行为,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量化研究强调周密的研究设计、科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可迁移性等,能有效避免研究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得人们期待的“有用的”研究成为可能。因此,量化研究的应用水平也被视为审视某一领域研究的科学性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方法的变化是教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越深入,对研究方法的要求越高,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也是教育研究方法实证化和定量化的过程”[26]。因而,提升研究的科学性,需要增加量化研究的运用。提升研究的科学性是强化其有用性的基础,科学性和有用性的提升共同构成职业教育研究的解释力、建构力提升的根本路径。当前,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的获取愈发便利,但量化研究能力不足却阻滞了量化研究的运用。因而,推动量化研究的运用,主要在于提升研究者的量化研究能力。查看研究涉及的7 所高校的博士生培养计划发现,6 所高校开设了研究方法课程,但将其作为选修课,且课程内容多偏向于方法论,对具体的技术操作涉及不多。改变这一现状,博士生培养单位应当强化研究方法的教学,将其作为必修课,课程内容应涵盖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技术,并强化日常研究活动中的训练,推动包括量化研究在内的多种方法的运用。
“混沌—分化—整合”式螺旋上升的路线是科学知识发展的一般路线,也是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27],“现代职业教育早已突破了职业与教育、企业和学校、工作和学习、经济界和教育界的境遇,跨越了传统教育学一级学科所能企及的教育学范畴”[28]。知识演化的逻辑和现代职业教育的跨界性预示着研究中单一思维与方法的乏力,召唤基于跨界思维的交叉研究。
推动职业教育研究迈向交叉融合,首先需强化跨界思维,以跨界的视野和交互共生的理念,基于共同的问题和价值导向,摈弃割裂、零碎与人为设置的界限。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密集交叉的学科,基于跨界思维的跨界关照和问题导向的博采众长既是现代职业教育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职业教育研究创新的根本路径。其次,推动职业教育研究迈向交叉融合还呼唤至少包括理论素养和实践素养在内的研究素养的提升。跨学科研究不仅仅指思想观点、方法、术语等的交流,“还包括合作解决问题、保持独立分割学科之间的沟通桥梁、发展在不同学科之间运作的综合理论、在各分割的学科之间重叠的部分开发新的领域等”[29],研究者若不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不能建构合理的理论框架及熟练地使用相关的方法技术,很难实现交叉融合。因而,强化交叉型、综合型人才的培养是关键。当前的人才培养过于强调“知识中心”,人为设置学科壁垒,忽视“泛学科化”的跨越边界、学科互涉、资源整合及方法共享的理念,阻滞了跨界思维的形成。改变这一局面,需要思维前置,从供给侧着手,围绕交叉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实现从学科布局、专业方向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运用等全链条、全过程的有效衔接,培养能“交叉”,懂“融合”的综合型人才,深入推动职业教育研究迈向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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