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要深切观照人类命运——本刊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

采访_本刊记者 化定兴（发自上海杨浦）

熊易寒

熊易寒是湖南衡阳人，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如果要寻找身边的励志典型，他无疑是其中一个。从湘潭大学到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再到复旦大学副教授，熊易寒一步一个脚印，在学术道路上深耕细作。

目前，熊易寒主要关注城市化、中产阶级、地方治理等话题，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虽然会思考一些抽象的、看似远离现实的问题，但就像老鹰一样，尽管飞得很高，却始终紧盯着地面，一旦发现目标就直奔而去。“老鹰的飞行高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麻雀高明，而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捕捉猎物。”近日，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就农民工话题及如何做好学术的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以下简称“熊”）。

博士论文是在寻找自己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社会化为主题的，据说这个主题是您放弃原来的研究临时改的，请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熊：2006年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主题是“权力的极限：中国乡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后来中途改题，既有偶然性，也有点命中注定的成分。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首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击倒了我。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

现在想来，倾听和叙述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在体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的命运曾经与他们如此接近：我出生在一个亦工亦农的家庭，父亲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家务农，而我自幼随外公外婆居住在县城边上；在农村念完小学后，我转入质量较好的城镇中学寄读。为了让每学期一百元的寄读费有所减免，外婆不得不托教育局的亲戚帮忙，然后拿着领导的条子去敲开校长的办公室，这曾经深深刺痛我的心灵。我这个农村小学的尖子生、班长，在那里成绩一落千丈，上课犹如梦游，直到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突然间变得懵懂；但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纯属偶然。念高中那年，母亲携弟弟妹妹进城，一家五口蜗居在父亲厂里的单身宿舍，母亲在厂里做临时工补贴家用，现在想起来，原来自己也是农民工子女！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我会选择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

我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一员，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十之八九会成为一个农民工，而我的孩子也将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我不只是在书写他们，我也是在寻找自己。通过博士论文的研究，我试图回到那个决定我命运的岔路口，去看看，如果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的人生将会怎样。

记：“农民工”这个词可以说是随着城市化而产生的，据您观察，农民工这个群体有哪些典型特征？从他们身上凸显出哪些问题？

熊：很难说农民工有哪些典型特征。一方面，我觉得农民工与我们不存在本质区别，如果说区别，只是他们没有城市户籍，总体上社会经济地位低一些；另一方面，跟城市居民一样，农民工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要避免把农民工这个身份本质化。

我也接触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农民工”，有思想，有能力，也很上进。我们需要破除一种偏见，就是农民工之所以成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譬如没文化，不勤奋，不够聪明，缺乏眼界，诸如此类。我还注意到，一些跟我经历相似的“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他们甚至比一般的城市居民更加看不起农民工，因为觉得这些农民工不够优秀，不够努力，而自己就是凭借聪明才智获得了城市户籍，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区别对待是应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我不寒而栗。

社会流动并不总是美好的画面

记：关注农民工群体与您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感受相关，不过与周围的一些人相比，您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而现在，一些人不再相信读书改变命运，比如“农民工”这个词简洁明了地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和阶层，而要改变这种阶层和地位并不容易，对此，您怎么看？

熊：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流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方面是向上流动者付出的代价，譬如他更加用功地学习、打拼；另一方面是向下流动者付出的代价，在一定时期，中上阶层的规模总是有限的，有人向上流动就必然有人向下流动。社会流动并不总是美好的画面，也有残酷的一面。

现在一些人普遍感觉到，社会流动更难了，尤其是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更难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因为学历普遍提高了，学历的信号功能和筛选功能就弱化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越成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社会流动的速率会逐步下降。但对于底层群体而言，读书仍然是相对有效的一种社会流动策略。

此外，我认为需要区分两种社会流动：一种长程社会流动，另一种中短期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记：个体的命运的改变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正如您说的，命运或多或少具有外部性，尤其是群体命运很大程度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具体来说，有哪些方面？

熊：命运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由一个超验的神秘力量所决定的。如果说个体的命运带有太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群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国家、市场、社会与家庭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第一，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塑造我们的命运。国家不仅对有形的资源进行再分配，也在对无形的机会进行再分配。从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从统招统分到教育产业化，国家行为对我们命运的影响何其巨大。国家对机会的再分配不是以个体为单位，而是以群体或社会类属为单位，譬如阶级敌人、流动人口、高收入群体。国家的再分配必须避免制度性歧视，即对特定社会群体的不公正待遇。

第二，市场包括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前者通过产权、后者通过社会流动渠道为我们的行为提供激励，从而影响我们的命运。简言之，我们通过物质市场获得财富，通过地位市场获得社会地位和外部承认。

第三，社会通过自由结社、社会运动、公共舆论、社会资本、关系网络来影响人们的命运。这对于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尤其重要，显而易见，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工人、黑人、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第四，家庭是阶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生轨迹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

我更欣赏“自负的深刻”

记：现在做学术研究的人很多，出了不少成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学术研究并没有研究真问题，而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指标。您觉得，怎么样的研究算好的研究？

熊：我觉得对研究者也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学者首先是一个职业，其次才是事业。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每个从业者都是充满使命感和富有生产力的。学术体系也存在分层，一流的研究者一定是极少数人；对于多数从业者来说，能够做到敬业就可以了，不能强求每个人都做出一流的成果，因为一流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但是，我们学者需要自律，有一定的学术操守，在养家糊口的基础上有所追求，至于能不能做到高水平的研究，有个人能力和努力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和机遇的因素。

在我看来，好的研究具有一个共性，即引发共鸣和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观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

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

记：有人认为，按照一般规律，现在的“80后”正是出学术成果的时候，在学界也比较活跃；但是和“60后”“70后”相比，似乎学术上有些式微？

熊：我不认为“80后”学者逊色于“60后”“70后”。每一代学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使命和贡献。每一代学人有优秀的，也有平庸的；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也有让人不屑一顾的。年龄段不是我们划分和评价学者的一个标准。有人批评老一代学者中有“学霸”“学阀”；也有人批评新一代的学者缺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质，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都是以偏概全。

当然，总体上年轻一代的学者受过更好的研究方法训练，也更加具有国际视野，所以“80后”学人的国际发表可能更加出色一些。但是，学术研究从来不只是知识的竞争，也需要生活阅历，老一代学人对社会事实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刻。但这都是泛泛而言，不能具体还原到个体层面。老一辈也有国际发表优异的，新生代也有少年老成、洞若观火的。

必须承认，“80后”学人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可能确实不如前辈们，但这并不一定与学术能力有关，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术界的权力结构决定的。“60后”“70后”目前正处于各行各业包括学术界的中心位置，所以他们更容易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更容易被外界倾听。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不管是“60后”还是“80后”，最重要的还是认真、踏实地做研究，不要刻意追求话语权和影响力，因为学术界最终还是用作品说话。

记：在社科研究中，有一些属于有证据没思想的，被您称作“精致的平庸”；有一些属于有思想无证据的，被您称作“自负的深刻”，而您更欣赏后者。这是为什么？

熊：我认为思想与方法、创见与证据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思想、有创见，同时逻辑周严、证据充分的研究自是上上之选。既无思想又无证据的陈词滥调与学术垃圾无异。还有两类学术作品介乎二者之间。

一种有证据无思想，我称之为“精致的平庸”。这一类研究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可圈可点，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但是选题往往较为琐碎，用一套精致的方法论证了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或者重复了他人的学术发现，缺乏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数据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这样的学术成果生产周期短，也不难通过匿名评审获得发表机会。

另一种有思想无证据，我称之为“自负的深刻”。美国社会运动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一书就是典型。作者属于在工人运动中自学成才的“工人思想家”，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长期的斗争经验和极其敏感的个性，让他对人性的本质洞若观火。

相比之下，我更为欣赏“自负的深刻”，因为它富有启发性，可以发展为理论假说，经由数据检验之后形成实证性的理论。而“精致的平庸”很少带给我们新东西，他们总是在重复我们已知的事情，或者说出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社会科学家要真正地理解人性、揭示人性，一方面需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的学术训练，这是我们区别于一般观察者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倚重感性认识，重视自己的直觉和体悟，而不是过度地依赖数据和技术，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