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操守遇到名利

当操守遇到名利

韩春雨

针对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的科研团队发现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引发的争议，被中国科学家饶毅、邵峰教授称为“中国学术生态节点性事件”。饶毅、邵峰教授是今年5月2日韩春雨在世界顶级杂志《自然·生物技术》发表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一成果后，最早持正面肯定的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曾被国内媒体誉为“诺奖级”的学术成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几个月来，全球几百家实验室没有一家能够重复实验成功。10月11日，13位中国科学家实名呼吁“为了中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名声对韩春雨启动调查”。饶、邵二位学者之所以称这一事件为“中国学术节点性事件”，是认为此事“在经网络传播和发酵之后，已演变成为中国科研界令人瞩目的一件大事，可能影响中国学术生态”。

近年来，中国反腐风暴所带来的震撼和取得的成果，给国人以前所未有之感。而相对于官场的反腐影响力而言，学术界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显然低了不少。但中国学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重创学术界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声誉。《SCI论文的中国生意》（《南方周末》9月29日）所揭露出来的学术论文跨国造假的事实足以令国人触目惊心：4.7亿元的造假支出经费；此外是参与造假者的身份（高学历，高智商）。我们暂且不管参与造假的巴西杂志《遗传学与分子研究》有何内幕，单看看国内参与造假的是何方神圣。

第一种，是医学界那些有发表论文需求的研究人员。他们发表论文的主要目的大多数是为了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而能否评上职称，尤其是高级职称，关乎工资待遇以及在单位的地位，总之，关乎名利。既然自己写不了，职称待遇又确实诱人，那么就找人代笔吧。

第二种，代笔者，亦即“枪手”。据记者披露，代笔者多为生物学博士或水平稍强的硕士。其中一些人训练有素，“两个月时间就能生产一篇SCI论文。至于论文所需要的实验数据都是伪造或拼凑而来的。”这些“枪手”的唯一目的是钱。媒体介绍，根据北京行情，一篇影响因子在1~2分的论文价格是3万元左右，其中写手可得七八千元，在他们看来，写这类文章纯粹是一桩买卖。

第三种，中介公司的组织者。这些造假的论文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论文同时使用一模一样的表格。而这些表格的生产者正是代笔公司。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这种极不光彩极不道德的交易，并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偷偷进行的，而是成了这些公司堂而皇之的行为。许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重要业务就是代笔SCI论文。《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在一家名为“肽度的界”的医药服务平台网站上，今年3月，有一个SCI论文代发的需求在该网公开招标，居然有7家公司参与竞标。一篇论文代笔费，除枪手的报酬外，大部分由代笔公司赚取。因此，这笔收入成了这些代笔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使作假的论文得以通过，这些代笔公司还和国外的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通过各种关系能联系到第三方评审，而推荐者往往是一些关系不错或有过合作的专家。他们甚至提供根本不存在的专家名字或伪造知名专家的邮箱，而由自己冒名给出评审意见。

这种多方参与的论文造假，有多大的交易量呢？2015年是4.7亿元。《遗传学和分子研究》这类杂志都有个共同特点：作者和机构付费，读者免费，亦即作者须交版面费。这4.7亿元大部分由科研经费和机构埋单。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论文造假的“第一推动力”——论文需求者的情况之一：被揭造假的《遗传学和分子研究》2015年发表的中国学者的文章1605篇，占发稿量的78.1%。来自下述单位的论文作者均榜上有名：中国友好医院胃肠外科、温州医科大学、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立医院等10所医院。而这个论文造假产业，据“枪手”说，早在10年前就存在。《南方周末》的记者认为，“一条完整的SCI论文产业链”因需求的旺盛，“正在蓬勃生长”。

多么可怕的“蓬勃生长”，多么可怕的规模，多么可怕的参与者。说“可怕”，是因为国内参与造假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引车卖浆者之类的“斗升”小民，也不是藏于小街陋巷的黑作坊的造假者，而是有较高学历、活跃于医疗技术界或生物科技界的人士，其中不少人还是医疗一线的白衣天使。他们中有不少人在给人治病。但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健康吗？他们自身的学术头衔是否也是如此“贩卖”而来……知否？知否？

孔子一再褒奖头号大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今天要求知识分子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或许不现实，但操守遇到名利这样溃不成军的惨状，却说明了道德的稀缺、操守的整体脆弱。诚如饶毅、邵峰教授所说，韩春雨的论文真实性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生态节点性事件”，所指不仅是针对韩春雨个人，其实也应针对整个学术界。

顾炎武说过：“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论文造假链的“蓬勃生长”，实乃国耻也。国耻昭彰，能不洗乎？