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8
□袁晓玲 封纪琴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但随着规模的急速扩张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质量不高、投入不够、师资不足、布局不合理、急功近利等等,其中首要问题是质量问题。 如何提高或保证职业教育质量,各国会有不同选择,科学建立质量评价体系和实施质量评价是基本共识。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具有多层次、 多因素且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模糊性等特征,对其全面客观的概括和描述,需将诸多评价内容看成系统彼此关联构成要素的价值实现形式,职业教育组织管理者面临职业教育发展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等战略问题。那么,如何将短期目标与持续增长结合起来,引导职业学校健康均衡发展,是摆在职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平衡积分卡[1](Balanced Score Card,简称BSC)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因果关系链贯穿于平衡积分卡的各个方面,其核心理念在于谋求组织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增加未来绩效的驱动因子,以使组织的“策略”能够转变为“行动”。 BSC模型具有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创新)四个维度,将组织战略转换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从而将战略与其衡量指标有机结合起来。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非盈利组织,追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以赢利为目的,但其组织性、生产性、竞争性与企业无异,且其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开放性、责任性、公益性)与平衡积分卡理论是一致的。因此,根据职业教育管理组织特征,运用平衡积分卡模型,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关于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大多采用普通教育的评价方式,评价内容、评价主体倾向于学术性质的普通教育目标,结果导致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学术能力不足,缺乏特色专长,实践能力缺失。建立科学的、全面的、操作性强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提高职业院校整体办学水平,增强竞争能力、确保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也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研究者基于各自的视角研究教育质量评价主体,从政府、社会、学校等加以论述。 周劲松等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应建立层级分明的评价机制,包括国家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区域(省级、地市级)高等职业教育评价、高等职业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提出以政府、学校自身作为评价主体;姚爱国等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以政府为主体的评估模式已暴露出自身不足,应构建起高职的社会评价体系,实行多元化的质量评估模式;唐智彬等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学校以及职业院校之间的关系, 认为应建立政府作为制度安排者、中介机构为评价主力、社会评价参与的新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已有研究表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要从传统的以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学生等多个主体,如何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有全新的视角。
国际上关于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散见于关于教育质量发展及其指标研究中。 如“Seyfried 根据教学过程质量、教学目标和内容、职业教育发生的内部环境和条件,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质量特征分类;学者Kaaren Blom 把职业教育系统分为质量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质量管理(地方和教育机构)、质量内容(机构/供给方)和质量经历(个人学习者)四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的绩效评价都可以根据质量指标进行”。 沈剑光等从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指标现状分析入手,初步设计出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指标包括职业教育投入指数、 职业教育规模 (层次)指数、职业教育成就指数、职业教育的社会化指数和职业教育发展指数;王明伦从职业教育目的分析出发, 构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发展规模和质量、发展结构、资源利用、社会贡献和发展特色;邢天才认为评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宏观方面主要是从政策、地域、资源等外部环境方面考虑; 微观方面是从学校内部的设施、师资、教学过程、课程、专业学生等方面进行评价。 刘晓欢、刘骋则是从满足市场需求,适应市场变化的角度确定能力标准,认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应分为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职业教育服务质量标准,即学校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评价标准。 熊建武、周进、戴小鹏则认为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除受到学校教育质量、学生自身原因等因素外,还受到国家政策、生源质量、用人制度等的影响,因此应从就业率、就业对口率、职业稳定率、岗位晋升率等多角度评价职业教育质量。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应从职业教育管理实际出发,依据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突显其职业性、应用性、实践性。借鉴平衡积分卡(BSC)理论,多层次、 多方位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对于提升职业教育人才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2],建立并推行战略管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平衡积分卡模型中的四个维度是基于企业建立的,不完全适用于职业教育,需重新定义其维度涵义。本文将采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教育管理组织中“客户”维度内涵,提出“服务相关者”概念并建立了概念模型。
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SHT)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3]。 职业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主要职能是服务,为此将平衡积分卡中“客户”维度定义为“服务相关者”,比较切合职业教育特征。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多锥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4]。 根据多锥细分法的Clarkson 模型分类,将“服务相关者”依据相关服务群体与教育组织的紧密性进行划分,即:政府(B1)、社会(B2)、学生(B3)、家长(B4)、教职工(B5)以及债权人与股东(B6)等六类,构建“服务相关者”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服务相关者”维度概念管理模型
其中社会(B2)维度包含:用人(行业)单位、社区(学校所在地)、学校相关供应商等细粒维度。
由于平衡积分卡是基于企业战略目标,各维度描述的是企业战略管理的相关因子,而职业教育的组织管理、运营管理流程、战略目标、职能、绩效等与盈利性组织有着明显差异,需重新定义BSC 模型中维度及内涵。 根据职业教育特点及价值取向,将平衡积分卡(BSC)模型中“财务”维度定义为“发展与绩效”,重点衡量教育质量发展水平和绩效目标;“客户”维度修改为“服务相关者”,“内部运营”对学校而言主要是指“学校内部管理”,“学习与成长”维度适合学校师生,不需调整,据上述思维,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维度模型如图2 所示:
图2 职业教育质量BSC 评价维度模型
发展与绩效(A)、通过服务相关者(B)、学校内部管理(C)和学习与成长(D)相互约束达到综合平衡。四维度相互独立,每一维度均可单独设立,同时又紧密相联,有其内在联动关系,即:学习与成长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是提高内部管理能力的基础;通过内部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服务相关者提供更大的价值,服务相关者的满意度将影响发展与绩效。
表1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
在BSC 评价维度和SHT 概念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来构建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发展与绩效主要衡量教育质量水平和发展战略绩效,由描述职业教育组织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关键绩效指标组成。主要包含人才培养、奖项与荣誉、学校发展战略等细粒维度评价; 服务相关者评价主要是基于SHT概念模型对政府、社会、学生、家长、教职工以及债权人与股东等进行满意度测评;学校内部管理评价主要是衡量学校资源、内部管理与流程以及管理规范性,主要评价内容有:师资队伍评价、专业建设评价、培养模式评价、课程建设评价、教学资源评价、教学组织评价、教学运行评价、教学监控评价和学校管理总体评价等[5];学习和成长评价维度主要反映学校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能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与其学习与成长能力相关, 其细粒维度主要有:学习能力评估、成长能力评估和创新能力评估,具体评价体系结构如表1 所示:
基于BSC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框架, 既考虑了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又强调了日常绩效管理,关注组织绩效平衡、整体协调与可持续性。其评价可采用单项评价、专题评价、组合评价、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等方法,具体操作方法有待制定详细的评价标准。值得说明的是,评价维度内涵、服务相关者涵义与概念模型同样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质量评价。
[1]Kaplan, R. S. & Norton, D. P. Measuring the strategic readiness of intangible ass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2(2): 52-63, 2004.
[2]陈京京,李名梁.职业教育吸引力评价体系研究[J].职教论坛,2013(24):4-9.
[3]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付俊文,赵红.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6.8(2):16-21.
[5]陈明昆.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概说[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12):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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