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佟相阳 陈旭峰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农民市民化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对于什么是农民市民化，学术界的定义有很多，但主要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的:狭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在中国，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所在城的城市户口。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的市民化过程[1]。 广义的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居民素质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农民市民化过程[2]。当然，大多数研究还是从广义来理解农民市民化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实现由传统社会的人向现代社会的人转变，因此，农民市民化可以在社会学众多的“传统-现代二分理论”当中找到理论依据。在社会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现代二分理论”主要有: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滕尼斯（Tnnies Ferdinand）关于“公社”与“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Max Weber）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等等。当前，我国教育的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针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的城市化特征也非常明显。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培训无论从培训内容还是从培训形式来说都是按照城市化模式设置的，其目标导向也是为城市服务的，但是他们自身并没有实现市民化，这就使得农民与教育培训之间的不相适应性问题非常突出。 如果农民的市民化水平越高，那么农民就能更好的适应具有城市化特征的教育培训，反之则相反。 农民的教育培训意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适应性。 因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市民化水平会影响农民的教育培训意愿。本文所做的工作是要通过实证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笔者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斋奖学金”资助项目“‘农民上楼’与农村教育的发展研究”。该项目的问卷调查工作于2011 年9-10 月在山东Y 市展开。 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 份，回收问卷1098份（回收率为91.5%），在回收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012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4.3%）。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农民的市民化水平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研究，研究假设是市民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对于农民的市民化水平， 笔者通过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是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三个层面来选择变量的，这是本文当中的自变量，而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则是本文要研究的因变量。笔者由本文的研究假设衍生出了以下三个更加具体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有正向的影响，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根据初步分析结果笔者选择三个变量来衡量农民在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 包括居住条件满意程度；孩子是否拥有单独房间；孩子有无固定学习场所。

假设二：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意愿有正向的影响，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根据初步分析结果笔者选择七个变量来衡量农民在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包括职业层次；社会地位；参加选举意愿；成立农民组织必要性；孩子是否由父母照顾；与爱人关系；与孩子关系；

假设三：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意愿有正向的影响，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意愿越强烈。根据初步分析结果笔者选择六个变量来衡量农民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包括对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对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期望自己将来是哪人；土地流转意愿；读书读报频率；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意愿。

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是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根据Logistic 回归分析数据的处理要求，笔者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转换（见表1）：

三、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影响的模型分析

为了更好的说明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笔者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来使用Logistic回归。 在Logistic 回归分析中， 笔者建立了三个模型，逐一加入控制变量。 从Nagelkerke R2的变化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笔者发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个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都显著。 从影响大小来看，最能解释结果的是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其次是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解释能力最弱的是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变量（见表2）。

表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定义

模型1 中，只有农民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进入了模型， 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033， 这说明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能够解释结果的3.3%。 整个模型的卡方检验显著，从各个变量的作用方向来看，农民的孩子是否有固定学习场所这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是正向的，而农民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孩子单独房间的拥有情况这两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都是负向的。 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假设一得到部分证实。通过对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的分析，笔者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 从农民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变量来看，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一般这个因素在0.05 水平上显著， 对居住条件满意这个因素在0.1 水平上显著。 与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农民比较而言，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一般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56.6%，对居住条件满意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61.0%。 可见，最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农民，其次是对居住条件满意的农民，最不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一般的农民；

第二， 孩子拥有单独房间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孩子没有单独房间的农民比较而言，孩子有单独房间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56.1%。 可见，比较而言，孩子没有单独房间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表2 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影响的Logistic 回归模型

第三， 孩子有固定学习场所变量在0.01 水平上显著， 与孩子没有固定学习场所的农民比较而言，孩子有固定学习场所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2.452 倍。 可见，比较而言，孩子有固定学习场所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模型2 中，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进入了模型， 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156，这说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能够解释结果的15.6%。 整个模型的卡方检验显著，模型中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卡方检验也是显著的。从各个社会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变量的作用方向来看， 农民的社会地位、参加选举意愿、成立农民组织必要性、孩子由谁照顾、与孩子关系这五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而农民的职业层次、与爱人关系这两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都是负向的。 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假设二基本上得到证实。通过对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的分析，笔者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从农民的职业地位来看，职业层次变量在0.1 水平上显著， 与职业层次低的农民比较而言，职业层次高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69.7%。 这说明，比较而言，职业层次低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社会地位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社会地位低的农民比较而言，社会地位高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710倍。这说明，比较而言，社会地位高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二， 参加选举意愿这个变量在0.01 水平上显著，与不愿意参加选举的农民比较而言，愿意参加选举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3.403 倍。 这说明，比较而言，愿意参加选举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三， 成立农民组织必要性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认为没必要成立农民组织的农民比较而言，认为有必要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862 倍。 这说明，比较而言，认为有必要成立农民组织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四， 孩子由谁照顾这个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孩子由其他人照顾的农民比较而言，孩子由自己照顾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728 倍。 这说明，比较而言，孩子由自己照顾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五，从农民的家庭关系来看，和爱人关系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 与和爱人关系比较差的农民比较而言，和爱人关系比较好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59.8%。 这说明，比较而言，和爱人关系比较差的农民反而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和孩子关系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和孩子关系比较差的农民比较而言，和孩子关系比较好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658 倍。 这说明，比较而言，和孩子关系比较好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模型3 中，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进入了模型， 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为0.262，这说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能够解释结果的26.2%。整个模型的卡方检验显著，模型中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因变量影响的卡方检验也是显著的。从各个文化资本层面市民化水平变量的作用方向来看，农民对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读书读报频率、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意愿这三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农民对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期望自己将来是哪人这两个变量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都是负向的。而土地流转意愿这个变量的作用方向则复杂一些，愿意流转土地这个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是正向的，是否流转土地要看情况这个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作用方向是负向的。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假设三得到部分证实。 通过对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的分析，笔者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从农民的态度偏好来看，喜欢城市工作方式这个因素在0.05 水平上显著， 与不喜欢城市工作方式的农民比较而言，喜欢城市工作方式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48.4%。 虽然对城市工作方式喜好度一般这个因素并不显著，但是通过数据分析结果笔者发现：对城市工作方式越喜欢的农民， 其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对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一般这个因素在0.1 水平上显著， 与不喜欢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比较而言，对城市生活方式喜好度一般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546 倍。 喜欢城市生活方式这个因素在0.05 水平上显著， 与不喜欢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比较而言，喜欢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2.332 倍。 可见，对城市生活方式越喜欢的农民，其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二，在期望自己将来是哪人变量中，对自己将来是哪人无所谓这个因素在0.01 水平上显著，与期望自己将来是农村人的农民比较而言，对自己将来是哪人无所谓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44.6%。 虽然期望自己将来是城市人这个因素并不显著， 但是通过数据分析结果笔者发现：最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期望自己将来是农村人的农民， 其次是期望自己将来是城市人的农民，最不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自己将来是哪人无所谓的农民；

第三，在土地流转意愿变量中，愿意流转土地这个因素在0.1 水平上显著，与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比较而言，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624 倍。 可见，比较而言，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四，读书读报变量在0.05 水平上显著，与很少读书读报的农民比较而言，经常读书读报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1.686 倍。 可见，比较而言，经常读书读报的农民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第五，参加文化娱乐活动意愿这个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与不愿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比较而言，愿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也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是其3.308 倍。 可见，比较而言，愿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也更加愿意参加教育培训。

四、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经济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有正向的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得到部分证实。 具体来说，最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居住条件不满意的农民，其次是对居住条件满意的农民，最不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居住条件满意程度一般的农民；孩子有单独房间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要小于孩子没有单独房间的农民；孩子有固定学习场所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要大于孩子没有固定学习场所的农民。

第二，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社会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有正向的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证实。 具体来说，职业层次高、和爱人关系比较好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分别要小于职业层次低、和爱人关系比较差的农民；社会地位高、愿意参加选举、认为有必要成立农民组织、孩子由自己照顾、和孩子关系比较好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分别要大于社会地位低、不愿意参加选举、认为没有必要成立农民组织、孩子由其他人照顾、和孩子关系比较差的农民。

第三，从具有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来看，文化资本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对农民教育培训意愿有正向的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得到部分证实。 具体来说，对城市工作方式越喜欢的农民，其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反而越小；对城市生活方式越喜欢的农民，其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也越大；最愿意参加社会教育的是期望自己将来是农村人的农民，其次是期望自己将来是城市人的农民，最不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是对自己将来是哪人无所谓的农民；愿意流转土地、经常读书读报、愿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愿意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分别要大于不愿意流转土地、很少读书读报、不愿意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

[1]陈映芳.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192.

[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