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器具”向“人”转换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乡村职业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之三）

□彭干梓 夏金星

由“器具”向“人”转换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
——乡村职业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之三）

□彭干梓 夏金星

中国职业教育在上世纪30年代曾出现过被生产教育所取代的历史，蔡元培、黄炎培先后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的倾向，以后的发展说明这一告诫的科学性、预见性。本文依托历史进程，围绕人的尊严、价值，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产业工人队伍，来探讨确立乡村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意义和路径。

器具；人；转换；价值取向

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近150年的发展，其价值取向走的是一条从自强、富国到裕民，由“器具”向“人”转换的道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告诫人们：一定要警惕“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的倾向。中华职教社发起人黄炎培也反对把职业教育看作单纯是职业知识技能的传播，强调仅教育学生 “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但是，历史上的职业教育不仅曾数度蜕变成驯化于生产，依附、物化、屈辱地等同于“物”，沦落为“物”的可悲境地，在“文革”时期还曾被毁灭性地摧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面对数以亿计、大部分生长在农村，初高中毕业后进入城镇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本文试图依托历史，围绕着“人”（主要指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和价值，来探讨确立乡村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意义与路径。

一、蔡元培、黄炎培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的教育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和阐释者，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把“人”（受教育者）置于中心位置，教育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全在于培养受教育者作为“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发其自身潜在的创造能力，达到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发现”是蔡元培所开启的新教育思想的核心，它既是超越传统教育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区别于其他侧重平等的平民教育思潮的根本所在。五四教育民主主义思想正是接续“人的发现”这一内核，才能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并进而在这一运动中起统帅的作用。[1]

一战后，蔡元培指责“极端的国民教育”“翘国家以为自尊无上之群制，以国外之世界为其战场，而以国内之人民为其器械，而且恃政府之强权，强以此等主义行于小学教育之中，养成其尊慢己国、蔑视他族、蹂躏人道、增进兽性之习惯”。[2]他强调“人格”、“个性”的发展，其内涵首推独立不惧的自由精神，即保持一种“不以富贵而淫，不以贫贱而移，不以威武而屈”的品质，在现代国家则表现为个人有思想、言论、集会之自由；[3]推及到社会，则表现为“人各自由”的观念，人人有自尊的气概。[4]

1920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批判“教育器具论”。他说：“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应用的。”[5]

1918年5月，黄炎培在讨论“一战”后的教育时就提出对生产教育的异议，他说，“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如何可使土地增加其收获；如何可使人力增加其效能；制造也，如何使之更精；运输也，如何使之更捷。……目光凝聚之一点，唯‘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而已。夫欲解决‘地’与‘人’与‘物’、生产能力之增进问题，舍职业教育尚有他道邪？”[6]20世纪30年代初，民国政府鼓吹教育方针应以“教育生产化”为原则，把1922年“壬戌学制”提出的“七项标准”中的“谋个性之发展”删除，“‘职业教育’被人看作是生产教育的代名词，生产教育也并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的‘副潮’之一了”。[7]

黄炎培一贯反对把职业教育看作单纯是技能的传播，他指出：“仅教育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童没有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为成良善的公民。”[8]黄炎培在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由“物”向“人”转换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刘少奇引用列宁《论综合技术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幅度增加，国家难以普及6年义务教育和初中教育，大量毕业生无法就业。1957年，全国500万高小毕业生中有400万升不了初中，109万初中毕业生中有80万升不了高中，20万高中毕业生中有8万升不了大学。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即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思想。[9]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紧接着的“大饥荒”中止了这一实验。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刘少奇再次倡导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11月，他作出《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并在第二年3月和10月，分别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和城市的半工（农）半读教育工作会议。他预测，“再过50年到100年，中国的工人能够有百分之70、80是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农民的半数是半农半读的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他引用马克思、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设想过，将来的儿童9岁起就要每天从事两小时体力劳动，13岁起就要每天从事4小时体力劳动，……。列宁讲过综合技术教育，我想也是这种制度，就是掌握一门或者几门技术，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刘少奇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工人、农民有文化，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才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10]

综合技术教育概念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列宁在《论综合技术教育》一文中，把综合技术教育当作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现代大工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密切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要求“无条件地”进行这种改革。同时，提出进行这种改革要“避免过早专业化”、“追求单一的劳动技巧”，以防止把职业技术学校变成培养手艺匠的学校。[11]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半工半读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但几经起伏。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把这种学校统计为“农业、职业中学”。全国农业中学1960年曾达到22597所，在校学生230.20万人，年招生59.3万人。但由于国民经济出现困难和农业中学过快发展，1961年下降为3751所，招生14.97万人，在校学生剧降至26.66万人。1965年，全国农业、职业中学再上升至61626所，在校学生443.34万人。正当这种教育制度在刘少奇“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方针指导下加速发展时，被“文化大革命”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而扼杀在摇篮中。[12]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农业、职业中学”遭到批判和毁灭性摧残。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从1967年到1979年，大约有1650万知青“上山下乡”，整个国家因此出现了整整一代的知识断层。那是如火如荼的岁月，也是愚昧疯狂的年代，教师不能上课，学校不能开学，青春被浪掷，人性被偏离。

三、城市化与农民社会身份的延续

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元管理体制形成了城市与乡村两大难以跨越的身份阵营，在几十年的历史沉淀中强化了城乡间的差别，农民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与生俱来的户籍身份使他们始终游离于城乡之间。“身份”－－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就在历史沉淀中不断强化。21世纪的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根本转换，一部分农民因为城市扩大，出现大规模拆迁，失去土地成为市民；大部分农民转移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但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导致的农民身份仍旧延续，身份体制还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城市人口的增量中，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在城市实现永久性定居，被称为“不完全城市化”，户籍改革服从于一个短期的、权宜的经济目标。[13]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一制度改革促使粮食大丰产，农村产业结构大调整，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和乡镇企业兴起，接纳1亿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出现了第一次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民工潮”。它和20世经90年代初期，沿海开发区的发展所涌现的总数达46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14]，被称为第一代民工潮。农民工从此开始走上这条路，但作为一个公民，仅仅由于身份的不同，所享受的却与城市公民有着巨大差别。

（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缺失

与城镇职工相比，大部分农民工普遍没有享受医疗、养老、失业、住房等社会福利。截至2009年底的统计，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只占24%、19%、12%左右。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个小时，89.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个小时。

（二）“被压到最低点”的工资待遇

全国农民工每年至少为城市贡献一万亿元，但其工资水平长期偏低，甚至被扭曲，表现出非公平性和其在工资决定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包括供求弱势、机会成本弱势、人力资本弱势和劳动力市场属性弱势。这种城市偏向和歧视因素，具有明显的重城轻农、抑农的城乡关系特征。[15]正如(美)威廉·刘易斯说，农民工至今忍受着“被压到最低点”的工资待遇。[16]一方面是政府强制性拆迁，低价获取农民耕地；另一方面企业最大限度地压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地方政府通过户口制度等方法拒绝赋予农民城市身份，对农民工的高强度的剥夺，造成了所谓“中国制造”的无限廉价。

（三）“以人为本”蜕化成“以钱为本”

城市化本应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为了增加农民的福祉，让农民生活得更为自由、轻松，而不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土地，从土地增值中获益。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性城市化，伴生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收入和开发商获取暴利的现象。所追求的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因为农民没有 “价值”，土地才有价值。[17]本来是“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工程，已变成了“以钱（或者GDP）为本”的过程。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运动严重恶化了人民与政府、人民与发展商之间的关系，导致农民工普遍缺乏一种家园意识和归属感，不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市民待遇。

（四）乡村人力资本存量的不足

2011年1月21日至22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的一些社区和农村调查，参加座谈的农村基层干部向总理提出，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年人，接受新技术能力差的问题时，总理说：“你反映的是一个大问题。”“农技人员缺乏和劳动力素质偏低，不但使农技推广受到影响，也使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困难。农业现代化不是让农民都出去打工，而是要把农村建设好，让人们愿意留在农村。”[18]总理的关切十分宝贵，就整体而言，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后，农村的组织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存量日益缺失，“通过权力的作用，村落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存在着”。农村资产总量的不足和分布的失衡，将出现“迅速地贫富分化和整体上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19]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20]面对恶性的折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我们一定要避免一种崇尚资本、蔑视劳动的态度。这个态度再往下，我自己感觉，走得了五年，肯定走不了十年，一定出问题，在中国这个社会中，资本和劳动怎么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21]为生产而生产的社会只注重经济利益，压抑和扼制了人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忽视了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自身自然的完善，已经成为城市化中的突出问题。

四、新生代农民工与职业教育的终极价值

2009年底，我国的第一产业已仅占GDP的10.6%，第二产业占46.8%，第三产业占42.6%，城市化进入了加速期。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第一、二代民工潮，新一代农民工已成长为一支新型劳动大军、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支队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对农民工现象的研究，已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特性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流动的动机等社会特征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的。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上第一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但文件对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具体界定。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将新生代农民工认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2]这一定义获得公认。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全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占近一半，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23]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正在实现大规模的代际替换，他们成长的社会、家庭环境和价值观念，相对于老一辈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有理想、有目标，有平等独立自主和明确的权利意识。新生代农民工注重市场原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的尊严，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异于老一代农民工。

2.没有务农经历，渴望进入城市社会。他们出生以后上学，上完学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不太熟悉，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倾向于长期在城市居住。

3.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4.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相对较低。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

客观形势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就业竞争性稳定性和融入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促使自己迅速成为产业升级需要的合格产业工人。

2009年，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在25个城市（区）1000家已建立工会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的4453个有效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为2711人，传统农民工为1742人，前者占总数的60.9%。这一比例接近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61.6%，说明其代表性较高。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则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技能欠缺，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大专、高职）的比重，只占37.5%。[24]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当前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30%左右；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20%左右。在知识和技能逐渐取代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更快的发展，按照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30%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25]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力度。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1亿元，全年培训农村劳动力300万人，培训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政策措施逐步完善，农民工职业技能明显提高。同时，引导他们就近就地就业，鼓励支持返乡创业。但仍然存在着培训项目缺乏统筹规划、资金不足，而且使用效益和培训质量不高，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国家制定的专项规划和地方专项规划，要求到“十二五”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乡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

（三）从“机器人”转换为有尊严的人

2010年5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连连坠楼事件持续成为舆论焦点。至5月27日，共计12名来自农村的员工坠楼，其中10人死亡，2人身受重伤入院治疗，一人割脉自杀未遂。在一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这13个人只是80万分之13，其比例寻常，但密度惊人，为这个时代画下一个巨大的问号。他们中最小17岁、最大28岁，其中5人为“90后”，主要来自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等中部省份的农村。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多的平等、权利、被尊重、自我实现的要求，无法像父辈一样忍辱负重，他们在城市里无根无助，没有尊严，没有未来，被称之为一个酸楚的“飘移的社会”。[26]农民工权益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及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工，希望寻找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但在现实中却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成了一群漂泊到城市这个生活海洋中的边缘人，被淹没在歧视和偏见之中。

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27]“尊严”是道德人格的重要内涵。道德人格指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所表征的首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规定性。在中外伦理学发展史上，尊严属于伦理学范畴，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提到人性的高度来认识与探讨。[28]蔡元培在上世纪初就强调“人格自由”，人人有自尊。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要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不仅要使学员学习技能，具备新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使农民工能融入城市的产业工人队伍中，享有尊严，生活得更加幸福。

近两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力的占比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数量增长率开始回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它不仅为农村调整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对于农村进行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也大有好处；这还说明农民工离正常的产业工人距离近了一小步，其内生动因是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强化，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生活的意义不只是在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企业里谋求养家糊口，他们还怀揣着城市人的梦想。

农民工工资也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201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05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农民工工作的政策法规正逐步建立，就业环境改善，培训力度加大，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社保工作取得突破，公共服务进一步改善。目前全国已有80%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公办中小学免费接受义务教育。[29]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洛奇赤 (Rokeach:1918-1988)把价值取向分为两大类：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前者指反映人们有关最终想要达到目标的信念，后者则反映了对实现既定目标手段的看法。随着城市人力资本的各种制度网络延伸到农村，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统筹城乡发展所必然要求的城乡融合将逐步实现，职业教育将不会停留在技巧的传授上，而是要将其终极目标指向个体的全面发展，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充分发展，以逐步构建一个朝向超越城市、乡村界限，城乡空间融合，人与自然交融的社会。

[1]熊春文.实质民主与形式自由——对蔡元培民初教育思想的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J].社会学研究，2006（1）.

[2][3][4][5]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卷 2：375、卷 2：160、卷 3：547、卷 17：454、卷 4：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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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宝良，陈桂生，熊贤君．中国教育思想通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卷 7：195．

[9][10]刘少奇选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23-327、465-469.

[11]列宁.论综合技术教育//列宁全集[M].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57，560.

[12]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017.

[13]李金.市场化条件下身份格局的变化：分化、延续与转换——从身份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分层秩序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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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年卖地收入7万亿国土部长批评“土地依赖症”[N].中国青年报，2011-01-09.

[18]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温家宝总理到河南基层就政府工作听取群众意见［N］.光明日报，2011-01-02（03）.

[19]陈雷.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0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5.

[21]采取强制手段让农民离开土地定遭报应[EB/OL].凤凰网.财经.2010-12-19.

[22][24][25]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N］.工人日报，2010-06-21.

[23]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0-03-19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00319_402628281.htm.

[26]邓飞.揭秘富士康自杀潮内幕—13个人的残酷青春[J].香港：凤凰周刊，2010-06-13.

[27]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N］.人民日报，2010-03-6.

[28]唐凯麟.尊严：以人为本的新诠释［N］.光明日报，2011-01-31（11）.

[29]白天亮.农民工收入五年增一倍［N］.人民日报，2011-02-14（1）.

彭干梓，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夏金星，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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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518（2011）07-0004-05

责任编辑 韩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